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著新介｜任远的《农村村级社区发展研究》(2001年版) / 四六文摘

《农村村级社区发展研究》任远著，百家出版社 2001年出版

著者：任远

前言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整理完成的。近几年来，笔者参与了一系列农村和区域发展研究，包括“苏南乡镇企业治理结构和农村保障研究”、“浙江台州发展战略研究”、"国家计生委社区发展与人口控制24县试点评估”、“中国八省农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研究”等，对较多农村地区进行了社会调查和人类学访谈，很多理论思路都是在这些实地研究的基础上逐步酝酿产生的。同时，经济学和人类学者在村级社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丰富成果，这些文献材料成为我研究农村社区的第二个窗口、第二个田野，给了我比较大的理论启迪。

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不同，本书希望能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发展作一系统的理论梳理，内容涉及基层管理体制、社区经济运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人口再生产、农村保障、环境保护、村民民主自治建设等方面。笔者认为，本研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较有新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突破。

第一，构筑市场、政府和社区三位一体、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资源配置体系，并以此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村级社区的发展与变迁;

第二，深入讨论村级社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产权安排的地域界限，并论述了社区经济运行和建设市场体系的相互关系;

第三，较为重视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包括地方性规定、地方传统和文化、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等)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第四，重视自下而上、自主创新、群众参与的村级社区民主自治发展，挖掘社区内部各种资源和制度安排，促进农村进步;

第五，从村级社区功能整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各项事业的综合发展，重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我深深感谢我的导师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在我六年的硕士和博士学习生活中，他谆谆教导，传道授业解惑，极大地帮助了我在分析能力和科研能力上得到提高。

我也要感谢复旦大学伍柏麟教授、戴星翼教授、俞忠英教授、刘豪兴教授，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王建民教授、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高尔生教授，他们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我获益良多。

感谢我深爱的父母和妻子，他们在我寒窗苦读的岁月中默默奉献、给我鼓励、给我支持，使我能够在学术的象牙塔中潜心思索，安心研究。

同时，我在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中，获得了当地不少农民群众和管理干部的大力协助。与他們的深入交谈，增进了我对农村社会经济实际运行的认识，对我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此一并表示真心的感谢!

这本书终于付梓出版，我将以此作为我这些年来对农村社区发展研究的一个理论检阅，希望能够为将来我国农村发展尽一点学者的微薄力量，同时作为我继续学术探索的新的起点。由于对农村生活体察不深，很大程度影响了本书的分析深度，错误在所难免，期望读过我的这篇研究心得的同志，对本书的缺点和不足提出批评和指正的意见。

任远 2000年1月5日

前言

第一章村级社区与社区发展

第一节社区与社区发展（社区的属性、农村社区的范围、社区发展模式）

第二节研究框架和主要论题

第二章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

第一节农业生产方式与传统农村社会（资源有限观、集权体制与边陲单元、宗族、乡规和士绅）

第二节行政推动的农村基层管理模式的形成

第三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家庭承包与公共物品、非农经济与集体合作、政社合一到乡政村治、地方传统与现代化）

第三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

第一节社区合作与农业生产家庭化

第二节社区组织的引导合作与社会服务

第三节社区内生性的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四节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积累的社区机制

第四章农村产权安排的社区地域界限

第一节社区因素对企业运营的影响（资本的获取、支持与干预的交易模式、聚合效应与分工合作）

第二节社区公共资源积累的实现形式（社区目标、社区所有制、社区股份合作制、集资与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

第三节对基层社区领导的行为激励

第四节收入分配的社区平衡机制

第五节本地人的社区（本地人与外地人、集体地占有外来人口的剩余劳动）

第六节经济增长的社区非正式制度安排（经济要素流动的壁垒、地方性的规定、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关系资本）

第五章农村社区经济运行模式及未来发展

第一节农村经济的地方法团主义学说述评

第二节现阶段村级社区经济运行特点

第三节农村社区经济模式未来发展的探讨

第六章农村人口再生产的现代化

第一节生育行为的风险假设（风险最小化、泛风险观、风险环境改造）

第二节以社区为基础的农村人口发展（妇女参与、以人为本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群众自我组织、地方性制度安排、综合管理与齐抓共管、挖掘社区资源

