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儒张舜徽的自学、游学之路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出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华人民通史》等近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小学、经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方面。
著名学者刘梦溪评价张舜徽为“淹贯博通、著作等身的一代通儒”,又称:“章太炎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学大师。章的弟子黄侃,也是当时后世向无异词的国学大师。章黄之后,如果还有国学大师的话,钱宾四先生和张舜徽先生最当之无愧。

张舜徽
这样一位大学者,他的成长之路却非常独特。对此,我们不一定效仿,但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独特的启发。

在家读书

张舜徽自幼秉承家学,完全由父亲张淮玉教导或自己学习,没有进过学校。张淮玉曾担任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因用功过度,咳血不止,于是回家休养,并为儿子讲学。张舜徽六七岁时,张淮玉即采用王筠所著《文字蒙求》教儿子识字,使其对古文字产生兴趣。此后,张淮玉又指导儿子学习《说文解字》、《步天歌》、《尚书》、《史记》等书,循序渐进,使其在文字、声韵、训诂、经学、史学等各方面均打下一定的基础。
说文解字
张淮玉教学时,注重文字与实物互相对照。
当张舜徽对《说文解字》的内容感到枯燥时,张淮玉便拿出《本草纲目》上的图像,教儿子与《说文解字》中的相关文字对照着看;外出散步时,张淮玉也随时随地教儿子辨认见到的草木。
张舜徽从小便养成了钞书、背书的好习惯,后来在文章中回顾:“余仰慕前修,有志纂录。早岁诵诸子百家书时,分立二簙撮钞精语。一为内篇,凡有关修己饬躬之道悉入焉;一为外篇,凡有关治人立国之道悉入焉。所录既广,则取之左右逢源。非但可收融会贯通之益,抑亦读书备忘之一助也。”
有一年夏季,张舜徽在父亲的指导下读《步天歌》,白天手钞熟诵,晚上到院外的星空下温习。当时,张舜徽每背诵一句歌辞,父亲便让他仰观天象,记住星宿的部位。之后,张舜徽又在父亲指导下绘了《三垣图》。一个夏天过去,张舜徽已将满天星斗的名称方位尽纳胸中——识天文了!
张淮玉本人也是自学成才的,有很多自学心得。他常对儿子说:“凡是用文字写成的书,只要肯专心钻研,没有看不懂的。我早年用功于天文算法,便是无师自通。”张舜徽很受鼓舞,决心走自学的道路。
张淮玉十分重视晚清大儒张之洞所著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认为这两本书是读书人的指路牌。张舜徽因此常常翻阅二书,尤其对下面这句话深信不疑: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由此,张舜徽养成不急不躁、循序渐进的学习习惯。

輶轩语

书目答问

当他对文字、声韵、训诂这样的小学具有一定基础后,才开始研究经学和史学,初治《毛诗》,后及《三礼》,钻研郑学,积年累月,锲而不舍,抽出了一些条例,写下了许多笔记……
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舜徽还常常阅览近人著作,尤其喜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生平服膺清代乾嘉诸儒之学或许便是从此时开始。
张淮玉去世时,张舜徽虽然只有17岁,但已经有了很好的学问底子。

