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藏书文化蔚为大观
随着《中国藏书通史》、《中国藏书楼》这样大部头学术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藏书历史文化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也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同时，藏书文化也从学者的书斋走向大众，一批图说类的通俗读物已经在书店上架，越剧《藏书之家》也成功上演，看来，以藏书历史文化为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不久也将问世。
作为藏书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地域性藏书历史文化也引起有关学者的兴趣，在《中国典籍与文化》、《藏书家》等刊物上，已有不少文章谈及。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山西、安徽等地区的藏书史，或近代藏书史已有专著出版。这说明，关于中国藏书史、藏书文化的研究正逐步深入。
地域性藏书历史文化，早在清代就有人作过专门研究。如清学者郑元庆原撰，范锴补辑的《吴兴藏书录》，成稿时间在嘉庆五年（1800），不过直到三十年后，道光十年（1830）才刊出。此书收录浙江湖州地区，从南朝至明代的16位藏书家事迹，这也是我国第一部藏书家传记。晚清藏书家丁申著《武林藏书录》一书，详记杭州地区藏书史实，其中记录文澜阁《四库全书》收藏始末，书院学馆藏书史以及74位藏书家史实，此书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嘉惠堂刊本。上世纪30年代左右，地域性藏书历史文化引起不少学者兴趣，有一批研究文章及专著问世。如蒋镜寰辑《吴中先哲藏书考略》（1930，《可园丛书》刊本）、瞿冕良《常熟先哲藏书考略》（未刊稿本）、项士元《浙江藏书家考略》（刊于1937年《文澜学报》）、聂光甫的《山西藏书家考》（刊于1928年《中华图书馆学会协会报》），陈乃乾写了《上海书林梦忆录》刊于1943年《古今》杂志。陈乃乾是清代海宁藏书家陈仲鱼后人，其家向山阁藏书毁于太平天国间战火。陈乃乾早年曾供职徐乃昌的积学斋，熟悉沪上书林掌故。此文涉及古书流通处、六艺书局、富晋书社、中国书店等情况。周子美撰《近百年来江南著名藏书家概述》，周是南浔人，早年从业于嘉业堂，熟谙藏书掌故。此文记70家藏书家梗概。另外，还有以藏书纪事诗形式记述的，如《齐鲁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吴晗先生。1930年前后，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作馆员，于撰写《胡应麟年谱》的同时，搜集并抄录了大量藏书家史料。他自述：“仆少嗜书，顾力弱不能多得，每读诸先哲藏书行实，辄为之神往。年来流浪南北，虽碌碌一无所就，而箧底所蓄书则日增，前年读书燕大图书馆，左右逢源，屠门大嚼，辄惊喜逾望。暇中于考订撰作之余，日手录诸方志、史乘、诗文集、笔记、志状碑帖诸有关藏书故实者。锱积寸累，比来积稿数盈尺”。先后编成《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书，共14万字。辑录399位浙江藏书家，490位江苏藏书家的史料，分别刊于1932年《清华周刊》和1933年《图书馆学季刊》。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地域性藏书历史文化研究逐步趋热。先是一批研究文章陆续出现：《福建藏书家资料》（刊于1983年《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湖北藏书家纪事》，徐孝宓撰，（刊于1984年《文艺志资料选辑》，记藏书家刘传莹等17家藏书史料）。长期从事藏书史研究的范凤书先生编著了一批地域性藏书史料，如《陕西藏书家资料录辑》、《江西历代藏书资料汇辑》、《四川藏书家资料汇辑》、《河南藏书家资料录辑》等。
到90年代，一批专著出版，如《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山东藏书家史略》、《近代江苏藏书研究》、《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山西藏书家传略》等相继出版。藏书文化研究，属于坐冷板凳的活，大量的功夫是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拨拉，往往是呛一鼻子灰，也弄不到一条用得着的史料。翻阅这些厚厚薄薄、装帧不一的书刊，深为著者编者这种耐得寂寞的精神所感动。
