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通识
概述:
波斯语Para-upari-sena,巴克特里亚语Paropamisadae,希腊语Caspatyrus,皆指以白沙瓦为中心的古代王国,其固定疆域包含了今天的斯特瓦河谷,波特瓦尔高原(Potohar Plateau),历史名城塔克希拉(Taxila),以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地区(Jalalabad),这个古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犍陀罗(Gandhara)。
在希腊化时代,其首都位于查沙达(Charsadda),而贵霜时期,加腻色迦大帝迁都白沙瓦(Peshawar)。赞德阿维斯塔(Zand-Avesta)中将之称为Vaēkərəta,意指阿胡拉.马兹达亲建的,第六座最美的城市。梵文文献中则将之称为Puruṣapura,意指“原人城”。而巴克特里亚地区则冠之以“皇冠上的珍珠”之名。
犍陀罗地区的大致位置。
犍陀罗王国伊始于吠陀时代,其作为希腊化佛教中心,同时信奉希腊众神,以及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的伊朗宗教。公元1世纪-公元5世纪,在贵霜王朝的统治下,犍陀罗达到其顶峰。在穆斯林入侵以前,喀布尔沙(Kabul Shahi)统治着犍陀罗,直到公元1001年,迦兹尼的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攻陷犍陀罗,从此犍陀罗便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在穆斯林统治下,这片区域归属拉合尔(Lahore)或喀布尔(Kabul)管辖。莫卧儿时期犍陀罗则自治于喀布尔省。
印度分邦地图。
犍陀罗(Gandhara)一词未见于吠陀梵文,而是出现在较晚的古典梵文中,黎俱吠陀(Rigveda)和阿达婆吠陀(Athavaveda)中都出现了一个叫做甘陀利(Gandhari)的部落,而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持国老王的皇后恰名甘陀利。持国王的都城哈斯提纳普尔(Hastinapur)位于西北印度。在更晚一些的梵文文献中,出现“Gandha”一词,意指香味,用来指代一些经营香料生意,并自用香水的人,有学者认为Gandha一词便指犍陀罗人。也有学者把犍陀罗联系于现代的坎大哈(Kandahar),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哈斯提纳普尔(Hastinapur)位置。位于Uttar Pradesh邦。对照印度分邦地图看。
希罗多德在讲述卡律安达(Caryanda)的斯库拉克斯(Scylax)的冒险故事的时候提到希腊化的波斯语形式的犍陀罗,卡司帕杜罗斯(Caspatyrus),并提到其风俗似巴克特里亚,但更为好战。还提到其人民从邻近沙漠的蚁丘中挖取黄金。据此,有的学者把他联系到喀布尔,也有学者则把他联系到克什米尔。
电视剧中的王后甘陀利。
自吠陀时代起,甘陀利(Gandhari)人定居在喀布尔河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稍后犍陀罗则包括了西北旁遮普和印度北路,成为国际商路上的要冲。犍陀罗统治范围在历史上经常变动,但无论如何,其总是包含了白沙瓦(Peshawar,Purusapura)和塔克希拉,有时它包括了斯特瓦河谷。
考古学家发现犍陀罗地区自从石器时代起便有人类活动,其中包括石器和烧过的骨头。青铜器时代的犍陀罗墓葬文化和核心吠陀文明遗迹也陆续在斯瓦特河谷和塔克希拉被挖掘出来。考古学家发现,这些文明的年代大致定位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3000-2700年,出土于摩亨佐达罗,牧师头像。现藏于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
公元前3000年,牧师王,出土于摩亨佐达罗,现藏于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
公元前2000年,巴克特里亚女神像。
史诗时代以及各种传说:
甘陀利(Gandharis)一词出现在黎俱吠陀中,并在大流士一世的比索通(Behistun)铭文中,犍陀罗(Gandhara)被例举为波斯的23个属国之一。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提到,犍陀罗作为大流士王国重要的税收来源而存在。而阿达婆吠陀中将甘陀利与巴克特里亚、鸳迦(Angas)、摩揭陀(Magadhas)和摩迦梵(Mujavants)并称。爱达罗梵书(Aitareya Brahmana)中提到犍陀罗国王Naganajit短时成为毗达哈的转轮王(Janaka King of Vidaha)。
