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梦
安升先长篇非虚构小说连载
上篇 做梦
第一章
第二节、哥俩好
我蹦蹦跳跳回家，进门撂下锄头，像洪钟一样雄浑有力的声音喊：“妈吔，仪祉农校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考上了！”
全家人都眉喜眼笑地为我考上中专高兴。粗识文墨的父亲手臂颤巍巍，翻看信封里装着的录取通知书、报到须知，和迁转粮油关系和户口证明。说：“这回你也能吃上公家饭了，不用打牛后半截咧。”
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天，老二被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录取的通知书也来了。一家兄弟二人同时考入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村里人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须知道，那个年代初中毕业考中专、中技是第一志愿。考上高中，多数人还是进不到大学门里头。而中专中技一旦被录取，就迁转粮油关系和户口，毕业分配工作，成为吃商品粮领工资的工人或干部，等于端上铁饭碗。
然而，我兄弟俩去大队开粮户关系介绍信，却被告知：队委会研究过了，你们家人多劳力少，只能去一个，回去商量好谁去谁留再来。
千方百计方争取到这个跳出农门的难得机遇（说是社来社去，后来毕业全部分配工作），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将我击打的晕头转向。毫无征兆的雷雨突然自天而降，心中美好憧憬瞬间化为泡影。弟弟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啃干馍，睡草铺，苦读拼搏，才有今日金榜题名。无论谁留下，都意味着已经露出曙光的锦绣前程，将全部化为乌有。谁去谁留不仅关系个人命运，也影响后辈幸福。
跌入泥潭，无力回天。
我两是一母同胞挨肩兄弟，情同手足，自小一起玩耍，一起帮父母干活。关系好的令村人眼红。弟弟比我小两岁，聪明伶俐，一头乌黑的头发，长得壮实，圆脸蛋胖乎乎的招人喜欢，体型和性格很像母亲。
跟辘轳一样高的时候，我俩就去邻居家井里绞水，四只小手合力摇动L形辘轳把，水桶到了井口，弟弟扶着辘轳把，我去把水桶拉离。满桶抬不动，倒掉一些。每天放学，进门放下书包，提担笼就去挖猪草、捡拾柴禾。夏天，在收获过的麦茬地里我用竹竿挄，弟弟拉大铁耙搂，一背笼一背笼给门前垒个大麦茬集。冬季一同在壕沟塄坎割干枯的青蒿回来晒干烧炕。下雨天母亲织布，姐妹摇着嗡嗡嗡纺车，将棉花捻子抽丝挂线，变成跟我婆尖尖脚一样的穗子。这时候我俩就在窑洞炕脚底或者门楼底下，“走银窝”或者“斗马”。
在这个贫困家庭，我们兄弟俩如同崖边沟畔的酸枣树，没有足够营养与必要雨水供给，艰难而顽强地成长。晚上钻进一个被窝，白天形影不离。默契配合干活，吵吵闹闹玩耍。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蹩蹩扭扭。每当为游戏输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哥哥常常按照母亲讲“孔融让梨”的故事那样谦让弟弟，很快两人捐弃前嫌言归于好。出错的时候，母亲责备的言语或惩罚的板子总是打在哥哥身上。
我九岁那年，弟弟刚上学，我俩合伙在附近大泉村七夕庙会上买了副扑克牌，兴奋的蹦蹦跳跳唱唱歌歌回村，没有进家门就爬到村口大槐树上，坐在浓荫遮盖的树杈上玩“弥竹竿”。
吃罢晌午饭，还不见我俩回家，母亲急得到处向村里人打听。听说我俩早就回来了，焦急地满街道喊吃饭。我俩一阵紧张，猴子似的嗤溜一下从树上哧溜下来。见母亲阴沉着脸，我知道犯了家法，害怕的心咚咚直跳。忐忑不安地低头走进厨房，肚子饿的咕咕叫，却没有取碗舀饭，提起水桶想去绞水，精灵的弟弟赶紧去拿抬水棍。
“桶放下！瓮里水满着哩”。母亲满脸怒气，回来不进家门，爬到树上弄啥去了？
哥哥低着头，老实地嗫嚅说，玩扑克牌。
胖母亲脸色铁青，命令道：“拿谁的牌，快给人家送回去！”
我说是在会上买的，母亲更加生气，厉声问：哪来的钱？
“用你发的两角钱合伙买的”。弟弟有些理直气壮，转动黑溜溜的眼睛补充道：“看着油辣子捞捞凉粉香的很，我都没舍得吃”。也许他认为没偷没逮、合理合法，似乎母亲不该责怪我们。这顶嘴的话只有弟弟敢说。
怒气难消的母亲根本无视弟弟申述理由，有力的右手高高举起重重落下。我穿着单薄裤子，屁股烧辣辣地疼，不由得哎呀喊出了声。在学校我见过老师抽打背不过课文的同学，一巴掌下去，立即留下五个红手指印。我不光屁股疼，心里也感到冤枉，眼泪在眼眶打转转，咬着牙不让它流出来。也许母亲的手打疼了，只在弟弟背上弹土灰似的轻轻地拍了两下，弟弟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妈呀，疼的很！”
