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舒文化研究》出版
曲柄盉
群舒的历史可上溯到虞夏时期的皋陶。皋陶，少昊之后，偃姓，曾事舜。《尚书·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论语·颜渊》：“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史记·五帝本纪》：“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皇甫谧《帝王世纪》称皋陶：“生于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据此，皋陶当为东夷之人，偃姓的群舒诸国皆为皋陶之后，英、六可能是群舒中最早的封国。
皋陶或为涂山氏之首领。《尚书·益稷》：“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夏商之际，涂山氏或为南巢。《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涂山，在寿春东北。”《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国语·鲁语》：“桀奔南巢。”韦昭注：“南巢，扬州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是也。”
西周时期的群舒虽偶见于文献记载，然淮夷和南淮夷却屡见诸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尚书·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史记·周本纪》：“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既绌殷命，袭淮夷……”《史记·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
淮夷与南淮夷当为生活在淮水两岸之人，淮夷、南淮夷与群舒生存于同一地理空间，因此，西周时期的群舒或被周人泛称为淮夷、南夷、南淮夷。
《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预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今庐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孔颖达疏：“《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
群舒的历史主要见于春秋。群舒有舒、舒鸠、舒庸、舒龚、舒龙、舒蓼、舒鲍、英、六、蓼、宗、桐、巢等国，群舒又称众舒。《左传》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
群舒可能是从徐分出来的一些小国，《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可证徐、舒已不是同一个国家。《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淮南子·人间训》：“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预注：“舒国，今庐江舒县。”《史记·楚世家》：“（楚庄王）十三年，灭舒。”
《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
《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杜预注：“宗巢二国，群舒之属。”
《左传》成公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冬，吴灭巢。”《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史记·吴太伯世家》：“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六年……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而伐舒蓼……不克而还。”《春秋》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左传》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
《春秋》成公十七年：“楚人灭舒庸。”《左传》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櫜师袭舒庸，灭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春秋》定公二年：“秋，楚人伐吴。”《左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群舒皆亡于春秋，除巢之外，基本上都被楚国所灭。
由于历史文献对群舒的记载语焉不详，群舒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确需仰赖地下考古材料的出土。
自1934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寿县进行考古调查以来，江淮地区的商周考古已走过八十多年的历程。又自1959年安徽舒城凤凰嘴墓葬出土铜器以来，一种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器物组合，如牺首鼎、铉鼎、曲柄盉、折肩鬲、环耳缶等在江淮地区多次被发现，根据地望和年代，考古与历史学界基本认定其为周代群舒文化之遗存。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群舒文化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相关论述见于殷涤非、李国梁、李学勤、曹锦炎、董楚平、何琳仪、杜廼松、王迅、张敏等学者的论著。近年来，霍邱堰台、霍山戴家院、铜陵师姑墩、繁昌板子矶、蚌埠双墩、凤阳卞庄、南陵龙头山等重要遗址和墓葬考古材料已经发表，舒城、庐江、枞阳、无为等地又有不少新出铜器资料陆续公布，这就为群舒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使群舒文化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
群舒文化有着自身的文化来源和族源，有着独立的发展历程。西周至春秋时期，群舒文化在江淮地区有着持续的存在和发展，从春秋中期开始，由于吴楚争霸战争等原因，群舒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交融，最后灭国而统一于楚。群舒族群与文化，既与中原王朝有着长期的交流与互动，又受到周边齐、鲁、吴、越、楚等文化的影响和覆盖，这就构成了江淮文明的多元内涵，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本研究侧重于动态地研究群舒文化发展演进、群舒诸国从散居局面经吴楚争霸到最后统一于楚的全过程，阐述群舒文化在中华文明由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群舒是先秦时期分布于江淮地区一支十分重要的群体，群舒文化是江淮地区青铜时代重要的考古学课题之一。群舒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江淮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且对于拓展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分期分区研究的领域，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群舒文化内涵与特征的确立，对于今后在江淮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工作中继续辨识和判定同类性质的遗存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群舒文化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尽快将研究成果面向公众展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对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从以往群舒文化研究中衍生出的若干问题：
第一，群舒文化的年代。
第二，群舒文化的地域。
第三，群舒文化的构成。
第四，群舒文化与中原王朝以及周围文化的关系。
第五，群舒文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第六，群舒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为基础，全面、系统地对群舒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和比较研究，同时兼顾科技考古、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在诸多的群舒文化遗存中，尤以青铜器最能反映族群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群舒青铜器出土边界清晰，典型器物及其组合有着显而易见的族群渊源和年代关联。群舒青铜器多数出自墓葬，相对年代和共存关系明确可信。与学界某些将皖南宁镇土著型青铜器归为春秋以后吴越体系的方法论倾向相近似，江淮地区除可辨明的中原宗周器以外，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群舒器物基本都被纳入春秋以后的年代范畴，因此，群舒青铜器的编年体系及其方法论亟待反思。20 世纪30年代以来，郭沫若、容庚、陈梦家、唐兰、李学勤、马承源、朱凤瀚诸先生相继创立和发展了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青铜器的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又取得了新的成果，这都为群舒青铜器的分期和分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如果说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代表的是贵族（上层社会）的遗存，以出土陶器为主的聚落遗址则代表了一般平民的遗存。本研究以若干经过科学发掘、遗存较为丰富并且已经发表的材料为核心，如霍邱堰台、六安堰墩、庐江大神墩、枞阳汤家墩、铜陵师姑墩等遗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器形如鬲、罐、簋、豆、盆、钵、盉等，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组合、器形特征，建立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分区和分期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探寻群舒文化提供了线索，也为群舒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参照。
安徽沿江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中部，包括了安庆—贵池、庐枞和铜陵三个大型矿集区，铜矿资源十分丰富，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铜矿产地。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该地区已发现了近百处古铜矿冶遗址，包括了铜矿开采、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的完整环节。铜矿资源的开发和控制、冶铸技术的进步和垄断以及冶金活动的生产组织管理，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沿江地区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区域青铜文化的发展，与南方吴越楚文明的崛起乃至中原夏商周文明的更替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要进一步探讨铜矿资源的开发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唯有对其进行包括冶金考古、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能达到研究之目的。
虽然本书有幸忝列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但是，我们深知，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离解决上述问题的目标和学术界的期待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恳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群舒文化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定价：98.00元
古籍新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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