犍陀罗在史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皇族安毕.库玛(Ambhi Kumar)在《罗摩衍那》中作为婆罗多的支系出现,而在《摩诃婆罗多》中作为沙恭尼(Shakuni)的支系出现。在《罗摩衍那》中提到,王子罗摩从憍萨罗(Kosala)出发,统一了印度次大陆,他将他的王国分成了十六个州(Janapadas),与他的兄弟分而治理。
在《摩诃婆罗多》中,公主甘陀利(Gandhari)嫁给了哈斯提纳普尔(Hastinapur)的盲王持国(Dhritrashtra),并生下故事反派主角难敌(Duryodhana)以及俱卢百子。犍陀罗王子沙恭尼(Shakuni)虽然反对这门婚事,但出于政治考虑,还是承认了它。后来,沙恭尼挑动难敌,发动俱卢大战,死伤无数,俱卢几乎灭族。
犍陀罗王子沙恭尼。
根据藏传佛教的说法,犍陀罗位于神湖达纳寇莎(Lake Dhanakosha)之滨,而藏传佛教的奠基人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va)正出生于此。根据噶举派(Kagyu)文献,神湖之水系安丹.德里佛塔(Andan Dheri)下神泉所出。考古学家在斯瓦特河谷下游发现了佛塔,但并未发现泉水和湖泊的痕迹。
根据记载,犍陀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除了白沙瓦和塔克希拉之外还有普什卡拉伐底(Pushkalavati),它位于三条河的汇流处。考古学家根据这个描述将其定位,但至今仍分裂成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普什卡拉伐底位于喀布尔河和斯瓦特河的汇流处,位于距离白沙瓦不远的普赖亚嘎(Prayaga);而另一派意见认为它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的汇流处,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普赖亚格(Prayag)。
根据中亚传说(Folklore),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犹太人的国王阿富甘纳(Afghana或者Avagana)统治着犍陀罗地区。阿富甘纳被认为是以色列的后人,他作为犍陀罗王死去,在那里火化并埋骨。
根据旧约所述(Tanakh),基什(Kish)之子扫罗(Saul)隶属十二个以色列部落的本杰明(Benjamin)部落,扫罗娶阿赫玛兹(Ahimaaz)之女亚希暖(Ahinoam)为妻,生下四男两女:约拿丹(Jonathan)、亚比拿达(Abinadab)、玛基书雅(Malchishua)、伊施波设(Ish-bosheth),梅拉(Merab)和米甲(Michal)。普什图历史学家根据普什图传说指出,扫罗王还有第五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伊米亚(Irmia或者Jeremiah)。而阿富干纳是伊米亚的儿子。按此传说所述,阿富甘纳便成了扫罗王的孙子。阿富甘纳一名亦以“Abgan”的形式在3世纪的萨珊文献中被提及,又以“Avagana”的形式在6世纪的印度文献中被提及。
传说阿富甘纳幼年父母双亡,大卫王(King David)将之抚养成人,而在所罗门王(King Solomon)执政期间,其担任大将军。据此传说,阿富甘纳建造了圣殿山(TempleMount)的第一圣殿。
历史、艺术:
阿契美尼德时期:
居鲁士大帝打下了一个大大的疆土,其疆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一直延伸到印度河西岸。因此犍陀罗和甘菩迦都被包含在了这片疆域之中,接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实际上,犍陀罗和甘菩迦共同构成了第七个阿契美尼德总督辖地(Satrapies),也是帝国最东端的那个总督辖地。
阿契美尼德地图。
阿契美尼德时期,与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Bimbisara)同时代的普什卡拉萨提(Pushkarasakti)统治着犍陀罗,并不断与阿凡底(Avanti)、般度族交战(Pandavas)。在大流士一世之墓上铭刻铭文,指出犍陀罗(Gadara)地区属于印度辖区。考古学家Sir Mortimer Wheeler于1962年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上述说法。
印度十六大国的大概位置。
在波斯人统治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一整套官僚系统传播到了犍陀罗地区,伟大学者波你尼和考底利耶记录了这一切。受到阿契美尼德官方文字阿拉美字母的影响,佉卢文逐渐在犍陀罗地区发展成型,并一直使用到了公元3世纪。
亚历山大东征时的局面:
