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分守己即显天理良心

守分守己即显天理良心

文 / 澄海

王阳明的学说以“良知”为本。良知是什么？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宋儒最喜欢讲天理，天是天赋的，不是人为的，良知是天赋的明觉，不待学而能知，他的内涵是“真诚恻怛”，换句话说，那是内在于生命的觉知，所以阳明说：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是理事圆融，端在具良知的心体上发挥。所以必须以“知行合一”来检测，致良知离不开知行合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未知人欲蠢起，良知冥昧，遂知行不能合一，这和朱子注《大学》的话相同：

“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阳明更上一层说至善，更容易贴近生活：

“至善只是此心极乎天理便是。”

致知为了至善，要从心自然发现：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

理的发见处在哪里？就在“未发谓之中”。佛家称为般若，但涉及的内涵相当广大，正是阳明所说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深奥妙趣，谈多了便是神学了。

以现代意识讲，这是绝对意识，内在于生命的明觉。人欲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意识，特点是相对性，有正就有非，有爱就有恨。这种二元对立意识是人我的产物，因为有我，基于生物本能，产生自我保存与自我防卫心理，逐渐增益了相对意识，此即“人欲”。人欲是二元的，有善有恶，有美有丑，人欲决定了社会风气的走向，背后的防线是天理。天理无时无刻不把放肆的人欲拉回来，天理蒙尘叫做走作，必须时时观照拉回，即孟子的把放心拉回来。拉到“渣滓浑然”，自然“知行合一”：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这种见解非常高明，可能引用了六祖惠能的“定慧等持”论。惠能也是强调实践功夫的，禅本来就是行门，不是解门，禅是生命内在美的发酵，不是动个意念要美才表现得美，纯乎一心，故他说：

　　“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

在五祖以前，禅走的是看心看净的，逐步推进的，等于必有事焉。但是一位见道的人必须直接将那内在于生命的明觉，当做唯一的知己，而不是似曾相识，这个内在于生命的明觉是“本来面目”，直接呈露的绝对意识自然在禅定中，不必再起个禅定的念头或动作。这是神秀和惠能基本的差异，也许是惠能得到祖位的原因。

阳明讲“渣滓浑然”，心无罣碍，当然进入知行合一的状态：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传习录·中卷》）

为什么知行功夫不可离？因为良知是潜在于生命内部的明觉。直觉而干净的行为是一直心的反应，是“我觉故我在”，而不是第二层次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那是人欲的发动了。如何让我觉故我在呢？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头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立言宗旨。”（东九用录）

从念念自知而熟处变生，将过去的惯性思考分析解剖，清洗惯性纪录，培养出天理的涵养，生处变熟，也是以集义而变化气质，做绵密的反省功夫，达到时时自觉。宋明儒重视省察克制功夫的原因在此，兼而批评佛家“一悟成佛”的一路蹈空。

在反省的过程，心态上要调整到认识本分，严守本分：存天理。

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而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唯精”，“约礼”即是“唯一”。（《传习录》上）

禅宗的保任与修行，譬喻为牧牛，从头角峥嵘到露地白牛，身心的变化非常明显，若非行解相应，知行合一，哪有什么修行？

阳明讲变化气质不离天理，不离良知，人人容易明白，也容易体验，容易执行。故梨州说他：

“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他把繁琐的心性之学化为一条舟帆，可以顺河顺江，贡献很大。但是变化气质犹如蝉蛹脱壳，必须脱得全身，才能振翼高飞，诚如禅宗祖德说：未悟者如丧考妣，悟得的人也如丧考妣，丝毫轻忽不得。宋明儒的变化气质属于心理方面的，带有纯粹哲学的味道。而佛学的变化气质是生命的蜕变，唯识学讲的就是这个过程，蔚成一部深奥的生命学，非常丰富。两者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