第三节社区发展对生育现代化的效果

第七章地方社区性的保障

第一节社区性的保障安排（生活风险社会化、传统社会的保障形式、由社区提供的保障、在社区进行的保障）

第二节保障资源供给的社区机制（福利国家改革、社区性保障的优势）

第三节社区性保障的发展和完善

第八章保障资源供给需求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风险环境和农村保障（风险与行为选择、经济参与的分业化、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少子女化与老龄化、生活水平、储蓄和家庭保障能力、老年和疾病的经济支援和生活照料、风险环境及其演变）

第二节政府保障能力研究

第三节社区保障资源供给（社区的保障责任、企业的保障功能、绿村农民的生活）

第四节工业化、社区发展与农村保障（工业发展和社区类型、社区类型与农民生活、社区发展和保障事业、假想队列下的工业化和保障）

第九章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的社区机制

第一节政府环境管理的局限

第二节农村环境问题与社区环境管理（工业污染、生活垃圾、禽畜粪便、生活污水、社区综合整治）

第三节社区环境管理与群众共同参与（环境保护人口、环境保护行动）

第四节农村环境维护的社区运行机制

第十章社区发展与村民民主自治

第一节从人民公社到村民民主自治（基层管理的体制真空、乡政村治的逐步推进）

第二节村民民主自治对农村发展的意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颠倒的政治发展观、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

第三节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设、组织机构建设和职能完善、乡政与村治的权责）

第十一章社区资源配置与农村发展

第一节社区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生产与生活中的外部效应、国家和农户间的中介层面、资产属性与相适应的产权安排）

第二节市场、政府与社区（社区与市场、社区与政府、市场、政府与社区）

后记

一

长期以来，我们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去规划农村发展，用由上到下的行政推动手段和计划命令方法管理农村各项事业。这种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以人民公社制度为顶峰，在各个领域全面控制农村社会经济，并确保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现，而基本排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农村基层社区中的自我组织机制。“一把手负责制”和“某某管理领导小组”成为农村事务管理的组织机制，造成机构和人员的自我膨胀和效率损失，监控困难、高运行成本和巨大的部门间交易费用占有和消耗了大量社会经济资源，弱化了农村发展带来的实际成效。

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与人民公社由上到下的行政推动发展模式不同，是从村级社区内部寻找各项事业现代化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各项事业的成就有目共睹，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以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契机，农户有了自己独立利益，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并可以独立决定经营的产品和经营的方法，农业产量逐年扩大; 二是农村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乡村工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村第二次大的变化，开始只是在城市计划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夹缝经济，作为农业的副业，但到后来却如火如荼，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农村主业”，农民无工不富，乡村工业化是农民收入改善的重要源泉也是社区公共事业积累的重要源泉; 三是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1984年以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瓦解，成立了村民委员会，逐步实现“乡政村治”，政府行政力量回缩扩展了基层公共生活自我管理的空间，使农民自己决定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鼓励群众参与，民主选举社区领导、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这些农村变革的共同方面是重视由下到上的自主创新、村级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展基层事务自我运行空间，使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这种新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农村社区发展的道路。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在于这是从农村基层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农村运动，不是自上而下按本本规定的行政执行，所以具有不绝的生命力，可以不推自广，不扩自展，在运行中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即使受到挫折，因为来自草根，也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力量和生机。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在于其首先重视群众的积极参与和自觉意识，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不是忽视个人利益的大一统平均主义。只有重视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设史的每一次成功，都与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分不开。群众路线是革命和改革成功的法宝，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发展观符合是群众路线的。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是这种发展观考虑了实际的国情和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是因地制宜的方法论，是东亚农业社会传统与重视和谐互助的历史文化积淀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并因为其因地制宜，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寻找到最适合当地发展的突破口和自我组织形式，找到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是在于这种发展观重视社区层面的资源积累和资源维护，特别是为农村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适当的实现形式。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能力和居民自我积累相对贫困无力的情况，找到了公共资源管理和维护的制度化机制。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在于社区是居于政府宏观主体和家庭农户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的中观主体，是政府下行力、市场外部力和群众参与力共同汇聚的空间。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具有地方法团主义的社区性地域产权特征，同时中观社区可以对人口控制、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群众教育、保健卫生等各个方面发挥独立的作用。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在于基层社区构成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和良好机制。社区具有功能整体的特点，它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条件，具有必须的结构要素和结构要素间必须的配合。社区类似生物有机体，其各个子系统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功能整体性和结构要素的必要平衡，就表现为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农村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在基层社区中往往显性化地表现出与其他事业的发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社区中综合治理的推进也就是农村协调发展的道路。