公元前380年,波斯帝国对东部行省的控制力减弱,许多独立的政治单元在犍陀罗地区兴起。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征服了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但在文书里并未提及犍陀罗和甘菩迦。根据文书中的记录,这一地区被征服的,是一些分立的政治单元,其中提到阿布拉遮(Apraca)一名。根据记录,这片地区似乎又回到了“十六大国”时期的分裂状态。根据亚历山大编年史家的记载,哈帕克斯.库布沙(Hyparchs Kubhesha),哈斯丁(Hastin或Astes),奥菲斯(Omphes或Ambhi)分治犍陀罗地区,他们分别统治着下喀布尔河谷、普什卡拉伐底(Puskalavati,邻近白沙瓦)和塔克希拉。而马胜(Ashvajit)和阿萨科诺斯(Assakenos)分治了甘菩迦地区,他们分别统治着上喀布尔河谷和马萨嘎(Mazaga或Mashkavati)。
塔克希拉投降亚历山大之时,一个叫做月护.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的年轻人正在城中,他在那里遇到了他终身的老师和最重要的谋士,考底利耶(Kautilya)。在考底利亚的建议下,孔雀以犍陀罗地区作为基地向摩揭陀发起挑战,并最终于公元前321年,在华氏城(Pataliputra)加冕。几乎我们对孔雀所有的所知,都来自于塞流古使臣,麦加斯蒂尼(Megasthenes)的日记,而几乎找不到任何其它同时期的记载了。
塔克希拉城主奥菲斯很快的打消了亚历山大的疑虑,并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王宫财富。亚历山大非常高兴,不但把这一切还给了奥菲斯,还反送给他大量财宝。亚历山大得到了奥菲斯的军事力量支持以及物资补给,大胆的分兵两路,并在奥菲斯的帮助下,搭桥渡过印度河。奥菲斯派出一支五千人的部队,在希达斯皮斯河战役(Battle of the Hydaspes River)中援助了亚历山大。作为回报,亚历山大帮他追击他的老对手波拉斯(Porus),但就算是得到了亚历山大的帮助,他还是差点死在了他老对手的手里。随后在亚历山大的调解下,奥菲斯和波拉斯终于和解。由于在希达斯皮斯河战役中立有功绩,塔克希拉的奥菲斯得到了亚历山大的特别信任,亚历山大委托他管辖从印度河到喀布尔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仍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权力。直到公元前321年,奥菲斯被孔雀王废黜,同时丢掉了性命,孔雀帝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犍陀罗。
孔雀王朝时期:
在公元前305年击败了塞流古.尼托卡之后,孔雀王朝夺取了南阿富汗(南巴克特里亚),从而完善了帝国全权控制的国际商道,而犍陀罗成为其要冲。就这样,犍陀罗在孔雀王朝治下安定发展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孔雀帝国地图。
阿育王(孔雀王的孙子)亦于犍陀罗起家,征服了许多领土,其中包括西北部的甘菩迦以及“希腊人”(Yonas)。
在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在吠陀教陷入危机后,不失时机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在吠陀社会中,除了刹帝利对婆罗门隐忍的、时强时弱的不满外,不断壮大的吠舍阶级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吠舍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孔雀王朝建立的暂新国家机制所必须的商业和服务网络,并成为帝国经济建设的有力后盾。对阿育王那样高瞻远瞩的君主而言,与其选择社会等级森严稳固的传统宗教,不如选择受到新兴政治经济阶级拥护和支持的佛教作为促进社会融合和维护社会和谐的新工具。
佛教在西北印度的繁荣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西北边境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和正统的婆罗门教一贯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更容易接纳多元文化的影响,此地的战略重要性致使这些影响或是通过和平商业往来,或者作为外来入侵的结果。
阿育王大力推行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建立了许多佛塔,并将自己的诏书刻在岩石上,远立于帝国的边疆。但早期佛教遗迹中并未发现关于佛陀的造像,浮雕构图中常以菩提树等意向性符号暗示佛陀的出席。另外,早期佛教遗迹的浮雕中古代印度社会的夜叉崇拜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体,她们婀娜、灵动,充满热情,诱惑,而又似能够将人带入某种哲学性的深思当中。
巴尔扈特门廊柱,注意画面右下方的菩提树,其暗示了佛陀的存在。藏于加尔各答国立博物馆。
