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访谈：方法的诞生

朗西埃访谈：方法的诞生

译｜蓝江

你并非一个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你如何在这一大堆东西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在你的早期论文中，你聚焦于1848年前后的时期，然后往前再追溯一点。你是如何选择这个时间段的，如何找到你的文献来源，如何进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的？

一开始，我的计划真的很宏大，也就是说，我想从法国劳工运动开始，知道法国共产党的成立。我想从马克思与工人阶级政治理论的相遇（或者误解）开始。我想依赖于《1844年手稿》。粗略地说，当1844年马克思写下这些最初的文章时，工人究竟发生了什么？马克思注意到了什么，没有注意到什么？我始终有这个想法：不是回到最初的起源，而是回到发生争议和歧异的源头。

让马克思的话语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是的。的确，在工人阶级实践中，是什么让马克思的话语成为可能？在这些话语或实践中，对于马克思来说，什么是他没有参透的东西——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隐瞒的东西？我的想法是，从这一点开始，然后通过整个革命性的工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开始，直到共产主义的开端。我研究了不同的领域，例如，研究了1848年6月的起义者的档案，但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我采访过前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即共产党成立时期的人物。最后，我聚焦于1830-1850年这个时间段。

但我没有听从任何历史学家的建议，我与历史学家的关系不太好……只有一个人对我很热心，即米歇尔·佩罗（MichellePerrot）。她真的很赞赏我的研究，并为之辩护，凸显其价值，但她也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因为她不研究那段时期。毕竟历史学家很拘泥于任意时期中的专业人员的事实。一开始，第一篇文本和第一个方向是阿兰·福尔（AlainFaure）给我的，我用这篇文本写作了《工人的言说》（LaParoleouvrière），他是学历史的学生。阿兰·福尔或多或少给我列举了第一批书目。1972年，有一天，我在我的教室外遇到了他，那时正在罢工，所有没有太多课程。我们一起去吃东西，然后成为了好友。

从那以后，可以说，我所找到的材料本身的关联可以更加系统引导着我自己的研究，从一个文献找到另一个文献，让·麦特龙（JeanMaîtron）的辞典让我找到了一个文献，看会将我带向何方。我与历史学家工作方式完全相反，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给出一般作品的书目，然后你就有了总体框架，你再去浏览那些小册子，看细节。我根本不会这样做，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从一堆来自各个方面的零散的线索开始。

我在档案上花了很多时间，我的方法中的核心要素来自于如下事实，我在老的国家图书馆工作，也就是说，那个地方一切都很集中，当你等待某人给你找出格里尼翁关于裁缝罢工的小册子时，你可以找到晚期拉丁语作者的布代，或者找到教父著作的教义学辞典，或者一卷论法律的文集。这样一来，我可以将《无产阶级之夜》结合起来，因为我在绝对非专业的领域里研究，并且很有可能描绘出工人的小册子与不同的文化、法律或宗教材料之间的线索。

让这本书成为可能的，是我可能建构一种象征性的架构，它与年代学以及传统历史学模式下的因果关系都毫无关系。当我赞美自学成才（autodidaxie）时，这并不仅仅是高屋建瓴，这一直就是我的研究方式。当然，我在中学时背诵了很多东西，比如古希腊语的连词和所有小品词的意思。但在我的作品中，所有的要点都与个人的追求有关，我投入到不熟悉的材料中来学习事物，从一篇文献到另一篇文献，通过我自己的感觉一点一点地搭建起轮廓。这也是雅克脱（Jacotot）的方法，即便我不知道这方法叫做什么：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将它与所有其他东西都关联起来。