地域性藏书历史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课题：一是梳理一个地域藏书业，主要是私家藏书的历史状况，有的就如同藏书家名录，史料性很强，可供检索；二是探讨一个地区藏书业形成的原因，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三是不同地域藏书文化的特点，以及对当地文化影响等等。
一定的文化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藏书活动离不开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大凡京畿之地，政治文化中心，首善之区，官僚士大夫集结，藏书家也往往云聚。历史上西安、开封、杭州、南京、北京都是藏书繁华之地。同样，社会经济发展是藏书繁荣的前提。自从宋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成为经济枢纽地带，繁荣和富庶，为藏书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藏书楼到处可见，形成庞大的藏书家群体。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在中国藏书史上也占一页，也是经济发达的原因。徽州，古称新安，明清两代置徽州府。徽人好商，徽商富甲天下。但徽商有个特点，贾而好儒，如戴震所说：（徽商）“虽为贾者，威近士风。”《两淮盐政志》记述：“徽之业盐者，多阀阅之门后，门弟清华，庭帏礼让，熟习古圣遗书，居仁由义。沐浴于文公文教泽者非一日矣。”徽商大修豪宅园林时，往往也没忘建一处读书处、藏书楼。如马氏之“小玲珑山庄”、程氏“攸园”、江氏“随月读书楼”，而盐商吴家龙的“锦春园”中更有乾隆钦赐匾的“文汇阁”。据刘尚恒先生《安徽藏书家考略》统计，明清间徽州藏书家有130余人，其数超过了文献之乡的杭州地区。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时，各地献书在500种以上的共四家，徽籍藏书家就占了三家（另一家是天一阁范家）。
战争对藏书业的破坏极大，历史上毁于战火的藏书楼不计其数。不过，此消彼长，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藏书业往往得以发展起来。比如，宋代江西藏书家极多，仅次浙江而居第二位，这除了江西在宋代刻书业发达外，还在于江西在宋代相对处于江南后方，受战事影响较少。丰富的藏书，反映江西人文昌达，出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洪迈等一批历史人物。
太平天国期间，江南处战事中心，经济文化受创，藏书流散北移，致使北方藏书家群体崛起，其气势足以与江浙抗衡。主要代表有杨以增、李盛铎、傅增湘、周叔弢。杨以增在江南做官，而且是河道总督，得以收得上海郁松年“宜家堂”、杭州鲍廷博“知不足斋”、江西彭元瑞“知圣道斋”、苏州惠周易“红豆山房”、杨州秦恩复“石研斋”等旧藏，筑“海源阁”，为北方图书之府。李盛铎虽是江西德化人，却长期供职京城，晚年居津门，藏书质高量多。傅增湘也是南方人，也在京城做官，藏书甚富，在西四五条筑“藏园”。周叔弢“旅津二十年，殖业余闲，无日不以书为事。”不惜巨资购珍本,拆万金从上海“来青阁”购宋版《礼记》20卷，为书林美谈。
一地藏书家群起，也有一些特殊原因。广东的私家藏书在近代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东藏书文化的勃兴，除了西风吹拂，商贸发展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清代末年，一批江浙藏书家在粤当官，如布政使姚覲元、兵备道陆心源、提学使沈增桐等，这些人都嗜好藏书。上行下效，对当地藏书风气的形成，具启发之效。一批藏书家陆续出现，著名如伍崇曜的“粤雅堂”、孔广德的“岳雪楼”、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以后又出现了莫伯骥“五十万卷楼”、伦明的“续书楼”、潘宗周的“宝礼堂”、徐信符的“南洲书楼”，这些都在中国藏书史上可述一笔的。
藏书楼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标记。留存至今的藏书楼都已是一方文物瑰宝。假如今天，宁波没了天一阁，聊城没了海源阁，常熟没了铁琴铜剑楼，湖州没了嘉业堂，那才真正叫杀风景。
江南不用说了，历史上藏书楼林立，每一府都能如数家珍地开列出一串藏书家名单。我们列举一般藏书史上较少谈及的其它地区藏书楼。