巴尔扈特门廊柱上的夜叉雕像,注意其体态朴实,有别于桑奇风格的夜叉造像。藏于加尔各答国立博物馆。
桑奇门廊夜叉造像,显见吸收了某些印度本土化的艺术元素。
甘菩迦插叙。
根据一派学者的意见,犍陀罗和甘菩迦同源。他们继续争辩道,犍陀罗、甘菩迦、俱卢族和巴克特里亚人同源,他们全都与伊朗人中具有密切联系。甚至有人认为犍陀罗和甘菩迦只是同一个帝国的两个省份,因此语言互相影响很大。然而,波你尼指出,犍陀罗的语言是“保守”的,完全不类偏伊朗语(后期阿维斯陀语)的甘菩迦语。
下面插入一段甘菩迦世系的叙述:
甘菩迦(Kambojas)是铁器时期的印度部落,被梵文和巴利文文献频繁提及。一般说来,甘菩迦很可能是印度-伊朗人种。他们常被描述为印度雅利安人,其同时与印度和伊朗具有亲缘关系。甘菩迦也被认为是塞种人的一支王族。
最早提到甘菩迦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波你尼(Panini,Aṣṭādhyāyī八章书)。公元1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公元2世纪的《摩奴法典》提到甘菩迦作为一支堕落的刹帝利,由于违反了祭祀禁忌,被驱逐了。他们的疆域大致位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界处,位于犍陀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西侧。位于这片区域出土了一些孔雀王和阿育王时代的佛教文物。并且阿育王诏书提及此地区的统治独立于孔雀王朝。
甘菩迦大概位置,注意其在“印度”之外。
一支甘菩迦人跨过兴都库什山脉,殖民东巴克特里亚(Paropamisadae)甚至远达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贾尤尼(Rajauri,位于Jammu)。根据摩诃婆罗多描写,甘菩迦与兴都库什山小国达拉达斯(Daradas,北克什米尔,传说阿周那曾经到访)接壤,其王族势力远达费尔干纳盆地,与瑞斯凯斯接壤(Rishikas或Tukharas)。
费尔干纳位置。
有学者相信,鼎盛时期的甘菩迦东北疆域远至克什米尔的拉贾尤尼,拥有整个兴都库什地区,西南抵达喀布尔(Kabul)、加兹尼(Ghazni)和坎大哈(Kandahar),其核心位于现在的喀布尔东北部。其统治疆域很可能还包含了迦毕试(Kapisa)地区。
迦毕试(Kapisa)地区的位置。
也有学者把甘菩迦定位于巴尔克(Balkh),巴达克山(Badakshan),帕米尔(Pamirs)和卡菲尔地区(Kafiristan,今天Nuristan)。D. C. Sircar则假定甘菩迦以及甘菩迦皇族散布在从旁遮普一直到伊朗之间的土地上,其政治中心则位于泽拉夫善地区(Zeravshan,今天的撒马尔罕绿洲),面向费尔干纳。
根据托勒密所述,甘菩迦人分别定居在兴都库什山两侧,北侧的称为Tambyzoi,南侧的称为Ambautai,而两部分均位于巴克特里亚地区。近代研究基本确定了,托勒密著述中的这两部分就是梵文文献中的甘菩迦。
许多学者(比如Chandra Chakraberty)认为甘菩迦人是上古时期亚美尼亚地区徐西亚人的一支。其大约于公元前9-8世纪开始向东迁徙,并最终进入后来的甘菩迦地区。
一般说来甘菩迦的首都位于今天的拉贾尤尼(Rajauri)。佛教文献中作为“十六大国”的甘菩迦指向此地。考底利耶(Kautiliya)《政事论》,阿育王的第13号诏书和波你尼经(Panini Sutras)中都提到甘菩迦的政治体制是“刹帝利君主制”,只不过各种具体的政治体制与经典的印度式体制非常不同。其文中暗示,甘菩迦的君主作为“虚君”存在,并无多少实权。并提到一个名叫逊达.伐曼纳(Srindra Vamana)的君主。
在上古时代,甘菩迦以其宝马良驹以及披靡的骑士闻名于北印度(特别是Uttarapatha邦)和西北印度。甘菩迦骑兵保卫祖国,并积极参与政事。根据古代文献记录,甘菩迦为周边地区和国家提供雇佣兵服务。甘菩迦甚至以阿什伐卡(Ashvakas)被提及,意指“骑士”。经典文献提及,他们的主要部落也活动于斯瓦特河(Swat)和库纳河(Kunar)河谷地区。Assakenoi、Aspasioi、Ashakayanas、Ashtadhyayi四个名字均指甘菩迦(都有“马”的意思)。
亚历山大东征,在阿里安(Arrian)地区受到阿布拉遮人不可思议的抵抗。根据记载,此地居民以畜牧业为主(拥有23万头阉牛),但亦从事农业,产业富有,兵强马壮。
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甘菩迦人与塞人、希腊人、帕拉维人(?Pahlavas)结成联盟进入印度,分布在信德(Sindhu)、Saurashtra、马尔瓦(Malwa)、拉贾斯坦(Rajasthan)、旁遮普(Punjab)和修罗色那(Surasena),逐渐在西印度、西南印度建立邦国。稍晚一些,另一种同样构成的联盟向东进入孟加拉地区,从帕拉人(?Palas)手中夺取了高达和伐兰陀罗(Gauda,Varandra)在东印度建立甘菩迦-帕拉(Kamboja-Pala D.)王朝。罗摩衍那里提到了西北入侵的塞人、希腊人、甘菩迦人和帕拉维人,从史诗的描述中,也能够看出一些西北民族入侵印度的景象了。