这部作品是否在大学体制里受到好评？你的论文考试情况如何？

体制意味着几件事情。当将其作为一个论文题目是没有问题的，当我和让-杜桑·德桑蒂（Jean-ToussaintDesanti）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他本来就是我的导师，但完全对我放鸭子，完全不了解我在搞些什么。然后，我就出现在答辩委员面前，其中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有一位历史学家叫莫里斯·阿古龙（MauriceAgulhon），他觉得不得不要扮演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以他不会容忍一个小丑来搞工人阶级的历史，把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学传统给打倒。接下来是与出版公司的关系。当书要拿去出版的时候，我与出版行业的主流历史学家的关系很微妙。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不想出版，除非将书变成一本档案文集，而瑟伊（Seuil）出版社给出了诸多限制，并带有一丝不屑的态度出版，于是我撤回了书稿。很久之后，在我面对国家大学委员会的哲学家时，他们丢给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朗西埃先生，你的哲学作品是什么？”那部作品对于哲学家来说不是哲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是历史。这是一本怪胎——最终也没有被任何这样的出版公司所接受。当然，有人读了这本书还觉得不错，但那经过一段孵化期。这本书的反应被延迟了，包括海外的反应。在读了我后来的一些更像经典哲学的书，如《歧异》（La Mésentente）之后，现在人们也对这本书感兴趣了。突然，人们会发现，这本书是后来许多著作的基础。

在1980年，从劳工运动或者解放理论问题的角度来看，希望已经被死锁了——不仅仅是由于学科分工……

这是一种双重死锁。一方面，弗朗索瓦·傅雷对整个工人阶级革命传统开始反动巨大的攻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研究教育中心（CÉRES）的人正在兜售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这就决定了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也即是舍韦勒芒（Chevènement）身边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方面，没有人想去听更多的这样类似的故事，另一方面，人们想要理论，好吧，什么叫理论……

你刚刚谈了你在1972-1981年间筹备写作《无产者之夜》的工作和研究的方式，那时的工作是零散的。在那个时期的文章中，你还坚持认为——你不仅仅将矛头对向历史学家，也对向那个时期的阿尔都塞主义中的科学话语——在社会科学中找到一种因果关系，再生产出一种类似于政治的场景，而这种政治将代表与那些被代表的人分开。你的雄心在于建构出一种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故事线索的写作不受到这种优先追溯原因的认识论的支配——对于你来说，意义在于，用结果再现出原因。所以，你转向了审美的语调，你认为这种语调具有潜能，毫无疑问这是社会科学话语中的值得追求的另一种选择。当时你就明确了这个想法了吗？

对于因果关系的想法，的确要做很多事情，但如果你想到的理性类型，对于历史学家和整个政治传统（包括革命传统）来说，太司空见惯了，这种经典的因果模式，不仅意味着探寻一个结果的原因，它一直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层次和另一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根本上，它就是等级制。有一个原因的世界，也有一个结果的世界。在因果戏剧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越接近表面，接近人们的所言所为，你就越远离一个原初的原因，那个原因就越没有意义。普通的历史学家在不得不面对我的材料时，他们会探寻支撑这种或那种话语的深刻原因。历史学家的模式就是拉布鲁斯（Labrousse）的模式：经济，然后是社会，然后是政治，最后是意识形态。这种模式依然十分强大。如果你看看努瓦利埃勒（Noiriel）的劳工运动的书目，如1986年出版的《19-20世纪法国社会下的工人》（LesOuvrie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XIXe–XXe），再看看我的《无产者之夜》，你就会发现在“工人的文化和宗教问题”的标题下面……

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方式——他们会用“革命的原因”这样的子标题。对于每一次革命，有一个结构性原因：经济危机。不过，我们现在知道，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也会发生革命。革命是一个用词问题，而不是证明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所有的小丑都会说突尼斯没有发生革命，因为没有革命计划，仿佛革命计划曾经造就过革命一样。你可以提供条件，这是发生某种聚合的条件，但在1848年发生的革命与1830年发生的革命之间的关系，要比1847年的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甚至你会说革命会以错误的方式发生。以1830年之后的工人的说法为例。此前，商业很不错，之后，发生了革命——那很震惊，人们上街并掌握了权力。但后来人们失去了工作，没有更多的工作了。这意味着工人是双重生物，他们是失去了工作和顾客的劳动者，同时他们是赢得了胜利的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胜利果实被偷走了。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社会行动者始终是多样的社会行动者。探索原因的研究自然会确立关联，但归根结蒂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你认为人民有什么样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逐渐走向一种非等级制的原则。这个原则后来被总结为“感性的分配”：问题并不在于有一个物质世界和一个精神世界，它们处在潜在可以颠倒的等级关系之中。而是说，感性世界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的确立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关系。简言之，这是建立情节的问题。