长沙游学

1929年,张舜徽离开家乡沅江,前往120公里外的长沙,开启了游学的学习模式。
长沙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向来人文荟萃,聚集着众多学识渊博的湘贤。老师向来喜欢好学生,而张舜徽的国学根基实为少见,其谦恭有礼、好学深思也极得湘中诸老的青睐,因此收获丰厚乃为自然之事。
孙文昱是张舜徽初到长沙后问学的第一位老师。此人熟读经史,尤其精于文字、声韵之学,是湖南大学有名的教授。张舜徽执弟子礼问学,深受孙文昱重视,授之以文字声韵之学。在此期间,张舜徽依照陈澧四十声类阅读和研究《广韵》,成《广韵谱》,修改后成《切韵增加字略例》,请孙文昱指正。如此,张舜徽登堂入室,开始了专业的文字音韵学研究。
席鲁思是张舜徽在长沙问学的第二位老师。此人出身望族,嗜好经史,博览四部,精通史实,长于文辞。张舜徽歆慕其文辞典雅,相从以问文章为事,多蒙启发,自己的作文也变得典雅畅达起来。
张舜徽还拜谒深通义理的李白华先生。此人是大儒马一浮、熊十力的学生,待人以诚,责己甚严,为人师表。对待后学,也是待之以礼,处处勉励诱导、关怀备至。在为人处世、对待学生等方面,张舜徽受到李白华的不少影响。
讲授诸子、精通文字训诂之学的罗焌,则时由孙文昱介绍给张舜徽的。罗焌主要著述有《诸子学述》、《石鼓文集释》、《金文隶古定》、《古训纂》等,且对老庄之学颇有研究,张舜徽虽然只是向其请教过二三次,却也有不少收获。
长沙游学的同时,张舜徽还将自己所作的《尔雅义疏跋》、《切韵增加字略例》寄给北平(北京)的姑丈余嘉锡。
余嘉锡是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时任辅仁大学教授。他读过张舜徽的信件后,马上招其北游,认为“旧都为人文荟萃之地,坊市刻一新书,郡国出一古器,皆得先睹为快;又况名家辈出,胜流云集,悉可相从奉手,请质疑难;固愈于湘远甚”。这样一来,张舜徽便离开长沙,开始了二年多时间的北平游学生涯。

余嘉锡

北游期间

张舜徽到达北平后,住在余嘉锡家中,即辅仁大学的教师宿舍里面。此处既与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相距不远,又可以步行至北海图书馆,可谓是非常适于游学的所在。
张舜徽后来回忆:“到北京后,即住先生(余嘉锡)家。先生饮食而教诲之,看同子侄一样。那时,先生和让之表兄每日都要外出授课,我白天便到北海图书馆看书,薄暮方归。共进晚餐后,与先生及表兄讨论学术,并请质疑义,每至深夜,不知疲倦。”这里提到的“让之表兄”,即余嘉锡的儿子俞逊,后为著名的史学家,还与柴德赓、周祖谟、启功一起被称为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四翰林”。三人在一起讨论学术,对张舜徽自是非常有益。
张舜徽治学,与余嘉锡的途径不尽相同。尤其是言及校雠时,余嘉锡认为郑樵、章学诚考证粗疏,颇为鄙薄,张舜徽则独服二人的识见高远,频加推许。对此,余嘉锡显示出大家风度,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从不强人从己。而对待后进,更是循循善诱,随其性之所近,支持鼓励。张舜徽因此更加受益,而且在余嘉锡的介绍下,遍访北平名师。对此,张舜徽也有回忆,称:
“先生(余嘉锡)时任辅仁大学教授,又兼授北大、师大课,交游甚广。我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京的名流学者如陈寅恪、张尔田、陈垣、黎锦熙、杨树达、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钱玄同。沈兼士、马衡、孙人和诸先生,每逢星期天,便分赴各先生家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是很多的。这时我的治学范围和所读书籍,虽较过去推广了很多,但对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兴趣仍很浓厚。”
名师们的指教,使张舜徽的视野开阔,了解到中国学术界最新、最好的内容,丰富了知识储备,也对自己所学产生了更强烈的自信,坚定了一生的治学之路。这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除博访名师外,张舜徽此时的游学,更多的时间是在读书。余嘉锡的书斋,窗明几净,案头从无凌乱堆积的现象。所有藏书,余嘉锡均手写书根,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对于这些藏书,张舜徽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阅览颇多。读书最多的地方,却是北海图书馆。那里藏书丰富,经史子集样样齐全,正符合张舜徽的需要。他于是宛如进入迷人的宝藏,日有定程,贪婪地汲取着其中的营养,每天都是直到日暮方归。这是张舜徽一生读书进展最快、提升最迅猛的时期。
1932年,张舜徽结束游学,开始工作,先后在长沙文艺、兑泽、雅礼等中学高中部担任文史教员。课余则仍然坚持自学,深受湘中老辈诸儒的器重。9年后,没有任何学历的张舜徽前往大学任教,担任讲师、教授、系主任,后来还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
张舜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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