马土拉(Mathura)的铭文中亦然提到甘菩迦皇族,其被认为和塔克西拉(Taxila)皇族是紧密联系的。在中世纪,甘菩迦人主要活动于西北孟加拉地区,并建立了另一个Kamboja-Pala王朝。
公元8世纪帕拉王朝的文殊菩萨像。
公元1世纪迫于贵霜人的压迫,和公元5世纪迫于白匈奴人的压迫,甘菩迦人两次迁往西藏、尼泊尔(Kambojadesa)地区。五世纪的梵天往事书里提到甘菩迦人居住在现今的阿萨姆地区(Assam,Pragjyotisha和Tamraliptika)。上古时期的甘菩迦人生活在西北地区,而截止到9-10世纪,他们已经迁徙到了印度东北地区,而很可能一部分甘菩迦人进入了西藏。
公元16世纪尼泊尔的“佛教神像”。
最后一位帕拉王朝(Pala D.)统治者达摩帕拉(Dharmapala)11世纪被朱罗帝国的罗真陀朱罗一世击败,遂并入朱罗帝国。
公元三世纪的阿育王13号诏书中提到,甘菩迦作为孔雀王朝的一个自治邦国而存在。5号岩石诏书中提到自治邦国有:Yonas,Kambojas,Gandharas,Nabhakas和Nabhapamkitas。而13号岩石诏书中提到了Araja和Vishaya(室利佛逝),并指明上述邦国和这两个邦国一样是无君主,共和制的国家。阿育王派出使臣劝说甘菩迦皈依佛教,并在5号岩石诏书上记录了这一切。
插叙结束。
希腊-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时代。
孔雀帝国的衰落,敞开了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大门。于兴都库什山以北建国的希腊-巴克特里亚人趁势南越,入侵犍陀罗。公元前185年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攻克犍陀罗和旁遮普,而前18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吞并了整个南阿富汗。此后,由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内战不断,这片地区再度分立出许多小国,犍陀罗也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印度-希腊王国。
其最著名的国王便是米南达一世(Menander),他在治下重新修缮了塔克希拉和普什卡拉伐底,他皈依佛教,并于佛教哲学家龙军(Nagasena)坐而论道,他们的言行被记录在了《弥兰陀问经》一书中(MilindaPanha)。
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吞并犍陀罗地区之后的,鼎盛时期的,崩溃之前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然而种种考古证据显示,当地佛教建筑的真正勃兴始于公元前1世纪,盛于公元1世纪。可以说阿育王为佛教的兴盛铺平了意识形态上的道路,希腊-巴克特利亚时代希腊化城邦的兴起,使得本就兴盛的商业更上一层楼。城邦内部形成具有惊人购买力的城市贵族和相当富裕的自由商人以及妓女。希腊贵族引领了这个时期的审美潮流,本地贵族则纷纷效仿,因此大量匠人从西方和印度涌入犍陀罗地区,打造符合时下审美潮流的艺术佳品。另一方面,山南众王主动将印度元素引入他们的货币当中。由此可见,希腊统治者对当地传统、宗教、艺术的态度绝非排斥和贬低,而是乐于了解和吸收的。有学者(福斯曼Fussman)认为希腊文化被印度接受的原因在于,希腊人进入印度后敬重且推崇伟大的印度文化。
犍陀罗地区出土的佛教寺庙墙墩,其浮雕是希腊大力神阿特拉斯。
正是在这个阶段,本不设偶像的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也开始奠定自己神学图像学的基础。首先是持伊朗信仰的诸民族,把琐罗亚斯德教诸神比定为希腊众神。在此潮流的开始阶段,这种比定甚至是野蛮粗暴的,比如直接将奥尔马兹达比定为宙斯。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佛陀造像怀胎十月,临盆在即了。
弥兰陀约于公元前140年去世,塞种人、帕提亚人逐渐进入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结束了希腊人的统治,而之后贵霜人扫荡中亚,犍陀罗并入贵霜帝国版图。
印度-帕提亚王朝。
印度-塞种人、印度-帕提亚人时代。
首先是塞种人毛乌斯(Maues)于公元前85年占领塔克希拉,建立王朝。毛乌斯的继承者是阿泽斯(Azes),有学者认为他是属于帕提亚帝国的塞种人,因此阿泽斯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印度-帕提亚王朝。印度帕提亚王朝在阿泽斯二世去世以后几乎面临崩溃,而贡多法勒斯(Gondophares)再度将它统一起来。但是在贡多法勒斯去世后这个王朝就迅速分崩离析了。印度-帕提亚众国王赞助希腊艺术,希腊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茁壮成长,为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风格佛教艺术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基督教的记载,圣托马斯于公元40年拜访过贡多法勒斯,并受到礼遇。因此贡多法勒斯亦成为“东方三博士”之一的加斯帕的原型。