因此，很明显，写作的价值在于，确定了不同意义之间的某种关联。那么，我的选择，尤其在那个时期，并不是将一种言说场景与所谓的真实场景联系起来，并认为真实场景是基础，而那些用词反应或表达了真实场景，而是试图将言说场景与它自己所有的影响联系起来，或者通过故事线索联系起来，这个故事线索不再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按照历史编排的单纯的故事的先后顺序。这就是我曾经谈过的“无产者”（proletarius）一词，事实上，当我看到奥吕-盖尔（Aulu-Gelle）的论文时，就理解了无产者的问题，在文中，他解释了“无产者”是一个古老的拉丁语词汇，完全不同于今天的用法，其意思是“制造婴儿的人”。我在完成《无产者之夜》之后很久才发现这篇文章。但毕竟，我一直是这样工作的，通过两次解构因果的等级关系，得出了一个不稳固的感性世界：一方面，我认为工人的文本与其他文本一样，要从其结构和表象来研究，而不是作为其他某种东西的表达。这是一个不透明的语言世界，它必须含糊地表达出某种生活方式，而文字就是为这种生活方式服务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也是扩大影响的问题，要看到在那种经历中，什么是真正的象征，不是“什么的象征”意义上的象征，而是感性分配的意义上的象征，在感性秩序总你所占据的位置，这个感性秩序分配了各种位置和可能性。所以，我将词语和场景和文本表象联系起来，通常来说，这些场景和表象属于其他的迹象，属于与工人阶级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在筹划《无产者之夜》的时候，我参考了很多歌剧，这些参考实际上是隐性的，但可以让我可以标识出一个关键时刻。因此，我围绕着两部歌剧，即《西西里的晚祷》（Les Vêpres siciliennes）和《西蒙·博卡内格拉》（Simon Boccanegra），构思了关于卡贝（Cabet）的伊卡里亚公社解体的故事。

1856年伊卡里亚工人剥夺了他们的“主父”卡贝的公社主席的职务。当时，主父的职务非常重要。这是圣西门主义的核心。在卡贝被其子嗣们剥夺职务一年之前，第一版的《西西里的晚祷》正好在巴黎上演。好吧，《西西里的晚祷》的编剧就是杜维耶（Duveyrier），他是一个老派的圣西门主义的“主父”，在《西西里的晚祷》中，有一段情节，即蒙特福特的总督准许他的叛乱的儿子赦免阴谋家，只要这位儿子称他为“主父”。两年之后，《西蒙·博卡内格拉》的第一版也上演了，这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的另一场关于父子关系的问题，最后，当主父弥留之际，年轻的加布里埃勒·阿多诺（GabrieleAdorno）唱起了爱情幸福时光的暮歌。这让我瞥见了那个历史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乌托邦的爱情故事的终结。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回答了你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因果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在主流的因果逻辑中，有一个亚秩序，它决定了什么可以感知，或什么可以思考。而在情节设定的美学中，什么可以感知，什么可以思考的问题总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这是描绘出表面的方式。

在构思这样的情节的时候，是否可以围绕着一个言语行为来布置，甚至可以说是编造出一整套“场景”，这个“场景”与可看到的场景相关联，但它们之间不具有等级关系？无论如何，如果仅仅在句法结构和语法上，如用“因为”（car）、“由于”（parce que）以及“所以”（donc）等词语，这难道不会迫使我们引入一个你并不希望出现的原因吗？

