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系列》 之 我与仰韶酒厂的故事 第八部分 | 陈豫闽

作者简

小城旧事系列

之

我与仰韶酒厂的故事

第八部分

陈豫闽

写在前面的一段话：

文章写到此，已经够长了，也超过了我当初的预料。但既然写了，我还是觉得要把有关仰韶酒厂的事情写清楚。因为我是按照志书的要求来写的，一切都力求准确，一时搞不清楚的，就先存疑，把各种说法都写出来。我相信，随着看到我文章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关心仰韶酒厂的人越来越多，是会有知情人站出来发声的。

比如我之前写到，韶州酒已经没有存世的了，包括酒瓶、商标、包装、实物。结果，一个当年在韶州酒厂干过库管的，我并不认识的老同志，就把自己保存的老照片发给了我，并且还给我留言说，他家仍然保存有几瓶韶州酒。

所以，在这第八部分，我仍然要再写一段有关老茹的访谈。（目前抖音上关于老茹的那个视频，浏览量已经接近22万了，并且仍在不断增长，有这么多人关心仰韶酒厂，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据老茹女儿说，估计是厂里有关人员看到了抖音，或者连我这篇文章也看到了。几天前，厂里已派人带着礼品来看望他爸爸了。

——我觉得早就该这么做。不管目前仰韶酒厂是属于啥性质，吃水不忘挖井人总没错。每年能拿出几百万做公益活动，在老茹身上花上三五百，也算是公益的一种，甚至产生的公益效应，广告效应，应该也会不错。由此说开来，那么仰韶酒厂应该看望的，就绝不单单是老茹一个人，应该还有很多。应该把所有的老领导、老劳模、老工人都看望了，这样也等于在县城点亮了一盏盏大红灯笼。这也是一种舍得智慧。

我在第六部分写在前面的一段话中，有一句说到了仰韶酒厂的产量问题，由于老茹是1984年2月已经退居二线，但上面又让老茹说到了1988年的产量，需要解释一下。

在和老茹谈到韶州酒厂1987年产量达到80吨时，老茹听了就很激动，脱口而出就说不可能，他说那时候我们才年产700吨。我也不便说他1984年已经退休了，他咋会知道这么清楚仰韶酒厂1987年的产量数。

因此，我腊月二十九了，又再次厚着脸皮摸到我同学李社家里，浏览了几十分钟《仰韶酒厂厂志》，并用手机再次拍下了部分页面的照片。（他是渑池著名学者，对渑池历史研究得很透彻，目前他接手了撰写新《仰韶酒厂厂志》的任务，因此，最早的、唯一的，一本酒厂老厂志，如今在他手里，他只让我看不让带走。尽管这还是我爸当年与乔厂长合作撰写的。）

遗憾的是，这本厂志上压根就没有产量数字。只是其中第37页上显示：1976年2月，酿造一、二车间相继建成……1988年4月23日，一、二车间合并为一个车间，统称酿造一车间，年产量500吨。

（曾有仰韶酒厂两个退休老工人告诉我：南猪场小酒厂1976年划给我们厂后，工人们都习惯称它为一车间。但这个车间1985年又还给了南猪场，等于没了这个车间。看来厂志上写的一车间，显然说的不是南猪场这个车间）。

《仰韶酒厂厂志》第7页“大事记”上说的更有意思，说是1976年2月、1981年4月、1987年4月、1988年5月先后建成一、二、三、四酿造车间，各自产量均为500吨。——这样看来就有2000吨的总产量了。但这一页上紧接着又显示：1986年建成新制曲车间后，一、二车间改作他用。那总产量又只剩下三、四两个车间的1000吨了。一般情况下，设计产量与实际产量都会有出入，都会少于设计产量。这样看来，老茹说的700吨的实际年产量又靠谱了，因为老茹是有名的“铁算盘”，心底很清。因此我折中了一下，在第六部分我只好笼统地让从老茹口中说出是前面描述的500吨了。

当年真正的产量数，我目前尚未查到。这和我前面还提到的仰韶酒厂共有249条池子一样，如今仰韶酒厂的池子数量我也没搞清楚。

1981年4月一、二车间建成后，又在车间旁边搭建了侧房，有池子229条加20条，总共249条。1988年一、二车间改作他用后，截至目前到底是多少条池子我仍未搞清。只是在老厂志上还显示，他们在1993年曾经改造过800条池子（当然也包括早已经关门歇业的，划拨给他们的国营第六三二厂闲置厂房里的那几百条池子）。

