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绪论（三）

五 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理论

1.都城布局形制发展与社会形态关系（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

都城是国家政府“平台”，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政府功能不同、组成不同，加之随着人类历史发展，国家政府机构越来越众多、规模越来越庞大，分工越来越细密，这些变化反映在都城发展史上，都城由单一“宫城”发展为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进一步又发展为宫城、内城（或称“皇城”）和外郭城（或称“外城”）“三城制”。表面上看这不过是都城空间的变化，实际上造成都城上述空间变化的根本性原因是国家社会形态的变化，导致国家政府构成与规模的变化，作为政府平台自然而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目前学术界所说的“邦国”“王国”“帝国”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国家”，“国”是其“同类项”。有“国”就有“都”，“国家”与“都城”是“共生体”。但是都城的形制受制于国家社会形态。一般来说，“单城制”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从“邦国”发展到“王国”，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规模变大了，国家管理职能增多了，管理及“辅助”人员增加了，仅仅有“卫君”之“城”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管理集团的需要，为一般政府管理者及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人员修建生活与工作“平台”，成为都城发展的需要，这也就导致“郭以居民”的“郭城”的出现。“郭城”与“宫城”并存的“双城制”都城，与考古发现的“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

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政体的主要变化是郡县制的推行，地缘政治的加强，血缘政治的削弱。以皇帝为代表的专制统治的强化，必须有皇帝直接掌握的庞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国家政府机构。这些政府机构平台需要在都城之中设置相应空间，这就是帝国时代都城之中内城或皇城出现的历史必然。考古发现“三城制”的“郭城”“内城”及“宫城”的共同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

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化载体，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滞后于社会政治变化。如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重大变化时期，但是秦汉帝国都城中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东汉雒阳城还是保留着“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制。但是秦汉帝国的都城，在其政治“核心”——宫殿与宗庙布局形制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同于王国时代都城的本质性变化，即从“宫庙并列”到“大朝正殿”居中。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在这些方面的变化甚至还出现了政治上“矫枉过正”的现象，即宗庙不但不能在宫城之中与大朝正殿“平起平坐”，甚至被安置于都城之外。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从“双城制”变为“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此后至中国古代帝国时代结束的明清北京城，历代王朝都城的“三城制”始终未变。

2.宫庙布局变化与血缘政治、地缘政治的此消彼长

古代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的“平台”，都城的“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是国家社会形态变化的集中反映。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出现，从“邦国”“王国”到“帝国”，它们集中体现在“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方面。“地缘政治”的出现与“文明起源与形成”“国家出现”可能是同步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从“邦国”“王国”到“帝国”时代是始终“共存”的两支主要社会“政治势力”。历史发展说明，“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比较，前者越来越强，后者越来越弱，这反映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宫殿与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变化，可以再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宫殿”和“宗庙”是古代都城的“核心”建筑，“宫殿”与“宗庙”在都城布局上处于“并列”“共存”于“宫城”之中时，应是“王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当“宫殿”与“宗庙”在都城的位置发生变化，“宫殿”与“宗庙”不再是二者“并列”于“宫城”之中，而是“宫殿”中的“大朝正殿”在宫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时候，“宗庙”被“移出”宫城之外（或都城之外），这时的“国家”已经是“皇权”（战国时代晚期的个别“王权”）至上的时代，也就是标示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到来。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大朝正殿”与“宗庙”位置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变化，而这种“物质文化”的变化，几乎与当时“社会政治”“社会形态”变化是同步的。

3.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古代都城轴线发展变化

古代都城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表面上看古代都城轴线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

以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轴线的研究，一是统称“中轴线”，二是都城中轴线似乎与古代都城同时出现，其实并非如此，古代都城轴线、中轴线是古代都城发展的产物。