东北辽宁医巫闾山主峰叫望海峰，此向南一百多里，就是渤海，晴空时，可见大海波光。一千多年前，这里有一座望海堂，亦称“辽太子藏书堂”，现存遗址。这位太子叫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他爱读书藏书，因在继承皇位争斗中失势，为了避祸，来到医巫闾山，筑一城堡式的藏书楼，广收典籍。望海堂成为辽代最大的图书集藏地，对后世辽海文化以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中部彰化县有一幢筱云山庄，建筑为闽南风格。楼台雕梁画栋，庭内林木扶疏，十分优雅。内有一处筱云轩，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吕氏藏书楼，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山庄的主人叫吕炳南，道光年间秀才，喜藏书，锐意穷搜集，聚书万卷。吕又喜结交文人学士，一时名流云集筱云山庄，时著名学者吴子光在吕家任西席，对藏书楼情有独钟，题诗：“筱环老屋三分水，云护名山万卷书。”吴子光学识渊博，借助吕氏藏书楼，培养了一批人才，台湾中部地区后来文风之盛与此关系甚深。抗日义军领袖爱国诗人邱逢甲也是吴子光的学生。同治十二（1873），邱逢甲才十岁，随父亲来筱云山庄，他阅读了吕氏藏书楼丰富的藏书，学识大进。
地处偏远的云贵近代也产生了好几位藏书家，著名的如遵义的黎庶昌。他曾出使日本，搜访流入东瀛的典籍，刻印过《古逸丛书》。贵阳的陈田，以收藏明代人的文集而著名。名声最大的是独山莫之友。他早年入胡林翼、曾国藩幕府，后督领曾国藩在金陵开设的江南官书局。莫之友曾在江南搜访太平天国战火后的遗书，收有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写本《说文解字》等珍本。后在独山修了一座藏书处，因周围有山竹田园泉池之胜，便取元晖的诗句“竹外山犹影”，名其庐为“影山草堂”。当年是云贵首屈一指的藏书楼。
开明的藏书家，所藏供乡邦学子借阅、校抄。要说私家藏书惠及一方，这是最可称颂的了。
村儒寒士都有过向人借书的经历。清袁枚在著名的《黄生借书说》中曾有生动的记载：“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富，往借不与，归而诸梦。”那时没有公共图书馆，读书人自己买不起书，只有去借了，借到了欣喜，借不到苦恼，以至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
虽然如天一阁、海源阁所定规矩那样，书不出阁，秘不示人。但历史上开通的藏书家还是多，真正是六亲不认，誓不借人是个别的。即使是自称“不轻借人”的黄丕烈，对于同好也是互相有借往、交流的。比如，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黄丕烈得《唐女郎鱼玄机诗》，“书仅二十叶耳，索白银八两。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稽留者数日矣。至是，始许以五番售余，可云快甚。”黄氏获此物，邀请同好共赏，并以“荛翁属题唐女郎鱼玄机诗”十一字，分韵题诗。他并没有藏于密室一人偷偷乐。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蜀的向朗、晋代的范蔚、南齐的崔慰祖，都能“开门接客，诱纳后进。”向学子开放自己的藏书。宋代的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册，豁达外借。同时代的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记载，其居都城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为借书方便，多居其侧旁，以至此地的房价比别地高一倍。岳浚为岳飞九世孙，积书万卷不吝借人，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真可谓花香引蝶。
清代浙江藏书家曹溶，著《流通古书约》，提出“不因珍秘而与世隔绝。”倡导图书相互交流。乾隆时，山东藏书家周永年在明人“儒藏”的基础上，借鉴释藏、道藏的藏经传播方法，著述《儒藏说》18篇，其中说道：“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内，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者，岂不事功倍哉！”他约同乡好友桂馥，一起出资筑藏书楼，取名为“借书园”，把十万多册图书提供给四乡学子阅览。这种公开藏书，以益乡邦的做法，后来彰著的还有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
徐树兰，字仲凡，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中举，授兵部郎中，后母病归故里。他购地一亩六分，筑一四进楼房，将自己所藏图书，并购书共七万册，创办古越藏书楼，免费向公众开放。绍兴人士“大欢”。张謇所书《古越藏书楼记》说：“仲凡先生乃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也者。”一大批学者得益于古越藏书楼，绍兴一地人才辈出，和古越藏书楼有很大关系。蔡元培先生曾在古越藏书楼读书四年，学识得以大进。古越藏书楼现已更名为绍兴鲁迅图书馆，继续为繁荣绍兴文化服务。（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