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位高权重的下属，往往是组织的掘墓人！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哀皇帝 建平2年 公元前5年

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译文】朱博又奏称：“汉家前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赏赐丰厚，前程远大，所以人人都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官秩为真二千石级别，地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替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作为督查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地方上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杜绝。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以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解析】西汉十三州，一百多个郡，每州为一个监察区，设刺史一名，每郡为一个行政区，设太守一名。西汉只有十三个刺史，却有一百多名太守，物以稀为贵，按理说刺史的管辖范围比太守大多了，官秩的品级也应该高于太守才对。

可西汉的政治制度下，刺史是六百石的官，太守却是两千石的官。六百石的级别，相当于一个大县县令的官秩；而两千石的级别，中央的九卿平起平坐，相当于省部级。

所以说，刺史的地位是被统治者人为降低的，从管辖范围上看，按常理，州刺史的级别，应该高于郡太守。让一个县令级别的刺史，去监察西汉十三分之一的土地，去监察所在中的十几个郡，相当于让一个县长坐在省长头上拉屎。

西汉统治者之所以设置这种不符合常理的制度，应该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为制造州郡之间的对立关系

想来有点搞笑，郡太守身为两千石的高官，却要接受一个六百石刺史的监督，试想一下，县长级别的刺史到郡县去考察，一群省部级的地方高官点头哈腰，生怕得罪了这尊大神，是什么场景。

郡太守们嘴上虽然奉承着，生怕刺史找麻烦。但眼看着六百石的刺史对自己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还不能发作，心里该多么憋屈。西汉郡县制，平时县里的六百石见太守，那可是战战兢兢。现在完全换了情况，此六百石非彼六百石。这就是太守对刺史的对立关系，一方面看不上这群小吏，一方面又不得不屈身讨好，毕竟这个六百石的刺史，上通天听，捏着自己的命根子。

而刺史们心里更是不平衡，我堂堂一个刺史，管辖范围是好几十个郡，你区区一个郡太守，官位品级竟然比我还高，比我还威风。实际上这是皇权的安排，但刺史不敢质疑皇权，也没有能力质疑皇权，自然会把这种心理不平衡发泄在郡太守身上。因此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关系就对立起来了。

而皇权要的就是这种对立，这是对地方上的制衡，如果地方上一团和气，皇帝就该担忧害怕了。就好比统治者划分村落一样，把良田划给牛家村，把水源划给马家村。

你没水我没田的，牛家村眼红马家村的水源，马家村眼红牛家村的肥田，一到了灌溉的季节，两村人本来就互相眼红，自然会因为争夺水源而打起来，农村的大规模械斗，死伤无数，这是原因之一。

各村之间对立起来了，慢慢变成世仇，无法形成合力，造反也就无从谈起了。地方政府因此而居中制衡，地位稳固。

统治者在村与村之间认为制造对立关系，在州郡之间同理，之所以把刺史设置成六百石，郡守设置成两千石，就是要他们不停地斗，只有他们斗起来，才会纷纷讨好皇权，向皇帝汇报对方的黑材料，皇帝才能不被地方蒙蔽。

二、监察机关的忠诚问题

刺史的本质，是天子的耳目，爪牙之官，如果要保持耳聪目明，爪牙锋利，则必须把刺史设置成一个级别较低的官职，只有品级较低，才有进取之心，才愿意卖命，才愿意冒险，才愿意得罪人，才愿意当狗。

如果把刺史设置成两千石的高官，从利弊的角度来说，九卿也不过是两千石，三公的数目有限，刺史有十三个，三公却只有三个，所以两千石的刺史，意味着向上晋升的通道，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而刺史干的就是监察的工作，是个刀头舔血得罪人的活，如果本身已经是两千石的高官，又看不到多大晋升的希望，进无功而退有弊，则失去了拼命的动力，会陷入富贵骄人的境地，不愿去得罪人，只想保持现状。

一个监察官害怕的罪人，自然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时过的且过。刺史身为天子的耳目，刺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天子自然就会变成瞎子聋子。

所以说，但凡是耳目之官，大多都是位低权重的，给的起点太高，不利于后续的晋升。只有秩卑而赏厚，才能够保持监察机构丰沛的斗争意志力。秩卑是为了给耳目之官预留晋升通道，赏厚则是为了防止耳目之官被他人收买。

汉朝惯例，当九年刺史，只要有功，就会擢升为郡守或者诸侯国相，相当于前途是确定的，只是需要一点功劳。同时，虽然官俸低微，但是福利好啊，皇帝经常不停的赏赐，钱也是不缺的。因此一个刺史，不缺钱，不缺晋升通道，只缺功劳，自然就会心甘情愿的成为皇帝的耳目。

三、监察机关的反噬问题

身为帝国十三州之一的刺史，必定是位低权重的。为什么？

因为刺史干的是监察的活，手上必然掌握着治下各级官吏的把柄，如果刺史是位高权重的，则极容易以柄制人，把中央授予的监察权力，变成治下各郡太守对自己的人身依附，一旦天下有变，则乘势而起，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形势，州牧制度罪责难逃，汉灵帝废刺史而设置州牧，为的是更方便整合资源，好平定地方叛乱，但始终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民变是平定了，但最终却平出来无数割据一方的州牧。

曹操以兖州牧割据，公孙瓒盘踞幽州，袁绍更是坐拥冀、青、并三州，袁术雄霸扬、豫二州，陶谦据徐州，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等等。

刺史制度的废弃，州牧的设立，导致各州牧纷纷据地自雄，东汉已名存实亡，所以说汉以强亡，亡就亡在这里，被原本该是监察机关的刺史反噬了。地方再强，如果不听话，岂不就是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