母亲当即把崭新扑克牌撕碎投入灶膛火中，怒斥我：你竟敢把弟弟领到会上去买耍赌的扑克牌！看，裤子都挂烂了。我这才发现弟弟的裤裆扯开一拃长的口子，小牛牛都露出来。母亲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永远不准打牌！站着，晌午甭吃饭，看你长记性不！
我乖乖站着不敢动。母亲却拉着弟弟去缝裤子。
晚上，母亲关切地询问我屁股还疼不？道歉地解释说：“不是妈狠心，实在是耍钱赌博把妈害惨咧。小娃娃不敢染上哈（瞎）毛病！”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虽是清末秀才，却因嗜好赌博，输光家产，一辈子没干成什么事情。父母没有跟着有功名的爷爷享福，反而受牵连，汗水和泪水换来的许多钱，还了秀才爷爷欠的赌债。
教训刻骨铭心，从此再也不敢染指扑克。一直到老，我不会玩扑克牌，不要说什么“升级”、“挖坑”、“飘三页”，就是逢年过节“麻将把客待”的时候，亲朋好友拉我上场，自己“糊”了还不知道，至今我连下象棋也看不懂。
十一岁那年，大多数人家都入了农业社，父亲还执拗的单干着，就为倒茬地，他在沟东边地里种了点梨（甜）瓜。暑期的田野生机勃勃，靠近根部的甜瓜已经逐渐变白即将成熟，晚的也有拳头那么大了，藏在茂密的墨绿色叶蔓下。地畔的向日葵露出笑脸，简易茅庵旁的磨盘南瓜正值生育高峰期，蜜蜂蝴蝶围着金黄色的喇叭花飞来转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磨盘状的果实好似多子女家中炕上一个个大小不同脑袋队列。
炎热的中午很少有人干活，田野里一片寂静，只有蛐蛐和蚂蚱枯燥地叫声响成一片。黄鼠从洞里伸出弹簧头，警惕地四处张望，探头探脑寻找食物，或者竖起身子舞动前爪，吱吱地叫着”立孤桩”。与我一样大小的学生钻到玉米地寻猪草，心里却惦记着我家尚未完全成熟的甜瓜，伸出脑袋四处张望。一旦有机可乘，便跟黄鼠一样俶溜溜爬出青纱帐，溜进瓜地不分青红皂白，仓忙摘一两颗，低头猫腰躲进坟堆后面，一圈一圈“璇棒槌”，遇到苦涩难下咽时立即撇掉。
为防止这伙“串地龙”糟蹋，父亲让我兄弟俩以主人的身份去守卫瓜田。我和“串地龙”一般大小，有的还是很熟悉同学。我们一起在旁边农业社苜蓿地里逮蚂蚱，在瓜蔓底下捉蛐蛐，在父亲用棍棒和草帘搭的简易茅庵里，躲避风雨和火辣辣的太阳。
一天傍晚，突然狂风骤起，乌云满天，刺目电闪过后，紧接着轰隆隆雷声，将低沉厚重黑云遮盖的天空，炸开一条口子，瓢泼大雨如同大坝决堤似的倾泄下来。雨点滴落在晒得发烫黄土地上，腾起一股浓烈泥土气息，天地瞬间连成
白茫茫一片。简易茅庵怎能抵御如此肆虐的狂风暴雨，兄弟俩全都淋成了落汤鸡。
空旷的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兄弟俩只穿着单衣，又冷又怕。待雨稍微小点，就用单薄的衣衫遮住头，挽起裤腿，光着半截身子往回跑。沟坡上之字狭窄小路十分湿滑，下坡时弟弟脚没踩稳滚了下去，酸枣刺划得满身血印。我一手提着滑掉了的泥鞋，另一只手拉着弟弟不放，两个泥猴一步一滑，狼狈不堪爬上沟，跌跌撞撞回到家，母亲急忙给换上干衣服。
晚上，两人都感冒了，哥哥尖尖的翘鼻子一点儿不通，不断咳嗽，连连打喷嚏。半夜发高烧，母亲熬了姜汤给我俩驱寒，守在炕头寸步不离。我昏昏沉沉睡到天亮，母亲摸着我发烫的额头说，往后，你看天色不好，就带弟弟早点往回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母亲把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当成大人使唤，打发我来回走四十里路，到县城北大街给父亲抓药。
杨老虎他大（爸）行四，我管他叫四叔，每天下午拿着镰刀背个背篓，来给农业社饲养室牲口割苜蓿。他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肩上搭着一件退了色的黑褂子，腰上插着旱烟袋，烟荷包搭耷在屁股上，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裤腿卷过膝盖，毛茸茸的小腿上，被一条条蚯蚓似的静脉血管串连着。太阳晒的黑脊背闪闪发光，好像涂上了一层油。光脚片上套着有个破洞的粗布鞋，大拇脚指露出来好像伸出的乌龟头，脚板上的老皮怕有一指厚。
四叔的烟锅很特别，跟他胳膊一样长的杆子，吊着老伴精心缝制的烟荷包，烟锅和嘴子都是黄铜的。弟弟站在四叔身边，出神地看着白色烟雾，从四叔满是胡茬的嘴里、鼻子里喷出来，想着抽烟一定很香很享受，便好奇地要尝一口。
杨四叔故意逗娃娃。未曾料到调皮的弟弟吸了几口，不一会儿竟然晕倒了，脸色煞白，吓得我直哭。老练的四叔给弟弟吃了几口生梨瓜，让他在茅庵休息，一个多小时就缓过来。母亲知道后，责怪我没尽到当哥哥的责任：娃要吃，你为啥不拦挡？你总比他大嘛。
好我的娘哩，十一岁的我咋能知道吃烟会晕倒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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