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安东尼奥•内格里|救赎的成熟果实

吉奥乔·阿甘本的近作致力于例外状态——如今笼罩一切权力结构并彻底清空一切民主经验和定义的境况——的研究

王立秋试译

尽管一直以来都是吉奥乔·阿甘本的忠实读者，至今我却只评论过他的一部作品，即1982年出版的《语言与死亡》。[1]

《语言与死亡》本身是一部对哲学的导论，在这部著作中，阿甘本提出了作为他未来作品之标志的，分析的方法：在实存和语言边缘处挖掘的同时，在存在的地域上批判地建设一条救赎的路：一种从不遗忘有死境况的，完全内在的救赎。在哲学中劳动因此而使以下的行动成为必然：亦即，以伦理的承诺穿过存在，同时消除所有辩证的剩余（这些剩余曾在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和衰落的社会主义中盛行一时），并作为结果而生产出一种真实、政治导向的、具有伦理品性并向一种可能的人类救赎运动的知识。一眼看上去阿甘本看起来接近于德里达和南希，从一个欲望他者的观点来看，无论有多虚妄，看上去好像就这样。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阿甘本深化了他对存在的现象学分析，他也就致力于研究可能之物，研究一种新的视域，换言之，类似于从批判的本体论方面穿越语言的世界时的布朗肖一样。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阿甘本和他观察到的，对现实的描绘才近似于一般智力，也就是说，近似于一种作为为斗争，剥削进程和解放的震动所穿越的共通者(the common)的语言存在之关键。

结构这种本体论进路构成的那个世界何以可能？像阿甘本那样的人，在他的现象学描述中永远在心智中一出生便死亡的人，如何积极地建构救赎的观念？正是在这一谋划的基础上，阿甘本的理论道路才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摇动。也许，我们在1990年的《到来的共通体》[2]中可以找到最大的摇动，在那里，救赎的经验自我呈现为绝境/两难。它（救赎）要求死亡的门槛为生命的张力，以及内部化斯宾诺莎的格言“与思考死亡相反，明智的人想到的是生活”的方法所穿越。在阿甘本的思想中，生命政治的观念在这里开始作为核心的潜能(potenza)而出现，这当然是一种焦躁不安的，也许是替代性的权力（是一种不安定的权力，也许是权力的替代性的选线），但在结构上有所创新。接着，在《剩/牲/圣/神人》[3]这个问题式得到最复杂也最悖谬的展示。

事实上存在两个阿甘本。一个坚持某种实存的、命定的和可怕的背景，这个阿甘本被迫不断地与死亡的观念对抗；另一个则通过没入哲学的劳动和语言学的分析来抓住/夺取（添砖加瓦，调动演习并建造）生命政治之视野：这里，在后期的语境中，有时，阿甘本看起来差不多是一个坚持批判的本体论的瓦尔堡[4]。矛盾在于，这两个阿甘本总是生活在一起而且，在你最意料不到的地方，第一个总是再度-出现并是第二个变暗，而死亡阴郁的影子则遍及并反对生的意志，反对欲望的过剩。反过来，也一样。

在《例外状态》(Bollati Boringhieri, pp.120, €12)中，我们有机会同时（在一起）读到这两个阿甘本。首先，阿甘本认出并公开指责这样一个事实，即例外状态（一种死亡的状态）如今笼罩所有结构权力并完全根除一切民主的经验和定义。这是帝国的境况。这里出现了另一条阐释的线索：例外状态的定义被放到了一种无差别的本体论的层级上，无论是犬儒主义的还是悲观主义的，在那里每个元素都在一种平等的否定性的空洞游戏中重新得到了假定（采取）。这里例外状态表现为冷淡中立的背景，对此背景，所有的视角，都为再度被带回一种有能力以非毁灭性的术语来生产意义的本体论而被中性化并滤去了（一切）色彩。这种存在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并在权利只被召唤来赋予现实意义的地方混淆于权利（或在权利的阙如/缺席中存在）。我们因此也就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对权利的高估和对本体论的低估：现实并不生产意义。

在这点上，显然，在例外状态与制宪力（构成力）之间是无差别的，因为它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无区隔/特性的平面上。生命政治的定义——在阿甘本的这一面向看来——本身的提出，就显得与对抗毫无差别：说例外权利虚无化存在，而抵抗和制宪力创造存在是无意义的！不，这里所有在bios中发生的一切都被还原为自然的无区隔/特性，还原为zoe……事实上，要在行动中看到这种迫使一切单向度的bios概念走向某种自然主义的还原的转变是困难的。这第一道分析之分裂的效果是悖论性的：在今天世界中发生的一切看起来都被固定在某种极权主义的、静止的地平线上，就像处于“纳粹主义”的统治之下。但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我们生活在某种例外状态之中，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场剧烈而永久的“内战”，在这场战争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冲突：他们对抗性的力量无论如何绝不可能被削平为无差别（的冷漠）。

然而，阿甘本并没有在这点上停留。《例外状态》向我们呈现了第二个，更为原创性也更为有利的视角：一个斯宾诺莎和德勒兹式的视角。在第二个地域上分析并没有仔细检查某种惰性的生命政治而是用一种狂热的乌托邦的焦虑来穿越它（生命政治）并把握了它内部的对抗。阿甘本掌握得如此熟练的哲学武器，现在在面对笼罩它的复杂性的时候，背叛了不确定性并开始踌躇犹豫；发现像惊喜一样出现，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发现，概念和语言上的创新。后现代在这里被呈现为本体论上的严格性和创造性。在这种退褶(unfolding展开)上，生命政治的谱系给考古学与哲学以延续性。乌托邦的装置(dispositif)并非共时性地对应于本体论的视角，而是历时性地破入、穿透并毁灭制度和司法的发展。这里，辩证法真正地得到了克服因为生命政治被解构并在内部受到了穿越。

在阿甘本那里，生命政治不再经受来自于外部的目光，就像它是某种有待研究和承认的独立的现实那样——它不是某个有待摘取的果实。在这里，黑格尔主义确定无疑地为一种意识到对立双方辩证统一之不可能性的批判所克服。黑格尔左派也为阿甘本所超越。阿甘本甚至超越了本雅明，后者经历并呈现了这一系列问题式的索结和痛苦的辩证之回忆。以一种绝妙的姿态，阿甘本通过穿越例外状态而在伦理上和概念上超越了它：正如原始基督教和原始共产主义超越权力与剥削并通过清空来把它们摧毁一样。在这第二种方案中，阿甘本的分析展示了内在性何以可能是现实主义的和革命的。

就其发展和二元性而言，这是一部恼人的著作，然而就其认识和领会而言，它又无疑是无比杰出的。它澄清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至今仍然认为是完全无用的那个问题——并相反，把生命政治的视角变成了一种可证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一种哥白尼式的经验。

意大利文原文刊载于《宣言-日常公社》(Il Manifesto-quotidiano cumunista)，2003年7月26日。

阿里安娜·波芙(Arianna Bove)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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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注：

关于阿甘本不同语言的著述目录，参见：O网页链接

[1] 吉奥乔·阿甘本：《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场所》(Il linguaggio e la morte: un seminario sul luogo della negativité), 2a ed. Torino: Einaudi, 1982。英译为：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2] 《到来的共同体》(La comunità che viene), Torino: Einaudi, 1990。英译为：The coming community. (Michael Hardt, trans.) Theory out of bounds, volume 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3] 《剩/牲/圣/神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 Torino: Einaudi, 1995。英译为：Homo Sacer (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人类学家（1866-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