随着仰韶酒厂改制成民营的仰韶酒业，眼下已经从追求产量为主，改为追求效益为主了，过去卖一两块钱一瓶（仰韶大曲出厂价才一块零几分，当时只是为了占领市场，其实是在赔钱赚吆喝。），现在高档的仰韶酒一瓶已经卖到几百元了，利润大幅度上升。所以现在的总产量，已经比1999年的高峰期大大减少，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池子了。

其实随着勾兑产量的不断增加（毕竟酿造的成本要高不少），总产量与池子数量早就已不成正比关系，仰韶酒厂最高年份的年产量即使不说对外公布的10万吨那么恐怖（目前仍有河南省酒业协会的负责人在说），光说县志上确认的8.3万吨这个数字，当年的酿造车间全部达产，也根本生产不出来。这也是眼下就算有人知道了总产量的确切数字，他也算不出池子的数量，因为根本就没有关系。

一个酒厂的池子到底是多少，目前好像都已经成了秘密，一般人很难知道具体数字，更不会有人主动告诉你，尤其是正在使用中的池子数量，因为有些池子即使存在，也会闲置成摆设。我就参观过一个小酒厂，他们让外行参观的酿造池子，如果让内行人看，那池子就从没使用过，就是个唬人的摆设。

56、茹炳坤谈蹉跎岁月（一）

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我担心再发生当事人事后因为某些家务事会与我纠缠不清，第二次去采访茹炳坤时，我专门叫上了仰韶酒厂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工人，此人没退休前好多年，就代表厂里和厂办有关人员一起采访过一次老茹，并且还录了像留在了厂里，可惜过后问起来，厂里竟然因为电脑多次维修没有保存下来。

这次他听闻我正在采访老茹，马上便答应和我一起来了，并且还征得了老茹女儿同意，带上了他个人的小型录像设备。——这个老茹不知道是啥东西，加上老茹还认得他这个老部下，并不影响老茹接受采访时的从容叙述。（对老茹的采访，除了我录音拍照和这次一起来的酒厂老工人录像，老茹的女儿也一直全程拍照录音。）

老茹在二次接受采访时这样感叹：

唉……回想我这一辈子，总觉得对不起国家。总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好好工作过几天，一眨眼就退休了。

从1951年参加工作，到1957年被划成右倾免了职，这期间我倒是问心无愧扎扎实实干了几年，现在想起来，那几年我也真是拼了命地在工作。

县供销合作社这个组织，过去不同于其他行政机关，这个你们年轻人不懂，它是个很特殊的单位，请你们先记住合作社这几个字。

我们单位一开始，就是一个社员群众主动交一块钱入股组成的基层社团组织，我们要对全体社员负责，是拿着大家的钱做生意，然后每个年底给全体社员们分红。

刚一开始，我们的商品只卖给入社的社员，不卖给其他人。曾经有一个叫张树成（音名）的，就因为卖货给非社员，一经发现，第二天就给开除了。到后来，上级发现这样做并不妥当，这才改成对任何人都可以销售，但社员们享受95折优惠，非社员则需要付全价。

有一次，一个群众来门市买了30块钱的东西，我就告诉他，你到后面（我们当时都是前头门店，后面办公）交上一块钱办个社员证，你这些东西只需要付28.5元就行了，扣起入股的一块钱，你还省了5毛。那人马上便办了社员证。

我们就是这样引导发展社员的，速度很快，入社的很多，从不强迫。由于入社人多，股金多，实力自然雄厚，我们的货就比别人卖的便宜，因此生意不错。但由于当年是计划经济，物资十分紧缺，尽管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分红情况也不是很理想。除了我们一区管辖着城关能够盈利，每年大约分5毛外（达到50%已经很高了），只剩下英豪分过一毛二，其他像笃忠段村等基层社，都是亏损不分红的。

我们一区供销合作社能有如此成绩，你们都难以想象那时候我们是咋干的。每天早上4点，就开始起床组织学习（形式主义害死人），6点钟就开始吃饭上班，一直干到黑咕隆咚大约11点才休息，一天只能休息5个小时，晚上还是不让回家就睡在柜台上。更绝的是，社里当时还规定，睡在柜台上的人，每人每晚还要上缴5分钱的床位费。有个叫刘中原的（音名），为了自己的柜台窄，别人睡的卖布的柜台宽，还专门提过意见。因为就有晚上从柜台上掉下来还没醒，一直睡到天亮起床的事情发生过。

