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周勋初先生《当代学术研究思辩》读后

学术史犹如文学史，既可作为学习的对象，也可作为研究的对象。在前者的意义上，学术史是学者进入研究前必要的修养和训练，通过研读前辈学者的著作，了解他们的业绩，掌握现有研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及成果达到的深度。这是每个学者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在后者的意义上，学术史是学者对学科发展历程所作的反思和总结，通过对既有成果加以淘汰和筛选，肯定杰出学者及其成果的价值，在技术进步的高度上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学术发展指明努力方向。这种工作，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有自觉意识，都能胜任的。

从学术史的经验来看，前贤在青年初学时多勤奋研读前辈大师的著作，从中揣摩治学门径，积累知识，到晚年学养既深，见识亦广，学术源流了然于胸，方始著为文字，评骘历代学术的得失高下。从黄宗羲《明儒学案》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都是如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个例外，写作时尚年轻，但其书的评价也不如梁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惩于学术传统的失落和学术的失范，悄然兴起一股研读大师，研讨学术史，寻找学术规范的思潮。这本应说是好事，然而不幸的是，许多人误将粗浅的阅读当作了研究，甚而至于以为具备了与大师对话的资格，致使一场补课运动演变成学术史写作的热潮，一大批肤浅、幼稚的学术史评论印成铅字，适足证实了当代学者学术史修养、学术判断力和学术境界的低下。

让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尚未“识字”的年轻学人要侈谈王国维的古史和经学研究，对中古史毫无知识的杂文写手要津津乐道于陈寅恪的学术，而对中西诗学毫无知解的外行也热衷于评价钱钟书的比较诗学。人们似乎都在争抢学术史的话筒，读一点大师的著作就急不可耐地要横发议论，而不管是否溢出了自己的品量。结果，就出现了有目共睹的世纪末学术怪现状——越是没什么专门造诣，没什么成就的学人，越是热衷于研究学术史，议论学术史，而学术史研究也就无可挽救地隳落了崇高的品格。

在这喧嚣的学术史氛围中，周勋初先生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览全书，不仅对王国维、黄季刚、胡小石、陈寅恪、罗根泽、朱东润、程千帆学术的阐发和评价，都有主脑贯穿其中，在整体上更揭示了现代学术由“预流”到“正果”的内在理路，不能不让人产生“贤者识其大”的感叹和钦佩。从《周勋初文集》第六卷所收《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见，周先生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脉络是有整体认识的，这使他总是能从学术史的高度来评价学者的学术取向和历史贡献。他分析王国维、陈寅恪的几篇代表作，也举重若轻，知微见著，决不同于时俗的矮人观场，廉价赞美。盖先生学有本原，明暸学术流变，治学更有多方面的成就，故而能将两家学说纳入现代学术的历史进程中平章得失，言不虚发，论必中肯。我读周先生的学术史论，感触最深的就是从取材到分析到结论，无不显出视角的独特，见识的深刻。试看《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陈寅恪先生研究方法之吾见》二文，取材和立论决不同于时贤，其中抉发寅恪先生学术之“荦荦大者”，陈义极高。

读过周先生文史著述的人，都对他的史学修养印象深刻。良好的史才史学史识赋予他的学术史论以厚重的历史感、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超越的学术高度。这种素质的获得，当然与亲炙于胡小石先生，熟悉民国间学术渊源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有《韩非子札记》、《九歌新考》等古文献论著为小学基础，有大量研究由汉至清代文学的论文作背景，有对唐代文献的深入研究为支撑，学术史的见识正是在学术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当今优秀的学术史论著所以凤毛麟角，无非是真正知识渊博而见识闳通的学者太少罢了。论学术史，毕竟首先要有良好的学术修养。

虽然我们不必抱退化论的悲观见解，以为学术一代不如一代，但不可否认，在研究愈益深入，专业划分愈益细密的今天，具备广博知识和多方面造诣的学者是越来越少了。梁启超、钱穆那样的学术史怕要绝响，而像周先生这样横跨文史，贯通古今的学术史研究今后也将越来越难得看到。以后的学术史研究，大约只能以学者的专攻为范围，在某一学术领域作些历史性的回顾，只能臻于细密而很难会通了。这真是很令人沮丧的，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我最担心的是，以后连专家也没有了，只有一批学术史学者——没有陈寅恪、钱钟书，倒有一大批陈寅恪、钱钟书研究专家。这岂不是很奇异的学术景观？

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原载《中国诗学》第9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