在《无产者之夜》中，“所以”这个词被限定在最低限度——那些现有的“所以”通常会有误导，因为它们被用来反驳一个结论（“所以，与……无关”）。我系统地避免了等级关系，这本书在根本上是由等价关系和可替换关系组成的：以释义的形式引用了一段引文，一个评注，释义取代了引文和评注，并走向了另一个场景，在评注中，有大量的名义上的句子，这是一种间接的自由风格——在十分粗陋的层面上——用福楼拜的话来说，它试图“拧开”（dévisser）各个段落，让它们可以自由地滑动。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流畅性原则，这就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写作原则：消除解释话语和被解释话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让它们处在共同的经验结构当中，反映出跨越了各个学科之间和各种等级的话语之间界限的经验。这就是准-句法问题。

然后，就是塑造情节问题。《无产者之夜》设定了两种类型的情节。一种略带黑格尔式风格的情节，意味着它分为三个部分，就像一个各种循环的循环，你从最抽象的部分开始——工人面对他的问题式身份的典型经验——走向最具体的部分，通过与他人相遇的中介，作为一个群体的群体概括和经验，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就代表着遇到了圣西门主义者。随后还有一种传记式的图示：我选择了一个略做作的情节，这就是一代人的故事。1830年，那些人看到了太阳，并试图忠诚于太阳，那里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个情节过于理想，即便我们有一个人物（高尼），他经历了这一切，并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档案，即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档案。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结构试图说明在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如何将这些人界定为一类特殊的主体或行动者类型，我们如何能够在一系列明显不相干的现象、情境和事件中进行识别，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轨迹。这个轨迹可以延伸到不同的领域。通过美国的伊卡里亚档案，我在完成了论文之后积累了诸多元素，作为我尚未开始写的书的材料，但这本书会粗略地介绍一位法国共产主义工人如何成为美国民主派的农民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序列，但并没有延续下去。

让我们回到你与档案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你的其他作品中遇到的问题，如《词语的肉身》（La Chairdes Mots）。在讨论兰波的章节里，你谈到了他描述时代的方式，你说你并没有从任何系统性的历史出发，然后你就列举了一定数量的文献，这些文献或许可以属于兰波，让他写下了他的时代。这是一种可以在你的研究中找到的方法，无论你考察的领域是什么，这很像是本雅明在《开箱整理我的藏书》（Jedéballe ma bibliothèque）中描述的方法。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用内在的方法界定一个时间、一个时代、一整套前提下的一个期间。毕竟，我的问题通常是：“我们能感知道什么，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了这件特殊事物，是什么创造了这个特殊的世界，让这个特殊的句子具有了意义，获得了象征上的价值——到底是受到羁绊还是获得解放，究竟是给你分配一个身份，将你锁进这个身份之中，还是允许你自己逃离这个身份？”这涉及到如下事实，即我一直在边缘地带研究，偶然积攒了一些碎片或残片，我的想法是界定思考和写作的前提从来都不是主流话语所描述的世代和情境。我们必须要发掘出某种可以感知到的经验结构，唯有当彻底消除了不同知识、政治、社会、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之间的等级制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种经验。我想说的是，这种经验在于你听过随意翻阅一些东西，在搅拌了大量的文献，并查阅了年鉴或疯狂发明家的小册子，或者陈腐的杂耍式行径之后，你才能感觉到某些东西。

我基本上试图结合两种东西。一个是横贯性：我认为理论上最重要的东西出现在交叉点上，当现实中的诗人里尔克在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工马特·亨内贝尔（MartheHennebert）时，或者当想象中的我试图让包法利夫人的经历与基金工人的经验，或者与马拉美的散文诗中的圣西门主义的典礼相和谐式，在那里，不同区域的判断都消失了。另一个是精确性。正是我作为一个园丁的不断地实践所培育出来的品质。和植物在一起，你不可能含糊其辞。对于文本，我也采取这种态度。我比其他人了解得更多，某个时代的可以感知到的文本结构是什么样子，因此也理解了那个时代的哪些行为和词语，能够达成共识或制造断裂。例如，这让我看到了马拉美的一个特殊表达，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而我认为这完全源自于庞维勒（Banville）和戈蒂耶（Gautier），所以，我可以用历史上的变化过程来取代那些公认的历史断裂。