说句不怕你们年轻人笑话的事，当时我忙得整年论月都不洗澡，身上有味就不说了，光咬人的虱子都不用逮，随便用手一布拉，就能掉下来很多。还有一个同志，在柜台上吃饭时累迷糊了，错把墨汁当成蘸水吃了一嘴黑。

当年县城干部们当中流行过一句话很难听：“一脸黑，两手油，不是合作社干部，是老毬。”别的行政单位的人，都是穿的中山装、列宁服，周周正正，齐齐素素，干干净净，唯独我们县社干部们，大都是穿的小头棉袄，还没时间拆洗，脏里吧唧的，无论走到哪儿都被人看不起。

我们去银行取款存款，平素常怕一下子取得多了用不完也不安全，往往取的钱够用就行了。但有时候收购的量突然增大了，也会一天去两三次到银行去取款，这样人家银行的人就嫌麻烦了，就说我们，咋不事先计划好，光鸡巴三次两次来取款，真毬麻烦。我们的存款，由于种种原因，个别时候也会出现当天没有去存的情况，结果影响了人家银行人员当天的业绩，人家也会不满意，也会发牢骚说怪话。

翻来覆去，都是我们的不对。但我们听了这些牢骚话怪话也不敢吭声，因为咱惹不起人家，谁不知道人家银行人驾四。哪像现在，银行人求着企业拉存款，求着企业开户。那时候全县就一家人民银行，独一份，个体钱庄解放后也没有了，只要牵涉到资金往来，非求人家银行不可。

直到有一天，一区办公所在地苏门的（念maier）一个县银行的股长，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情况，这才在县戏院（当时是用苇席围起来的戏台子）开大会时，在会上公开表扬我们供销社职工，说我们的职工一个顶他们十个职工，个个都是“铁算盘”，账头清，工作量大，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了的。从那以后，银行人才再也不说我们了。

说我们的工作难度大，我举个例子吧：我的一个邻居叫刘宝民，小名叫宝宝，是我介绍参加的工作，（女儿插话，宝宝不是顶替我三哥才参加的工作吗？老茹没接腔）我觉得人家到后来比我的业务能力都强，算盘那更是没的说。（老茹女儿插话，他不是年年都来看望你吗？老茹说，是的，那是人家知道感恩。）

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一直在南河滩桥墩附近，县供销合作社的水打磨油坊上干会计工作，很聪明一个人。当邵南星副主任让我推荐一个人来收购上工作时，刘宝民被我推荐给了邵南星。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邵南星见了我就说，你推荐那人就是个木糊蛋。没多长时间就不让干了，调到了农具部当营业员。当然，人家后来还是成了先进工作者。

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收购工作非常复杂。我们供销社当年除了卖货，还负责收购粮食棉花生猪鸡蛋，收购之后当然还要卖掉，才能赚取差价。最要命的当年还是16两一斤的秤，金额还要计算到分之后四位数，光“块毛分厘毫”（元角分厘毫）还不够，还要再往后计算两位数，不这样算，群众怕吃亏。

就拿小麦来说，1955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销售价都是一毛一分八，有零有整，收购价我现在记不清了，但一定也是有零有整，就算是一毛三厘三吧。假如人家卖给我们的小麦是98斤12两3，我们收购时要付款多少，你算算？假如我们当天又全卖出去了，我们赚了多少，你算算？假如当天只卖出去90斤，余下来12两3，我们能赚多少，到晚上要给财务上缴多少钱？余粮合计还剩多少？你们谁会算，谁能算出来？光一个除法口诀就能把你练到累死。那可不是光背会“一退六二五”那么简单，还要背“十二两七五，十五两八七五……”（老茹一口气背了一长串，我没能记住）。

这么复杂还不说，有一阵子，上级下文件强调要抓紧“资金回笼”，那会儿更变态，群众卖粮食给我们，过去是当时就在收购点上给人家把款付了，我们这时改变成，收购点上只开票，然后让群众拿着售粮票到百货上去领钱。到了百货上之后，我们并不是照着票上的金额给付群众钱，还需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购物，让他把钱尽可能多的花掉，比如你应得5块2，我会动员你买两毛钱肥皂，一毛钱颜色（染料），一轱辘线等等，等把这些货款都扣除后，才会把余款付给你，你想一下子领到全款，几乎不可能。这样下来，到晚上盘点时更加麻烦，还不说再遇上突发事件。

