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真的到过广东东莞 两件残石拓片再添实锤
在中国古代的被贬职流放史上，论及流放次数之多、流放地方之广，流放时间之长，苏东坡的排名可算前列。
没错，又是我，江湖送外号“苏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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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被贬流放，每一次都远离京城，而且是越来越向着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五岭以南——广东，如惠州、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儋州（今属海南），直至最后客死在应诏北归的路途上。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中，他那名垂青史的巨大文学成就，和这几个被贬之地都密不可分。
苏东坡在黄州、英州、儋州等地的经历，人们早已在各类的文献典籍中多有了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则是苏东坡在广东东莞所发生的一件趣事。
说起这件趣事，还缘于笔者近日在广州接连看到的两件清代所拓之苏东坡《广州东莞县资福寺罗汉阁记》残石拓片。
我一生去过的地方可多了，你们羡慕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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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清代所拓残石拓片
拓片（一）有近代广东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潘锡基先生的两方鉴藏印，可证此件拓片曾经潘锡基的收藏。拓片（二）有清代进士杨翰于癸酉年（1873）所写的题跋及两方印章，更有清代著名金石收藏家陆增祥的一方印章，可证此件拓片曾经杨翰收藏及经陆增祥著录出版。
拓片（一） 潘锡基收藏之《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拓片，水墨纸本立轴，高88厘米，横34厘米。鉴藏印：潘锡基印（白文方印）、足庐珍藏金石书画印（朱文方印）。
潘锡基藏本之局部①
潘锡基藏本之局部②
拓片（二） 杨翰收藏之《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拓片，水墨纸本镜片，高91厘米，横35厘米。题跋：坡公东莞县资福寺罗汉阁记残石。息柯所得。边跋：苏书罗汉阁记残石，在东莞，元符三年十月。鉴藏印：海琴所得金石（白文方印）、癸酉（朱文椭圆印）、增祥著录（白文方印）。
拓片（一）虫蚀程度较为严重，但根据拓片里文字的清晰程度，可判断拓片（二）所拓印的时间比拓片（一）要略早一些，不过两者相隔的时间大致不会很长，因为所拓的残石规格尺寸大致相符，受损破坏的部分未经进一步扩大。此二件拓片所拓残石，为《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石碑破碎后的数件残石中的其中一块，文字缺失严重。
据中华书局出版于1986 年的第一版《苏轼文集》卷十二第396—398页所载《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全文，谨录如下：
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之《苏轼文集》
众生以爱，故入生死。由于爱境，有逆有顺。而生喜怒，造种种业。辗转六趣，至千万劫。本所从来，唯有一爱，更无余病。佛大医王，对病为药。惟有一舍，更无余药，常以此药，而治此病。如水救火，应手当灭。云何众生，不灭此病。是导师过，非众生咎。此何以故？众生所爱，无过身体。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无难色。若复邻人，从其求乞，一爪一发，终不可得。有二导师，其一清净，不入诸相。能知众生，生死之本，能使众生，了然见知。不生不灭，出轮回处。是处安乐，堪永依怙，无异父母。肢体可舍，而况财物。其一导师，以有为心，行有为法。纵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邻人，求乞爪发，终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观之，爱吝不舍，是导师过。设如有人，无故取来，投坑穽中，见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诸鸟雀，见者皆喜。鸟雀无知，受我此施，何异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导师，有心有为，则此施者，与弃无异。以此观之，爱吝不舍，非众生咎。
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无量。独此南越，岭海之民，贸迁重宝，坐获富乐。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舍。海道幽险，死生之间，曾不容发。而况飘堕，罗刹鬼国，呼号神天，佛菩萨僧，以脱须臾。当此之时，身非己有，而况财物，实同粪土。是故其人，以惧故舍。愧惧二法，助发善心，是故粤人，轻施乐舍，甲于四方。
东莞古邑，资福禅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尝戒也，而律自严，未尝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损益铢黍，了然觉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虽千万过，无一留者。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壮丽之极，实冠南粤。东坡居士，见闻随喜，而说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贝皆东倾。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袭吉谁敢争，层檐飞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飓无声，天风徐来韵流铃。一洗瘴雾水雪清，人无南北寿且宁。