我们的看法是，在你当时的实践中，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边界并非不存在，而是漂浮不定的。不同研究和话语之间不存在等级制，似乎只出现在你后来的作品中。

可能在实践中是这样，即便在当时我不得不压制这种想法。如果你看了《读〈资本论〉》或者其他的文章，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解释了治安是什么，政治是什么，或者艺术的审美体制是什么，我有点束手束脚，我不得不生产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论证话语。你必须得不断地这样做，因为人们想要你这样做，他们希望你按照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去做“理论”，这就是我在《歧异》中的做法。即便如此，我也试图在那里回避一下风险，因为你会在那本书中发现不少这样的场景：如阿文丁山（Aventin）上的平民，巴黎裁缝罢工。毕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在所有这些文章采用了一种叙事的故事线索，让经验中可感知的结构一览无余。你所谈到的在《无产者之夜》中开始起效的方式，也在我所有讨论文学和电影的作品中延续着。

70年代你的另一个研究方法出现在《无产者之夜》之前和同时期的那些文本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讨论的是你对与阿尔都塞主义批判紧密相关的阅读方式的质问。你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何读一篇文本。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挞伐，实际上你不仅对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进内在解读方式进行批判，而且你也批判了福柯的《词与物》。此外，你还谈到了你在档案中发现的工人文本的“表演性”成分，总而言之，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产生效果，而不是它们的内容。在谈到写作《无产者之夜》的计划刚刚开始时，你也说过，你想看的是马克思的来源是什么。你对话语的表演性和实践性的明显兴趣，是否成为一种方法的背景或者开端？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你就是我完全没有阅读条理意义上的方法。对我来说，唯一有价值的方法就是如果它们确定了一个网络和另一个网络之间的关联，那么看词语是否在与其他词语的关系中具有分量或产生共鸣。我对表演性之类的东西一无所知。我们现在讨论表演性，它与某种语言学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它标志着这些词语构成一个场景的方式。无论如何，在70年代，我没有读过什么哲学书，也没有看过什么语言学或方法论的作品。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材料中，对发生在哲学和语言学中理论讨论没有任何兴趣。只是在我完成《无产者之夜》之后，出于某些原因，我才觉得有必要将我们做的事情与某些参照点联系起来。但在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一看我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以及我的各个发现之间的关联。

回到内在解读方式的问题，我认为我的方法一直都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解读，它需要寻求不同意义之间的关系的类型，这些意义构成了文本的架构，阅读一个不经意的关联，就是要通过让一篇文本与另一篇文本产生共鸣，从而把握文本的范围，完全不在乎某人是否已经读过其他人的东西。如果你拿马克思为例，我的问题不是马克思读过什么东西。我认为马克思基本上没有读过当时工人的小册子。所有我读过的东西——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曾经读过它们。他读过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还有一些工厂里的监工的报告，但我认为马克思没有怎么读过所谓的工人阶级文学，我的问题不是找到马克思读过什么，他如何转化这些材料，而是如何通过让其他的文字与马克思的文字产生共鸣，来强调马克思曾说过的东西，这些文字基本上谈论都是同样的东西。

这其实是方法的基本问题：确定思考的共同基础。“科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是阿尔都塞主义和很大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它提出有知识和无知有着云泥之别，即便工人的文本在表面上谈论的是同样的事物，但他们说的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在那些文本中，其中的所表达的意识形态，生活经验，经验的领域，在马克思那里，都是概念。通常有这样的看法，即概念是一个绝对自主的世界，因此，即便一个概念不巧正好与一个经验事实同名，或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它们两者之间是彼此无关的。谈到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如果在某一个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拜物教的篇章中讨论了诸如社会关系的透明度等“人道主义”的主题，我们需要看到，这是某种阶级敌人持续存在的标志，它隐藏在文字本身当中，我们需要彻底消灭它们。我自己认为，非常简单，它们在共同词语和实践的世界的基础上而获得意义，其中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即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自由生产者大世界，都是一大批文本和工人联合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了他所说的东西。否则，如果我们陷入到这样的观念之中，即科学是一个独立的话语，那么同样我们就不得不寻找文本被玷污的原因，要么在科学本身的发展中被玷污，要么在科学与意识形态无穷无尽的搏斗中被玷污。