记得有一回，社里有一个叫郭福昌的（音名），收购时开了一张18块多的票，碰巧遇上了孬人，趁他不注意偷着把18块多改成了180多块，结果到了晚上账对不住了，这下子事大了，县社把公安局人都叫来了，郭福昌由于说不清楚，被逼得差点跳井自杀，幸亏那个孬人很快就被抓住交代了。

再多说一句，我算赶巧了，我在县社再次需要购买大秤时，没有请示上级就自作主张地让当时的“鸿泰钉秤铺”，把16两秤统统改成了10两秤，因为我知道这样能省不少事，能减少不小的工作量。

这个事过了没多久，国家就出台了16两一斤的老秤统统作废，全部改成10两一斤新秤的政策。为此，《河南日报》上还表扬了我几句，现在忘记是谁写的稿子了。（我估计是我爸写的，他当年是县供销合作社办公室的，据说他写的表扬供销合作社废品收购站的稿件还上过《河南日报》头条，他每年都是《河南日报》和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后来还被调到《渑池报社》当编辑和记者几年）。

57、茹炳坤谈蹉跎岁月（二）

被划成右倾免职后，我在单位打了一段杂，也回去歇过一段时间，然后到了1958年3月18日开始干采购员，一直干到1962年，这期间虽然也是在工作，但轻松自在的心里不踏实，总觉得对不起国家。

1962年干贸易货栈经理和外贸公司经理才干了五六年，到了1967年，我又被靠边站了，因为文革开始了，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就都成了“走资派”，都成了坏人，前头十几年都不是给社会主义干了，都成了给资本主义干了——这他妈的都是啥事啊！文化大革命荒不荒唐，你们说。

靠边站之后，我被弄到坡头乡当了工作队员接受改造了，和没干工作没啥两样，整天都是在混日子。期间1968年，吴万钧（时任土产公司经理，后到蔬菜公司当经理）倒是给我谈让我回来工作过，但被我拒绝了，因为还是造反派掌权，还是啥道理也不讲，还是啥也干不成，我回去受那窝囊气干啥？还是待在乡下好，起码不担惊不受怕。从古到今，还是老百姓最好，他们眼睛最亮，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人，摆治人。你真心对他好，他自然也会真心对你好，历来如此。要不是有农村这个大的“避风港”，全国不知道要多死多少好干部啊！

期间的1969年，我去修了一年多的焦枝铁路，一直是待在连部工作也没群众出力大，先是干指导员，后来又让我亲自经手工地用材料，我怕再次受到牵连，只答应负责造表上报等务虚工作，坚决不经手实物。上级没办法，只好实物让从群众中抽调的一个汪坟农民经手。我怕这些都是消耗品，将来工程结束时不好对住数，再有人找我事。我真的是吓怕了。

我下乡坡头这期间，1973年林彪事件后，我还被抽调回去一次，任务是到笃忠张大池村传达上级有关林彪叛逃问题的文件，先党内，后党外，分得很清楚。其实老百姓对这件事并不太关心，政治他们也不懂。谁当头，谁是奸臣，谁是忠臣，都不重要，只要谁能让老百姓一直安安生生过好日子，不要三天两头瞎折腾就行。人老几辈都种地为生，该种啥，不该种啥，啥时候该种啥，啥时候不该种啥，老百姓都知道，用不着老派工作组来村里瞎指挥。

好不容易熬到1975年我被抽调到酒厂筹建处，焕发青春、斗志昂扬，刚刚把酒厂弄到轨道上，开始大发展了，正干得有劲哩，船到码头车到站，到点了，1984年2月，就让我退二线休息了……

虽然又在筹建仰韶大厦时出了点力，但我总觉得这辈子好多时间都被形势荒废了……我身体好，为啥不叫我多干几年哩？

……

和老茹的交谈很顺利，他一点也不糊涂，记忆力超群，倒是我们有时候听不懂好多老话，有些糊涂。幸亏我研究过渑池往事多年，岁数也大，经历的事情也多，大多数时间我都听懂了，陪同来的老上和老茹女儿倒有许多时候没听懂，他们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老茹所云为何事为何因。