阿布拉遮插叙:
与此同时在原先甘菩迦的领土上再度兴起一个小王国,称为阿布拉遮(Apraca),下面我们插入一段关于阿布拉遮的世系。
阿布拉遮(Apraca,Avacas)是东伊朗人或塞种人在西巴基斯坦,建立的王国。其建都巴焦耳(Bajaur),兴盛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吠陀文献里,以阿什伐卡(Ashvakas)之名记载着,阿布拉遮王国的统治核心是阿里安(Arrian)地区的好战部落阿斯帕希俄(Aspasio)。
大概位置,紫色区域某处。
阿布拉遮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是公元前326年,他们顽强抵抗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战斗。随着历史的进程,阿布拉遮地区没有像南部邻居,卑路支斯坦那样皈依伊斯兰教,而是坚守了佛教信仰,期间也伴随着琐罗亚斯德教和希腊的众神信仰。
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和公元1世纪初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阿泽斯(Azes)时代的Kharosṭḥī铭文(阿泽斯二世)显示,阿布拉遮家族成员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境内多次捐助佛教。虽然这些铭文多数缺乏依据,但是由此基本可以判断,阿布拉遮家族的势力从巴焦耳延伸到斯瓦特、犍陀罗、塔克西拉和阿富汗东部。自从在巴焦耳发现镌刻铭文的圣骨盒之后,基本可以确定阿布拉遮国王Vijayamitra,曾建立过王朝,并起码传了四代,其中包括Indravasu,Visnuvarman,Vispavaman和Indravaman,但其王朝更具体的家族世系仍然是未知的。
最近考古学发现的Kharosṭḥī圣骨盒,其铭文显示出了几个阿布拉遮时代的关系以及提到了几位阿布拉遮王族的名字。在Viyeemitro王统治的27年内,被称为Azo时代,其大概开始于在阿布拉遮历的第73年,以及希腊统治者历法的第201年。在这一年阿布拉遮王Viyeemitro和他的妻子郁多罗(Rukhana),以及大将因陀罗拔摩(Indravaso或indravarmo)及其妻子共同捐赠了一座佛塔。根据最近的阿泽斯纪年研究,上述年份被定位于公元15年,如果确实如此,阿布拉遮王则能够比附于Kharaostes。这样说来,阿布拉遮世系则可以连接到甘普迦(Kamuia,Kambojika,Kamboja)世系。Kamuia是Kambojika的Kharosthised 拼写,其形式与梵文化巴利文拼写Kamboja相类。
阿布拉遮诸王似乎自冠吠陀-佛教之称谓,而非东伊朗特点的称谓。但最后两任阿布拉遮王则回归东伊朗称谓,并自称为“Aspa”和“Sassan”。阿布拉遮或许还附属过南部的卑路支斯坦总督。同时Apraca一词还被认为与Afghan(阿富汗)相关。
PrashantSrivastava博士,一位印度勒克瑙大学(Universityof Lucknow)的教授,的近期研究。强调阿布拉遮王朝统治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研究了有关巴基斯坦阿布拉遮国王Ashvaka家族的吠陀文献,研究指出Ashvaka家族不是别人,正是大甘普迦部落的一个分支,其影响远播帕米尔高原。
甘菩迦、阿布拉遮评述。
甘菩迦作为古印度十六国之一被记载在册,然而波你尼和考底利耶不约而同的指出,甘菩迦的政治结构与印度本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知道雅利安人最初定居在戈尔甘(Gurgon,今伊朗,里海南岸)到南土库曼斯坦一代,而后其中一支东迁,沿途不断有部落脱离队伍,但大部分人马进入印度河流域。进入印度河流域的,构成了印度雅利安人的主体,而散落在途中的构成了中亚塞种人和卡菲尔人。或许甘菩迦人和阿布拉遮人正是这部分塞种人的后裔。阿布拉遮王和因陀罗拔摩捐赠佛塔,以及其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反映出皇家信仰及审美对其所统治社会的影响。佛陀的现世以及前世的生平事迹含着浓厚的印度色彩,而其图像中表现的当代生活又体现出佛教的普世宗教趋向:供奉场景并非局限于印度文化,二十穿戴着印度、希腊、塞种、中亚各种服饰的多民族信徒一同踏上舞台,但他们却同属于一个佛教世界。现世与往时交错,穿戴塞种服饰的人物常突然出现在描绘佛陀生平的场景中。
正是这种国际主义精神,通过虚构的历史传统塑造统治阶级的形象。日后,虽然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的贵霜人,被佛教赋予了统治的合法性。