我的想法是，存在着一些共鸣，你能感觉和理解某些事物都是基于这些共鸣，没有必要了解是否工人读过雅克脱，或者马克思是否读过特别的圣西门主义的小册子或其他东西。有一些能指，让历史的经验、情境、运动、规划和所有这类东西得到流传和具体化。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严格的因果关系，我们只有流传的词语、图像、能指、短语和意义。我的问题并不是去说：“马克思写作那些东西，是因为前一年在某个工人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即便你也能这样去做。苏珊·巴克-莫斯（SusanBuck-Morss）写了一整本书，通过认真地追溯德国报纸上关于圣多明戈革命的讨论，来研究德国的主奴辩证法。我不会这样做。在某些时候，我或许曾梦想这样做，但我没有时间去做。对于我所感兴趣的一切，对阅读方式的质问，我做的事情已经足够了。这有点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正在谈论他：“聆听战斗的隆隆声音”。不是将理论看成建立在其他理论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东西，我们正在挞伐这些理论或意识形态，而是将其视为整个话语世界。这就是依循着福柯的步伐，我讲理论看成一种有效的思考。在整个体制、规则、社会策略和彼此辩证的话语中呈现出来的思考。一种“理论”就是你必须视为整体的各个要素的特定组成的东西。

你喜欢在什么条件下写作？一个封闭的空间？你喜欢在乡下写作吗？在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气候下写作？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喜欢在上午写作，有时候会写作到午后。我喜欢白天，有一张面对窗户，可以看见天空和绿树的桌子。我的一些书是在户外写作的，但得用电脑写。也就是说，写作和研究工作是相联系的。在我的生活中，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去图书馆或档案馆，那些地方都开着。每天我都会去，包括我没有明确目标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有点像电影导演佩德罗·科斯塔（PedroCosta）说的那样：“每天我都会去枫丹白露，带着我的DVD摄像机，就像去上班一样。”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养成了每天去工作的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经常泡图书馆或档案馆，我每天都在工作。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总能发现一些东西，阅读我没有读过的东西，重读，再发现，让一切东西能跃然纸上，与其他东西突然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轨迹，并达成了和谐。重要的是，让自己每天都有可能发现新东西，我的想法是，思想意味着所说是事物，所写下的文字，它们就在那里，从来没有在你的脑子里，但总是能够通过页面来传送，等待着传输到其他地方，得到不同的表达。紧扣材料，是我研究中的必要之事，无论我面对的是一部电影，还是一个艺术作品。我不像你，曾经在历史学或社会科学领域里工作过，你在其中收集数据，处理它们。我做不到这一点。我研究的方式不是收集数据，然后再进行处理，而是维持一定程度的强度。正如德勒兹所说，有些东西跃然纸上，“逼着你去思考”。你总要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材料。如果你不断地让自己看到材料中的惊喜，被来自于其他方的冲击所震撼，你就会有思考的动力。我总是在一种复杂关系下来做研究，一方面，每天将自己沉浸在惊喜当中，另一方面，会突然迫使我面对来自于其他方面的要求——我要回应这些要求，包括如何讨论我之前一无所知的事物，我的想法是，我要让自己沉浸在某件事物中三周、一个月、两个月，我就能对它进行回应。

这也意味着，我不得不反复回到那个带有强度的点，或者那个跃然纸上的时刻。如果我谈电影，我绝对不可能不对我所谈的电影和镜头重新考察，或者说，我必须不断地吸收我尚未消化的东西。我总是不断地撕去画布，不断地重新构图。这就是我研究的方式：我进行了积淀，这意味着在某个时刻，脑中曾经有过一道闪光，有些东西突然从万物种乍现出来。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道风景，你想去把它画下来。我能说的我的研究方式就是这些，有点理想化，毕竟，因为我受到诸多限制，不是所有的限制都能让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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