临告别时，我又随口问起了，南猪场小酒厂的一些我急于弄明白的事，没想到，这个话题再一次打开了老茹的话匣子，他又让我重新坐了下来听他娓娓道来。

南猪场小酒厂使用的窖泥，根本不可能是从伊川酒厂来的。老茹很有把握地说到：当年河南的酒厂，著名的只有“张宝林鹿”，说的是张弓、宝丰、林河、鹿邑四大酒厂。这里面张弓、林河、鹿邑和咱们一样，是生产浓香型白酒的，是泥池子。只有宝丰是生产清香型白酒的，它们是水泥池子。

1975年咱们酒厂筹建的时候，伊川酒厂几乎和咱们是同时筹建，甚至还晚几个月，都是难兄难弟，哪来的高一辈，咱们咋成了它伊川生的了？咋会去他那儿拉窖泥？真是胡扯！

张云霖、孟光礼他们说，南猪场酒厂曾经去过伊川酒厂慰问是咋回事，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后几年八十年代的事，他们把狼腿拉到狗腿上了。

当时咱们和赊店都属于商办酒厂，属于是商业系统的，人家伊川是工办酒厂，属于工业系统。豫西地区的新安县、卢氏也差点办成酒厂，由于咱们县先投产并且酒质不错，地区才批了咱们，把那两家掐死在娘怀里了。

南猪场酒厂是建成的早，具体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反正1976年仰韶酒厂正式成立划过来时，他们已经不生产了。当时我去看时，只有露天的4个泥池子，咱们大酒厂又在大车间内建了6个泥池子，一共是10个泥池子。然后便请来了鹿邑酒厂的张师傅开始试产。

我记得南猪场建酒厂，是吉仁委任财委主任时让建的（这个恐怕有误，吉担任财委主任是1965年8月到1966年2月，估计不会这么早。倒是吉担任计委主任的1972年8月到1975年5月这个期间的可能性大。由此推测，南猪场建酒厂不会早于1972年8月。），酒试制出来后，口感不错，反响也不错。县上这才意识到玉皇庙东沟的水的确好，这才有了后来筹建大酒厂的决心。

1985年，仰韶酒厂将小酒厂还给南猪场之后，是姜培周干的厂长不假，但也没兴红几天就倒闭了，反正是没有成啥气候，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生产了几年。我只知道他们只有一班工人，一个月只能干20天左右，一锅酒也就是50斤。你说说他们能生产多少？

地区和县上都把重点支持放在仰韶酒厂身上，他们就是没娘孩，兴不起多大风浪，产销量也没多少。他们跟随着仰韶酒厂的设计包装走，猛一看真的像是亲兄弟。但他们没有张师傅的窖泥和技术，口感、品质、价格，当然都比不过我们大酒厂。这还不说，我们后来又请来了四川剑南春等好几家大酒厂的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帮助，我们也派出去很多批人员到五粮液、剑南春、全兴、泸州、宝丰、太白等大酒厂学习，派副厂长费国华和技术科长孙玉法到无锡北京的轻工学院培训学习两年，我们还办了7个月的工人培训班，还印刷了2000册技术手册人手一本学习。这些优势他们都没有。

就要告别时，老人发了几句牢骚。

仰韶酒是1984年4月在全省白酒评比中被评为优质酒，被省政府授予“河南省优质酒”的光荣称号，1985年荣获的“部优产品”光荣称号。虽然这时候我已经退休，但才没多长时间，县上给席厂长一下子涨了8级工资，给我连一级工资也没涨。这有些不合理。我原来的工资比老席高，结果我俩都退休后，人家老席退休工资比我高好多。我问道，难道还有一下子涨8级工资的事？老茹说，是。并举出仰韶大厦白文华被涨了8级工资的例子。说那时候的政策，就是重奖有功人员，就是让人们羡慕。

在交谈中，老茹也承认了后任几个厂领导的创新精神，也服气后任的做法。更是对几个后任，把仰韶酒厂做大做强赞不绝口。

我从《仰韶酒厂厂志》上看到，仰韶酒厂的第一栋三层家属楼，是1983年1月兴建，造价才120元一平方，老茹当时还没退休，还是厂里的一把手，他为什么没给自己分一套房子呢？后任们后来可是每人一个独家小院子啊。

——怕老人伤心，我没敢说出来。但心底里对老人的大公无私默默奉献一辈子肃然起敬。我在心里说，他们这一代人，才真正是共和国的脊梁。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豫闽，男，64岁，退休干部，文学爱好者。

文学百花苑作家联盟

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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