有趣的是,约公元二世纪晚期,在东南亚崛起了一支自称高棉(Khmer)的力量,他们号称是甘菩迦(Kamboja)“仙人”的后人,而不久以后将要称霸中亚的波斯帝国皇室自称萨珊(Sassan)的后人。这两个名字都与甘菩迦人有关。而高棉人的国王也冠之以“拔摩”(Varman)之名。
大月氏、贵霜时期:
中国史料记载,大月氏迫于匈奴人的压力西迁,击败了一个叫做大夏的国家,最终进入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根据《中亚文明史》的观点,大月氏击败的大夏指吐火罗斯坦地区,而并非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月氏到达巴克特里亚之时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或者是一系列刚刚征服了衰落后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民族小王国。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站稳脚跟,在自己统治境内分封五个翕侯。
其中的贵霜(Kushan)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最后几年统一了其余四个翕侯,称大月氏王。他在大约公元50年的时候觐见过阿泽斯王朝的贡多法勒斯。贡多法勒斯死后,阿泽斯王朝分裂,丘就却的继任者阎膏珍借机吞并了犍陀罗地区,并把帝国的首都定在了白沙瓦。从此,犍陀罗进入了贵霜王朝时期,达到其文化、艺术和经济的顶峰。
贵霜时期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就现有考古学资料,当今学者还在破译贵霜人的文字,因此贵霜时代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几个重要的时间点还无法确定。无论如何,贵霜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都是迦腻色迦(Kanishka)大帝,他约于二世纪初期继承皇位,稳固了先王打下的疆土,并将之扩展到了克什米尔地区。他还曾经围困华氏城,在和谈中索取了华氏城的“梵宝”——高僧马鸣。
迦腻色迦舍利匣。
从这个事件上,我们得知,贵霜人对佛教信仰的推崇和喜爱。但贵霜人可以说平等的接受了自己攻占疆域上的一切宗教,并有一种将之融合的倾向,其中包括:希腊众神信仰,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纳的地区信仰传统,印度宗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佛教。
公元2-3世纪(贵霜时期)佛陀、菩萨像。除去两边的侍者,从左到右分别是弥勒菩萨(Maitreya Bodhisattva)、佛陀和观音菩萨(AvalokiteśvaraBodhisattva)。
前文已经提到,在贵霜人到来之前,犍陀罗地区被希腊人统治了数个世纪之久。希腊城邦的富裕公民,成为艺术作品的买家,因此大量工匠从四面八方涌入这个地区。就这样,希腊人的信仰和艺术对犍陀罗地区影响深重。在传入犍陀罗地区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都是非偶像崇拜的宗教。在桑奇、巴尔扈特的早期佛教艺术中,并无佛陀的造像出现,而是以佛塔、佛足、佛龛的意象性符号暗示佛陀的存在。在萨珊时期,波斯钦定了琐罗亚斯德教所谓的“正统教派”,厘定拜火为唯一合法的崇拜形式。然而,在犍陀罗地区,首先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将希腊众神的雕像,比定为《阿维斯塔》里的众神,由此开启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图像神学。步其后尘,在贵霜统治时期,犍陀罗地区也首先成为了两个佛陀造像发源地之一。
公元2世纪(贵霜时期)的佛像,注意其希腊化的面容,以及头后面具有太阳神意象的背光。藏于加尔各答国立博物馆。
2世纪(贵霜时期)犍陀罗地区的佛像。注意其面容已经逐渐具备印度本土化特征,躯体雄壮,神形内敛,身着衣物飘逸帖服,具有薄纱的质感。藏于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由于贵霜人曾经企图深入印度,他们取得了朱穆拿河流域的塞人城邦马土拉的宗主权,进而完全控制了马土拉,并以其作为自己的东都,以达到控制印度次大陆的目的。
公元2世纪(贵霜时期)马土拉佛像,注意其赤裸的上身,富有激情的面容和肢体语言,以及印度化的相貌。藏于马土拉博物馆。
公元2世纪(贵霜时期)马土拉佛像,注意其略带愤怒的面容,给人一种肃杀威严之感。藏于加尔各答国立博物馆。
