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竟这样评价郭沫若的字，是褒？是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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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曾对郭沫若的书法有过二次截然不同的评价，他的这二次评价用语有些意味深长，是褒是贬令人感觉摸不着头脑。

沈从文第一次谈及郭沫若的书法，是在1975年6月，他写给黄裳的信里。其中谈及他对郭沫若书法的看法。沈从文说：

“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代表书法最新最高成就，和日本书道家周旋，已绰绰有余…”

在沈从文的这段话中可见，他对郭沫若的书法似乎持赞扬肯定的态度，并认为鲁迅与郭沫若的书法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最高”成就。

但沈从文的这番话很可能并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因为在短短一年多以后，在1976年10月12日写给张宗和的信中在谈及郭沫若的书法时，他话风一转，似乎颇有几分忿忿不平之意。他写道：

“我已快卅年没有为什么人写过一张字，……不写字冒充假风雅，还有个原因，即觉得这一行死去的既有鲁迅，活着的又有郭沫若，“天下定于一”，生死作家都有了一个人，就够了。我再来附庸风雅，似不必要。可是香港方面熟人办了个《书谱》，说我是作家中唯一懂书法的人。说的当然近于半开玩笑的好意。其实写字在历史上从来多是在当时，谁官最大，谁就写得最好。”

在这段话中，沈从文借别人之口夸耀了自己的书法水平，并在字里行间隐约表达出对郭沫若等人的书法，是得益于官职地位的原因，才受到众人吹捧的几分不屑。

沈从文对郭沫若书法的两次评价，并未能完全从理智分析出发，也没有在专业层面说出优劣，反倒透露出一丝酸意，令人不禁感叹，这些文化名人在评价别人时，也未必能做到客观公允。

但有人对这件事另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沈从文的说法自有他的道理。那个时期，郭沫若等人的书法受到众人一致称赞，他的书法甚至被尊称为“郭体”，恭敬者众，却极少有提出异议者。

这种现象在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极不正常，因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会是完美之作。

欣赏品评艺术出现众口一辞的情况只能说是蔽于名人之地位及影响而不敢说出己见，这实乃是书法艺术之哀。而沈从文不管出自何种心理状态，他肯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虽有些偏激，但他文人的那种天真和直率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实，细一考察，沈从文口出此言并不意外，实乃是他性格使然。

沈从文出生于行武家庭，他的祖父年少时以卖马草为生，后加入清军，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得到提拔重用，曾当过贵州的提督。

沈从文的父亲早期投身辛亥革命，曾密谋策划过刺杀袁世凯，事情败露后逃到山海关外。

沈从文的祖父和父亲性格皆十分彪悍刚毅，这种气质也遗传给了沈从文。沈从文身上的灵性与浪漫更多的来自他的母亲。

沈从文十四岁到土著军队里当兵，二十岁时只身一人闯荡北京。他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学旁听，接触到了胡适等文化名人，并接受了激进的思想观点，他曾慷慨发声呼喊“救救国家”。

但他对政治却不感兴趣，他将全部的精力与热情投入到文学的创作之中，小说《边城》与《长河》是他的代表作。

沈从文率真浪漫的文人气质使他口无遮拦，快人快语。而他身上所隐含的刚毅个性又使他在遭到反击时不愿轻易妥协，这就使他吃尽了苦头。

沈从文不赞成作家从政，在他20世纪40年代初的《文坛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文中，他表达了作家应站在大众的立场，应避免从政的观点。他认为作家一旦从政，难免“超时讨功”、“凑趣帮闲”，会忘却作家应坚守的文学的道义。

沈从文不但在书法上评论上口无遮拦，在文学艺术上他也敢于直言。

他曾在1930年发表《论郭沫若》一文，文中直言不讳地对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提出个人看法，他称郭沫若不是创作小说方面的人才，他称“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他还略带天真地给出个人的劝告，建议郭沫若放弃小说的创作。

客观来看，沈从文的建议也有道理，郭沫若虽然在小说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创作了将近三十多篇小说，但却没有什么影响，很少有人提及，与他在其他领域的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沈从文的快人快语虽显唐兀，也令人略感尴尬，但也基本还算客观，并未出格。

沈从文一而再地对郭沫若的书法文学艺术提出批评，最终引来了郭沫若的反击，郭沫若在1932年发文，他说：

“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我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是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

郭沫若将沈从文称为“大小说家”，也是有挖苦嘲讽之意。

有人将沈从文对郭沫若书法与文学艺术所作的评价称为是文人相轻，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但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却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

从品评书法的方面来看，郭沫若与沈从文的字各有所长，但郭沫若的书法所显露出的豪迈艺术气质，却是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