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陶文鹏先生《宋代诗人论》小引

在漫长的古代,文学批评不过是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如我们今天谈论足球和超女,近代以来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化趋势使文学研究和批评成了拥有专业技能的行业。对文学史的专门知识、对文学之美的感受和分析能力,成为区别文学研究专家和业余读者的重要标志。当我们提到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时,总是伴随着对敏锐的审美感受、犀利的理论分析和出色的语言表达的联想。这的确是我们从中外许多文学研究杰作中感受到的共同素质。
时至今日,文学的观念已几经颠覆,虽然文学即抒情美文的观念还不至于被否定,但文学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文本,而是被视为写作—文本—阅读—影响的社会活动过程,确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文学研究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文化学的视野和思路中,结果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视阈得到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得到更新,一种以社会—历史—文化视角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渐突起,成为当今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流。但是,在为一大批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优秀著作涌现而鼓舞的同时,我暗自也有一种隐忧,那就是文学自身的研究正在日益被疏远。文学研究越来越像是社会史、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和获得的结论越来越接近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而不是文学研究的成果。难道真像文学理论界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的,文学学科的边界正在模糊和消失,越来越不清楚吗?
我不敢也不能预言文学研究未来的趋势,只是确信自己面对的文学领域曾经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学科,起码作家们对此都有清晰的意识和自觉的追求,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理想去考察和验证其艺术实践是否成功。我所有的研究都指向文学自身,我相信这也是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出发点。但在我熟悉的学者中,让我最早也是最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是陶文鹏先生。我们应该都记得,在《文学遗产》的一次次论坛或别的学术会议上,陶先生反复强调过,文学研究应关注文学本身的问题,任何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都要归结于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最近他又发妙语:“搞文学的不应该为别人打工。”我非常赞同这一口号。我也认为,就个人兴趣而言,什么样的学术取向都无可非议;但作为学科的基本理念,我们应该确立文学本位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我们学科的边界和发展目标。再说了,文学研究者都研究文化、社会乃至其它问题,谁来研究文学呢?
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一点需要指出:相对欧美经历新批评的文本中心、文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转型的洗礼,文本细读长久占据文学研究的中心,中国的文学研究一直未在文本研究上认真地展开。民国时代的社会动荡,使文学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思想内容,而轻忽对艺术本身的探讨;建国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机械态度以及对形式主义的抨击,使文学研究离文学性越来越远;新时期以来,虽然各种文学理论纷纷引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但文本和艺术研究尚未成气候,就被文化研究的思潮所席卷,文学研究的势头又被压抑,停留在萌芽状态。检阅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常令我们遗憾地感到,无论是专门性或技术水平都还有很大的欠缺,这不能不说是投入不足的结果。要改变这积重难返的状况,需要重新确立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激发文学研究的热情。
身为《文学遗产》主编的陶先生,不仅一直以发言影响学界,他自己在文学研究上也身体力行,示人以坚持文学本位立场的信念。凡读过他《苏轼诗词艺术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两部论集的人,相信都会对他执着于古典文学之美的探寻留下深刻印象。举凡论唐诗对当时人物画的借鉴,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论王维对自然音响的表现和常建诗的音乐境界,论李贺诗色彩的运用和李商隐诗的幻象幻境,无不选题独到而新颖,分析邃密而深微,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唐宋诗艺术美的认识。《苏轼诗词艺术论》对苏轼艺术论和诗词艺术的多方拓掘,也在深度、广度上超越前人,让我们更深刻地感知东坡作为艺术家的伟大。这部论集的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起码新出的论著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我自己写《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一文也没注意到陶先生《论苏轼的“诗画同异”说》的精彩见解),这使它们像“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似的显得多余。
在目下方兴未艾的学术写作竞赛中,陶先生不是成绩突出的选手。他出版的著作不算多,但我相信都是可以传之久远的成果。在人类知识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本来就是有限的,也是成之艰难的。陶先生的论文都出自独到的发现,成于深思熟虑之际。即便是为《古典文学知识》撰写的“名句掇英”,也是殚精竭虑、厚积薄发的结果,看似通俗的鉴赏中沉积着深厚的诗学造诣。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古典文学知识》的著名专栏。多年积累而成的《古诗名句掇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一编,窃以为可媲美周振甫先生的名著《诗词例话》。而其间灵动的审美感悟、犀利的语言穿透力及随处洋溢的对美的热爱,则更让人联想到宗白华先生的著作。和宗老一样,陶先生也是一个乐于享受审美人生的智者、学者、诗人。早在大学时代他就以写新诗出名,近年又喜作旧体诗词,以思致新奇为学界所赞赏。他平日对音乐、影视兴趣极厚,他的男高音决不亚于写诗的水平,学界早已饫闻;而他对当代影视的知识,更足以在研究生院文学系新增一个博士招生方向——这是戏言。丰富的阅历给他乐天豁达的生活态度,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让他醉心于对伟大诗人艺术奥秘的探索,而抑制不住的诗人气质更使他的精神始终充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和新鲜感。这乃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常葆学术青春和批评活力的奥秘。
认识陶先生近二十年,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他年龄的增长,眼前的陶先生似乎还是二十年前那个说话激动、随时迸发诗意的陶先生。他的率真和热情还在杯酒间洋溢。最近陶先生将他论宋代诗人的近作编为一集,嘱我写个序。我惶恐之余,辞不获已,只得聊陈以上的感言,不足为序,只想藉以谈谈我知道的陶先生,虽然明知这决非两三千字的小文所能畅言。至于这部论集的价值和特点,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领略吧。对放在读者面前的文字而言,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流逝不尽的是岁月,写满岁月的是人生,而充实人生的是学术。忝为文学研究的同道、同事和朋友,我衷心祈愿陶先生永葆学术青春,让我们有长久的追随。我相信这也是许多同道的心愿。后学蒋寅沐手谨撰,时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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