犍陀罗和马土拉几乎同时出现了佛陀造像。可以看出,犍陀罗的造像以阿波罗雕像为根基,融入佛教冥想、沉思和寂静的主体,创造出了犍陀罗风格的佛像。而马土拉则以印度夜叉雕像为根基,融入贵霜王族勇武的气质,创造出了马土拉风格的佛像。而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犍陀罗和马土拉执整个中亚佛教造像之牛耳,他们的作品也“出口”到了别的许多地方,一时“洛阳纸贵,一像难求”。
大乘佛教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了起来。贵霜王朝统一了从索格底亚纳到旁遮普,从恒河流域到锡斯坦的广大领土,占据了很长一段丝绸之路,带给了这条繁荣商路数个世纪的和平。犍陀罗地区位于帝国和商路的心脏。于是,在贵霜时期,犍陀罗的商业无可争辩的达到其顶点,各个文明的商人汇聚于此,平等交流。
Wiki百科版本贵霜帝国版图。
百度百科版本贵霜帝国版图。
摒弃种姓,提倡平等的佛教,自然在商人阶层中十分受到欢迎。大乘佛教,更是积极吸收当地流行的信仰,迅速的传播开来。迦腻色迦大帝统治时期,在克什米尔地区举行了一次佛教集结,订立了大乘佛教的地位。自此,大乘佛教逐渐走向兴盛。
迦腻色迦的继任者胡维色迦保住了帝国的疆域,但在胡维色迦去世以后,贵霜帝国走向衰落。嚈哒白匈奴(HephthaliteHuns)从东方侵略帝国边境,而在西方萨珊人收拾了帕提亚帝国旧部,崛起为强国,并击败贵霜王,夺取了贵霜帝国西部领土。自此,贵霜帝国分崩离析,贵霜时代结束了。
尾声:
嚈哒人于公元451年掌握了犍陀罗地区,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也许是由于嚈哒人在宗教方面的极端不宽容政策,他们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于公元568年,萨珊帝国联合突厥帝国夹击嚈哒人。并在一次大战中,决定性的击败了嚈哒人,从此嚈哒人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嚈哒统治的这一个世纪期间,他们摧毁了犍陀罗地区的宗教体系,希腊众神、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摩尼教衰落下去,而印度教在犍陀罗地区则独自繁荣起来。
5世纪初,约公元400年,法显拜访犍陀罗,根据法显的报道,犍陀罗地区佛教寺院、信徒众多,信仰昌盛繁荣。而六世纪初,约公元520年,宋云拜访犍陀罗,看到的却已经是满目疮痍了,寺院衰败,僧人失散。但玄奘在七世纪上半叶,约公元644年拜访犍陀罗,他发现犍陀罗地区在喀布尔沙(Kabul Shahi)统治下,恢复了佛教信仰,而塔克希拉仍属于嚈哒的势力范围,该城佛教荒废,印度教繁荣。
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或许并非嚈哒人扫荡了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寺庙,而仅仅是嚈哒皇族不再资助佛教,而本已奢华成习的寺庙不再能够支持其本身的存在形式。而犍陀罗地区的历史名城,塔克希拉,亦然如是。组建城市的商业理由逐渐消失,随之城市结构逐渐崩溃,人们放弃城市,回到能够自产自足的农村生活。久而久之,城市和寺庙便荒芜了。
公元644年,阿拉伯帝国击败萨珊波斯,横扫中亚,然而他们没能有效地控制犍陀罗地区。喀布尔沙继续稳固的统治了犍陀罗地区约两个世纪。根据穆斯林的记载,喀布尔沙的统治大约结束于九世纪末(公元870年),喀布尔沙的大臣,一个叫做卡拉尔(Kallar)的婆罗门,夺取了王位,创立了沙希王朝,将政治中心从犍陀罗地区移到了旁遮普地区,建都乌达班达普拉(Udabhandapura),并在那里修建了巨大的印度教寺庙,就这样犍陀罗长达一千余年的辉煌历史变结束了。
这个王朝最后一位伟大帝王是阇耶帕拉(Jayapala),他的疆域延伸到西喀布尔和苏特莱季(Sutlej)河流域。但是,接下来,加兹尼王国兴起,撒布克特勤两次击败了阇耶帕拉,羞愤之下,阇耶帕拉用异常盛大的火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儿子阿难陀帕拉(Anandapala)被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击败,只好退入了盐岭(Salt Range)。他的继任者崔罗刹那帕拉(Trilochanapala)被士兵刺杀,沙希王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加兹尼王国的马哈茂德多次南下劫掠印度,使得从犍陀罗到德里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广大土地残破不堪。历史进入了另一个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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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参考了如下书目:
《中亚文明史》一二三册,《犍陀罗艺术探源》,《印度史》,《印度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