我们提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原因在于其重视基层社区组织的机构建设和职能完善，尤其是重视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强调基层社区通过自我组织起来充分利用本社区资源实现发展，而不是单单依靠资源的外来输入。这种发展观不仅仅重视社区组织机构建设，同时重视社区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运行的制度化。尤其在当前阶段，建设和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作用的兴起，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中，和国际社区发展的潮流相合拍，并构成国际社区发展潮流的个组成部分。它重视对农村发展道路的实践和探索，重视以社区为基础推动社会经济事业发展，重视社区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务事务，重视自主参与和自我管理的民主和互惠的提高。在当前农村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的力量不足以渗透到广大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力调控体系同时适当地回缩，社区机制具有的引导合作和产权安排作用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就显得更加重要，以社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和社区成员的自主参与，共同促进国家整体的繁荣和进步。

发生在中国农村基层的巨大变化，也为传统和现代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反思的素材。经历了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区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消失或完全被“细胞化"，"全民化”，相反，其作用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汉人社区历史因此具有了“倒逆时间”的独特性。传统的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新发现和重新构造，那么不同文化范式下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就应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欧洲历史为基础总结出现代化的阶段论，并以此对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作相应地和划分，就不一定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区发展，是否可能构成一条中国特有文化范式和传统结构决定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

著名的中国农村研究者黄宗智先生的一些看法也可以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发展道路以若干启迪。他总结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强调基层村庄对农村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并认为其中蕴藏着一条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说: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起了很大的作用。乡村是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50年代的集体化，乡、村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50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成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80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他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他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是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本世纪20年代，著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曾经详细表达了这种观念，可以说是讨论文化范式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学者之典型代表。他在对传统文化和农业社会结构的认识之上，构想了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1921年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基本范式上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取向不同，前者为“向内用力”，后者为“向外用力"，并形成了在传统儒家思想上改造中国社会，实现国家进步并立于世界强国的思想; 1927年之后开始的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是将其思想实践于改造中国农村社会，《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先生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心血总结，他认为"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认为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工业化的过程成为近代国家，而应该通过乡村建设实现民主化和社会化过程，通过乡约组织等基层团体实行地方自治和集体互助，推动群众广泛参与，“在基层组织的重组完成之后，同样的过程将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进行，直到整个国家实现社会化和民主化"，这种基层农村发展的实现，不能依靠官僚体系的推动，而必须是“由基层群众自己动员起来……如果反其道而行--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则几于造空中楼阁矣”! 乡村建设是儒家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决定的中国的前途。在其乡村建设方案中，几乎包括了涉及合作社、基层农民学校、社区自卫、自治管理、公共卫生、医疗等各方面的内容。梁先生的思想构成与当时“国家建设”时代潮流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并且在战乱和强化国家力量的背景下，最终没有得到应用和成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基层发生的变化发展，使我们又重新发现了梁漱溟思想中蕴涵的一些睿智观念，也许，农村社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正是孕育着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也可能是梁漱溟先生等所努力和期待的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简介：

任远，1972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于2001年获得副教授，2006年获得教授职称。曾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助理（2002），在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系（2000）和日本东亚发展研究所（2006）分别从事访问研究员，美国布朗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15-2016）。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2年），曾获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学会评选的“中国十大青年人口学家”（2006年）等学术荣誉。长期从事中国人口变动与发展、城镇化的发展和治理、社会建设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年来的主要著作包括《未来的城镇化道路》（2017年）、《后人口转变》（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