元符三年十月望苏轼记。
拓片（二）有杨翰的题跋和两方印章，有陆增祥的一方鉴藏章，可证此件拓片曾经此二人鉴藏或寓目。同治二年(1863)，陆增祥出任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员。同治三年（1864），杨翰由湖南永州知府擢升为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员。同治八年（1869），杨翰重回北京，再寻金石旧梦。后因母亲病重回湖南，又任道员，加布政使衔，政声颇佳。二人先后出任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员，实乃相识之缘分。
另杨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取进士后，入翰林院，结识了长他十三岁的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两人志同道合，痴迷于金石，常常一同拓碑访古，研究书艺，成为了一对莫逆之交。杨翰耳濡目染，书法与何绍基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几可乱真（其所藏之拓片的局部①②③可证所言不假）。
杨翰藏本之局部①
杨翰藏本之局部②
杨翰藏本之局部③
陆增祥精于金石之学，编有多部金石学专著存世，由此与杨翰更是成为了金石方面的知己好友。同治十年（1871），杨翰被贬，携家眷到祁阳浯溪定居。后曾游历四川成都、广西桂林、广东广州等地，靠卖字画养家。拓片中有一方鉴藏印“癸酉”（1873），料想此件石碑拓片正是杨翰被贬后，到广州游历之时所得。
苏东坡何时曾去过东莞？
看到本文题目，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是困惑“东莞什么时候属于广州的管辖范围内呢？苏东坡来过广州，世人皆知，但他何时曾去过东莞了呢？”带着这些疑问，且让笔者为各位一一解开。
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971）平定南汉后，复置“岭南道”，后来改为“广南道”，继而改道为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广南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东路的治所设在广州，广州属于“广南东路”下辖的其中一个州，而东莞县则正好属于广州管治下的一个县。
在苏东坡颠沛流离的贬职流放生涯里，曾两度与广州结缘。第一次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从河北定州被贬到广东惠州（原贬到英州，途中改贬到惠州），途经广州。第二次是宋元符三年（1100），苏东坡在海南儋州获赦北归，再次经过广州。
虽然说大半辈子都在流放的路上，但平生诚心向佛的苏东坡每到一处，几乎都要拜访当地有名的寺庙，来到广州同样也不例外，南海神庙、石门灵峰寺、海珠寺等都先后留下了苏东坡的足迹及题咏。而宋代时隶属于广州的东莞县资福禅寺，则更是获得了苏东坡的青眼有加。根据《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文末“元符三年十月望苏轼记”，我们可以确定此记正是写于1100年农历十月十五，苏东坡在海南儋州获赦北归，途径广州，顺道到东莞的资福寺游历之时。
千年古刹资福寺
资福寺始建于南汉大宝五年（962），乃东莞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寺院。
在被赦北归的路上，与资福寺的方丈比丘祖堂禅师佛缘深厚的苏东坡自是登门拜访。在欣赏了寺内那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五百罗汉像后，苏东坡慨然将自己用心爱的犀带换回来的、看得比自己性命还珍贵的佛舍利捐给祖堂禅师，并在寺内小住及为资福寺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三篇大文《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广州东莞资福堂老柏再生赞》。从此以后，资福寺的名声便更加远播海内外，各地的信众朝拜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资福寺俯瞰效果图
可惜的是，公元1277年元将张弘范攻陷东莞，取走佛舍利进京，从此舍利塔内再无佛舍利的踪影。资福寺内原刻有苏轼三篇题记的石碑，至明末时失去已久。康熙年间，居于东莞旨亭街的书法家梁涛重书之。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纪念苏东坡，由莞人进士邓蓉镜（容庚的外祖父）募捐，资福寺后建东坡阁，嵌梁涛重书的《罗汉阁碑》于壁。此后，资福寺几经损毁和修缮。
1930年代，受战火所累，资福寺僧众四散。后东莞县立第一小学迁到资福寺，并拆毁寺内建筑扩建小学（即现在莞城中心小学所在地）。1953年左右，历经战火摧残、破落不堪的东坡阁被拆毁，残碑则被放置在当时的东莞县立第一小学校内的图书馆，后不知去向。1974年，随着大雄宝殿的被拆，资福寺也宣告不复存在。
历史上，不少鼎鼎大名的书法家均曾抄写过《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其中就有明代末年的大书法家张瑞图。
张瑞图（1570～1644）《草书广州资福寺罗汉阁碑》 手卷 水墨绫本
匣盖签条：张瑞图墨迹（广州资福寺罗汉阁之碑）
款识：果亭瑞图。
钤印：□、张瑞图印
收藏印：岳（朱文）、竹邨方外史（白文）
千年古刹资福寺消失多年后，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于2010年5月23日在东莞东城同沙公园举行了异地重建奠基庆典。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这几件与资福寺有关的作品能有缘聚首在重建的资福寺里，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传统，共祈国泰民安，三灾不起，疫疾不生，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