乡愁有时候就是一只马桶（泉州印象三）

我在泉州晋江见到了一只马桶，就在著名的朝北大厝。说见到可能有点不恰当，它被布帘挡着，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真的放着一只马桶，只是向导说那是放马桶的地方。
走进五店市那幢红砖赤瓦、绮丽豪华的侨楼时，我有些眼花缭乱，那些漂亮的砖饰和精致的石雕、木雕，像是撞进了一个藏宝洞。走廊右侧尽头有一个阁楼，却没有楼梯。向导说，过去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一般都住在阁楼上。
是哦，这大概就是“闺房”叫做“闺阁”的原因吧。向导指着阁楼上一只隐蔽的窗眼说：以前小姐相亲时，媒婆就把男方领到厅堂前的走廊，她就从窗眼往下偷窥——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也这样干过，年轻时约会他总是先到，挑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要是看不上眼就溜之大吉。向导说，那时候小姐不能自己和男的见面，晚上睡觉时梯子要拿掉的。
的确，男女授受不亲，《西厢记》就是这样上演的。人人爱看《西厢记》，但这样的剧本要是在自己家里上演，不是闹剧就是悲剧。有人脱口问道：那夜急怎么办？
向导说，厕所在屋子外面，夜间都是在房间里解决。
向导是个年轻姑娘，不适合深入探讨“下三路”的话题。但大家很快就在另外的房间见到了摆放马桶的场景。大门右厢房“二儿子夫妇”的房内，床头挂着一块蓝色帘子，向导告诉大家，过去马桶就放在帘子的后面。
朝北大厝近900平方米，这么一幢雕梁画栋、文气郁然的豪宅，这只摆在房间床头的马桶，让我突如其来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
我小时候也住在一个阁楼上。那是一座二进的祖传大宅，一共住着七八户人，我家就在门楼走廊的左边，阁楼用石头加青砖平地砌起，我现在还能记得那些花冈岩坚硬的样子。阁楼的窗口对着远处的村口，我每天趴在那儿放眼世界，想入非非。阁楼下面养鸡、养猪，还养过牛，阁楼的床尾，角落里斜挂着一块帘子，后面就放着一只马桶，供晚上小解。
我到同学家玩，几乎每家的房间也有一只马桶，有的在楼梯底，有的在角落。房间里可以没有桌子，没有梳妆台，但马桶是一定要有的，跟柜子一样属于标配，即使是结婚的新房也不例外。房里氤氲着一股尿躁味，但每个人都“入庖厨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农村人食不定时，出恭却大都养成习惯，每天夜里八九点钟睡觉前陆续到屋外的厕所“解决遗留问题”。
人容易忘本，时间不仅是杀猪刀，时间同时还是橡皮擦 ，能把人的记忆很轻松地擦掉。抽水马桶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算太悠久。若干年以前我到上海，当地人说起九十年代在穿城而过的苏州河还有一道“另类”风景：每天早上不少人拎着马桶到河边洗涮。感觉上海现在还见到的当街晾晒内衣内裤的“万国旗”现象，未必全是因为住房狭窄，从文化的角度，与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人们穿着睡衣睡裤到河边涮马桶的传统有某种内在关系。
我所在的城市北海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就辟为通商口岸，但在屎尿问题上同样滞后，随地便溺十分普遍。我的一位广东三水在北海当买办的本家梁鸿勋，在1905年所撰的《北海杂录》中写道：“北海土瘠民贫，然俗尚简俭，易于取足……多版筑而居，编竹为瓦……其甚者茅屋数椽，浓阴四周，渊隘朴陋，如观古画图。”在这种诗情画意的后面，大小便保持着“原生态”，有的在家里弄一个缸安在地上，更多的跑到屋边的沟渠方便，下雨屎尿漫溢。英国人的《中国海关北海关报告》中称，“即使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亦能见到墨绿色像油一样的浓浓污水从室内流出”。
至于“浮家泛宅”、风俗独特的胥家人，大海就是一个大粪坑。直到1905年夏天，北海一些忍受不了街头屎尿横流的商人筹集资金，成立了最早的民办“环卫处”——北海洁净局。他们弄了辆粪车，雇人每天早上在街头摇铃收集粪便。
还是说回朝北大厝吧。当年家里没有厕所，肯定不是庄朝北先生的错，是时代使然。庄先生毕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菲律宾的华侨。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宅，就像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但“文化”和“文明”并不是同一概念。
什么是文明？文明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自己首先想到是过去绅士戴的礼帽和手杖，它就叫“文明帽”和“文明棍”。文化很难改变，文明很难推广，传统的惯性就像车子的轨道，现在叫“路径依赖”。上个世纪80年代，北海不少人开始建“有天有地”的私房，但很多都不配套厕所，就算建了，也“路径依赖”习惯使然，只是小便才用，“出恭”还是跑到社区的公厕。当然，这可能跟当时只是每家有化粪池而没有城市排污管网有关。
五店市的老宅，大多数保存着原状。它紧靠一个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向导说，2011年复原改造时，房地产公司想用这块地建楼，政府没有同意。现在看来，保留下来这片传统街区，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敲下这些文字，仿佛有一阵异味飘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规矩，习惯了的规矩就是文化。乡愁并不只是炊烟，也不只是蛙鸣狗吠、薯巴榄角、村头的大树、同桌的小芳，它也许就是一只童年时熟悉的马桶，原本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沉入了记忆，被意外打捞起来。
相信这样触景生情的人一定不只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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