目前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等，很难看出其轴线、中轴线规划理念。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二号宫庙遗址与一号宫殿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这可能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一号宫殿遗址主体建筑殿堂遗址与其院落南门及宫城南门（7号遗址）南北相对。二号遗址主体建筑与其院落南门相对，在宫城南城墙上还未发现与之相对的宫门。不过从宫城整体布局来看，南宫墙东部有可能还有一座宫门，如果这一推测不误的话，二里头宫城应该有两条东西并列的南北向轴线，也就是宫城的“双轴线”。类似情况在偃师商城的晚期宫城中也有可能存在。偃师商城在其早期都城中有一条南北向轴线，其南端为偃师商城南城门，向北经宫城南宫门、北宫门至北城门（即传统所说的“小城”北门）。那样的话，偃师商城（早期）可能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时代最早具有中轴线的都城遗址。

在二里头宫城遗址与晚期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中出现的“双轴线”规划，应该与当时宫城中“左庙右宫”的“宫庙”并列布局有关。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决定了都城之宫城中“宫庙”并列的“双轴线”。

秦咸阳城是战国时代修建的都城，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之后仍然以此为都城，就都城形制而言，它属于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过渡型”都城。就目前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而言，我们还无法究明战国时代秦咸阳城与秦代秦咸阳城的都城轴线问题。但是，秦代末年秦始皇修建的秦阿房宫前殿工程，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述来看，当时似乎规划了一条南北向的都城轴线，其北自阿房宫前殿，南至终南山，所谓“表南山之颠以为阙”[165]。

汉长安城是帝国时代修建的第一个都城，从汉高祖修建皇宫——未央宫伊始，大朝正殿——前殿的“居中”理念就确定了，也就是说未央宫的“双轴线”已不可能存在。虽然皇宫——未央宫的中轴线理念已经出现并实施，但是作为整个都城的“中轴线”规划理念那时还没有形成，直到西汉晚期南郊礼制建筑的全面建成，都城的中轴线及其“左祖右社”格局才最终形成。都城中轴线形成的早期阶段，“中轴线”并不具备科学的、严格的建筑规划意义上“居中”与“左右对称”的内涵。但是随着古代都城的发展，都城“中轴线”越来越接近“居中”，西汉晚期形成都城整体的“中轴线”。前期是大朝正殿与南宫的南宫门、外郭城南城门——平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晚期是大朝正殿与北宫的南门、外郭城南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魏晋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的都城中轴线就比汉代长安与洛阳的都城“中轴线”更为接近“居中”位置。古代都城中轴线真正实现“居中”，应该是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此后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

古代都城“双轴线”折射了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二元政治格局，古代都城从“双轴线”发展为“中轴线”是地缘政治强化与血缘政治弱化的表现。古代都城的“点”“线”“面”，即以帝国的大朝正殿为都城“基点”，由此“基点”产生了都城“中轴线”，以此“中轴线”形成帝国都城的整体空间。大朝正殿的“基点”是都城的“核心”，其处于帝国都城的“居中”“居前”位置与“居高”地势。

六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

古代都城，是一个国家及其全体“国民”、所有族群的考古学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国民性”、典型性、稳定性、认同性的物化载体。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揭示，从“早期中国”都城的陶寺城址、二里头遗址至明清北京城，4300多年来的都城发展史研究说明，它们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从王国时代都城的“城以卫君、郭以守民”的“双城制”，到帝国时代都城集中体现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三城制”，经历了“早期中国”、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历代王朝。不论是中原地区人们建立的王朝，还是周边地区不同族群建立的王朝，从这些王朝的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一条4000多年来绵延不断、逐渐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深化、越来越被多民族认同的“国家”核心历史文化——古代都城文化，它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许多少数族群建立的王朝都城，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都城平城与洛阳城，在那里开启了大规模的佛教的“汉化”（即“中国化”）与佛教的“国家化”，更为重要的是北魏洛阳城在传统“双城制”基础之上“迟到”完成的中国古代都城“三城制”，这一直为以后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城所承袭。此外还有统万城、十六国时期邺北城与东魏、北齐邺南城等，隋唐长安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规整”都城，与北朝时期上述少数族群建立的王朝都城关系至关重要。从辽上京、金中都、元大都至清代北京城，这些周边少数族群相继建立的帝国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历史文化的集大成，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集大成。

[16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