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83）
三十四、希腊精神（4）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对自然本身的研究转变到注重对社会伦理和人的研究。但是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真理只能有一个，他要为各种伦理道德寻求普遍的定义，要追求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被明显地区分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自然不同的一种独特实体。苏格拉底曾说过：“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人。”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和丑、高尚与卑鄙、正义和非正义、勇敢和胆怯、诚实和虚伪、清醒和狂热、智慧和知识的由来、国家和治理国家的人等等问题。后人把苏格拉底的哲学称为“伦理哲学”。他建立了一种知识即道德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美德。“苏格拉底在他的行为中示范了他所教导的美德：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自制、慷慨、高尚、节俭等品质的人，具有很大的忍耐力，需求极少。”（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他强调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正确性，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美德。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但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苏格拉底明确地将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在苏格拉底看来，事物的产生与灭亡，不过是某种东西的聚合和分散。他将精神和物质明确对立起来。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经常采用“诘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是最早的辩证法形式。“苏格拉底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要构建一个哲学体系，而是要激发人们对真理和美德的热爱，帮助他们正确思考，以便他们能够正确地生活。”（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失去了好的领导人，民主制度变成了极端民主和无政府主义。苏格拉底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治国人才。他主张首先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其次要教人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他认为，治国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主张专家治国，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而反对以抽签选举的办法来实行民主。他说：“管理者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管理的人。”
苏格拉底对人的兴趣显然大于客观世界，于是他将人与自然分开，单独分析人性和伦理道德的问题。他反对讨论宇宙的形成等高深问题，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苏格拉底的观点在那个时代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还处于蒙昧阶段，缺乏有效的研究、观测手段，大都依靠人的冥想和主观臆断，显然得出的结论是随意的，没有依据和实证价值。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存在一些价值，它可以增加人们对自然知识的兴趣，知识正是在实用性和好奇心的共同驱动下慢慢地积累起来的。
在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希腊的对外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希腊世界的内部争端却一直在持续。在和平时期，商业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而商业贸易的竞争，也直接增加了城邦之间的冲突。其中，雅典是爱琴海地区的领头羊，牢牢控制着该地区的商业和政治命脉。“这种崇尚自由与帝国的专制统治之间的冲突，再加上希腊各国独立思想的兴起，结束了黄金时代。”（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希腊各城邦不得不在政治上“选边”、“站队”，在争端中为自己选择安全的生存空间。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希腊也陷入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冲突和混乱，在这种状态下催生了各种政治、哲学思想。而希腊哲人采用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人显然不太一样。苏格拉底出于对人性的高度关注建立了他的人生哲学，知识、美德成为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与孔子一样被雅典人视为“圣人”，他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理想人生，并以自己的一生践行自己的理念。“圣人”通常也会犯相似的错误，他们把自己的道德理想设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并在现实中向所有人推广。显然这种方式并不实际，他们没有理解人性中善恶俱备的辩证原理，忽视了欲望的强大力量，因而这种理想化的做法最终只能使“圣人”们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者转变为政治宣传的标杆，而无法把他们的理念作为治国方略。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体系中，单纯宣扬知识、美德等善的一面，缺少了对无知和恶的关注。一个不存在对立面的社会体系没有现实性，就像“乌托邦”的概念一样，在现实中逐渐化为乌有，最终只有理论价值，而没有实用价值。设想一下，一种物质的原子都以相同的规则排列，原子间不会发生随意的碰撞，物质结构就体现出良好的秩序，但是这种结构显然是不会进化的。人类社会不太可能以这种机械的方式排列和运动，即使人为去构造也难以长久维持。
苏格拉底把人与自然截然分开的做法可以视为希腊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日益宽松的社会环境刺激了希腊人思想的迸发。苏格拉底希望通过辩证的思考方式去启发民众寻找问题的答案。虽然他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追求唯一的客观真理，但他常常也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在一个政治混乱、缺少秩序的年代，杂乱无章的思想内容随影而行。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的联系并非源于偶然因素，而是有内在的必然性。人是具有主观意识的动物，他们常常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作出主观的判断，他们的观点立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相关的。而社会群体的观点因为立场的多元化而变得更加复杂，主观性所产生的冲突也更大，因而对社会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就更加困难。当社会内部处于冲突状态时，因为缺少核心组织，社会结构没有形成有序的等级状态，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因此显得杂乱无章、充满争执。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影响方式并不明确，有时相互制约，有时也相得益彰。当主导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形成以后，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慢慢统一起来。统一的过程并非是受到思想家的主导，而是政治权力较量和选择的结果。不仅学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统治者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能使用解决静态事物的确定性逻辑来处理社会问题。类似的宏观问题常常是动态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内部的主要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问题，而不是过多地聚焦于是非、善恶、美丑等细节性问题。只要社会结构能够维持恰如其分的稳定性和活跃性，避免走向僵化或者无政府状态，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微观结构的调整加以化解，因为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它们会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