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坊——意蕴深远的文化内涵

牌坊建筑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广袤的大地上，既是人们创造的物质产品，能满足一定的功能需要，又是人们精神的物化，有意蕴深厚的文化内涵。牌坊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石头的史书”。 牌坊在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形式的建筑一样，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的规范，以及道家情趣的濡染和佛教文化的光照。

长沙岳麓书院内孔庙牌坊

{    儒家“入世”思想的规范     } 

儒家主张入世、进取，“立功立德立言”，重视礼教，并实现人生价值。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建立礼治社会，以巩固宗法制度和集权统治，则是儒家“仁”学的根本宗旨。西汉贾谊又提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礼之治也。”以礼为实施仁的前提，以维护国家统一。董仲舒亦提出“天人感应”，皇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儒学宗教化；他还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统治，以“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维护统治秩序，束缚人民思想行为。

贵州赤水郑氏节孝坊，上雕人物故事、“二龙戏珠”，枋间绦环板上刻“节烈可风”四字，边柱还有对联赞扬“烈女”的“冰清”、“玉洁”，这些文字都掩盖着古代妇女的悲剧

儒家伦理规范的“礼”，虽非宗教教规，却有准宗教的功能，是神圣而不可违反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后儒的“以理杀人”。中国以父系家长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国家都像扩大的家庭，儒家伦理政治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烈女不事二夫”。中国古代有多少“忠臣”、“孝子”、“烈妇”的人生悲剧，就是这种政治化的伦理关系造成的。

<   一、 儒家“礼治”思想对牌坊类型的影响   >

历代统治者都利用儒家“仁”、“礼”思想，兴建礼制建筑，强化封建统治和宗法制度。如祭祀天地、日月、星辰、社稷、先农的坛庙，祭五岳（泰山、嵩山、华山、恒山、衡山）、四渎（江、河、淮、济）、神的寺庙，一般都建有牌坊。“学而优则士”影响下的学宫、书院牌坊，功名、仕科牌坊，“死、葬之礼，祭之以礼”影响下的陵墓、宗庙、祠堂等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的牌坊，“臣事君以忠”影响下的军功坊、政绩坊等，遍布全国各地。

四川隆昌两座节孝总坊相对而立，共刻贞节妇女姓名180多个

特别是表彰“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坊，在各类牌坊中建得最多。如古徽州各县现存113座牌坊中，贞节坊就有30座。其中歙县一座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的砖牌坊上竟旌表65078人。明代洪武元年下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嫁者，旌表门闾。”这种表彰“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是扼杀妇女幸福的悲剧祸根，那一座座贞节坊上，凝结着历代多少妇女的血泪，又隐含多少“道学先生”的伪善和残忍！这正是鲁迅先生尖锐批判过的“吃人”的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