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数言:樱花与武士
樱花开了,春天到了,新的年度开始了。
我留学来到日本,也在这个季节。飞机下降时,地面的樱花隐隐约约;上了电车,道边的樱花清清晰晰;跨入校园、樱树成排!一阵春风轻拂,摇曳的花朵,婀娜多姿,楚楚动人;离枝的樱瓣,轻罗曼舞、扶摇蓝天。
讲台上,苗条的老师,洁白底色粉红樱纹的纱巾,游逸在白皙的脖颈与挺拔的胸前,轻盈的笑貌恰是满开的樱花。窗内,樱之诗;窗外,樱之海。这种氛围里,上课发呆走神,学习意志涣散,也只能自嘲,难以自责了。
不久,电视里播放描述武士的时代剧;那时的日语水平,还无法完全听懂。但有个画面,难以忘却:武士在樱树丛下,从容地切腹自尽,纷飞的樱瓣,雪花般飘落,覆盖在缓缓流淌的鲜血之上,一片牵着一片,轻柔舞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悲壮凄厉的日本传统演歌响起,荡气回肠、撕心裂肺。
后来,听说日本人的灵魂寄居在腹中,武士切腹是为了展示忠魂,魂随樱花而去,那是武士梦寐以求的理想......
暴烈的武士与少女般羞涩柔雅的樱花结缘——这是在我初知日本的文化与历史后,才明白的。
世间百花,都有凋谢和枯萎,甚至腐烂的时候,唯有樱花例外。因为樱花在盛开得最绚丽的时刻,便毫不踟蹰地飘零而去。鲜艳滋润、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花瓣,哪怕落于污泥,也一丝不染,走完“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生命旅程。
所以,日本人说,“桜は七日”,“最も美しい”之时,便是悠然自若的“花吹雪”;樱瓣之雪,飘进了人们的心里,镌刻在武士的灵魂里。
“花は桜木、人は武士”。花数樱花,花之灵;人数武士,人之杰。
提起武士,让我们联想到的,首先会是黑柄白刃、寒光闪闪的“武士刀”,和不忍目睹的“切腹”。
武士“尚武”,“刀は武士の魂”。刀是武士的尊严与威武,“武士离了刀,就不叫武士”。
“薬丸自顕流”是最能代表日本传统武士的刀技流派之一,讲究的是“一撃必殺”,“抜即斬”。窥视眼神,捕获对方松懈的瞬间,爆发浑身的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劈下,待对方反应过来,匆匆招架,反而会被自己的武器反弹回来,砍了自己。这种刀技仅两个步骤,拔刀与猿叫,拔刀后的瞬间暴吼,暴吼中结了一切。“一の太刀を疑わず、二の太刀は負け”,第一刀致人死命,不成功便成仁。这一典型的刀技,展示了“一瞬を生きる”武士精神,又被称作樱花“散る”之招——只攻不守,不惜性命。
“死に物狂い”,武士追求壮烈生,更求壮烈死,这是武士“生の哲学”,又是樱花的写照。在日本的战国时期、日俄战争、偷袭珍珠港,都能看到影子。
二战期间,日本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使用过的烈性炸弹,直径1.6米、重2.9吨;爆炸威力前方3000米、后方300米,名曰“樱弹”。负载的特攻机,名曰“樱弹机”;为减“樱弹”之肥,撤去了机关枪、机关炮,只加单程燃料,飞得低低的,躲开雷达,嘶叫着狂奔美舰;瞬间,鲜红的樱瓣如飞舞的花火,洒满蓝色的太平洋......
一位美军将领感慨地说,我们的战争哲学是“回家”,日本人的战争哲学是“不回家”。
是啊,樱瓣,随风飘去,何恋樱枝!壮乎?怜乎?哀乎!
说得直接点,二战特攻的“樱弹机”与传统武士的“切腹”,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当然,“切腹”具有更广泛的动机。
战国时期,著名的“贱岳合战”,织田信长的得力家臣柴田勝家,在丰臣秀吉的重兵围城中,自知城已难保,以死殉城。事先命令残存部下降服丰臣秀吉,自己却在城楼的天守阁上“切腹”,并将五脏六腑投掷于敌阵,以示坚贞不屈。忠诚的部下,没人离阵脱逃,点燃了藏在天守阁中的全部火药......
地处东京赤坂“乃木坂”的“乃木神社”,是为殉节的乃木希典将军而建造的,明治天皇葬礼完毕的当晚,日俄战争的老战将乃木希典,在赤坂自宅“切腹”并自行“介错”,演完了忠臣剧的最后一幕——“追君”,为日后谱写“军国悲剧”,提供了“武士壮美”的素材。至今有人赞,有人贬,更有人叹。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尚有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怀着“忠君爱国”的赤心,担忧着传统文化的衰弱,在“文化防卫”的“苦闷焦燥”,与“自我毁灭的冲动”中,以武士的“切腹”,完成了他最后的“死の美学”。
三岛由纪夫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坚持“美因哀而存在,哀使美而升华”;抱着“死是最高的艺术”,“死就是生”的信念,选择了自杀。这位文化巨人的“物哀”美学,与传统的樱花“物哀”,以及武士的生死观如同一辙。
“死不意味着终结”,只是从“此世界”到“彼世界”的一个新“圆满”的开始。“樱花七日”“武士命短”恰是“无限的活”。花开花落、回轮转生,死死生生、何足为惧!这也显示了大和民族,对待生命对待自然,恬淡空寂的精神底色。
舒明天皇2年(630年),日本“全盘唐化”,遣唐使的海龟们,从中国帶回梅花的同时,也带回了赏梅、颂梅的风雅;当时,骚人墨客的“和歌”、“俳句”里,只要单独的出现“花”字,就是指“唐梅”。
在赏梅的同时,又奇妙地触发了“観桜”的摩登雅兴,当时,仅限于小范围的贵族圈里,这是最早期的赏樱。
奈良时代(710-794年),赏樱圈渐渐扩大,相当于中国《诗经》的日本最早的诗集《万叶集》里,咏樱诗已有44首了,当然与118首的咏梅诗相比,只能说是初具规模。
进入平安时代的宽平6年(894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衰颓萧条,日本废除了遣唐使制度,随之又出台《渡海制》,限制航海自由,终止与外部的交流,鎖上了国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建立自国文化。从那时起,鼓励脱离“赏梅”的“唐风文化”,弘扬“観桜”的“国风文化”。樱树也被移植到贵族邸內庭园;野生樱花,变成了栽培的樱花。咏樱诗的登場率也压倒性的超过了咏梅诗,占据诗坛之首,樱花切切实实地盛开到日本的文化里。平安时代中期的“和歌”、“俳句”、史书文献里,“花”变成了“樱花”,“花见”即“赏樱”,一直沿用至今。
从“赏梅”到“観桜”,不能不说是独立的日本文化崛起的里程碑。
平安末期,著名的僧侣诗人西行的名诗:“願はくは 花の下にて 春死なむ そのきさらぎの 望月のころ”。意译中文:“我願逸隐樱下,永眠于春,随樱涅槃,落定净土”。如果把“我”理解为武士,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地看出,西行在“七日樱花”里道出了古代武士的生死观。
战国时代(1467-1590年),武士贵族丰臣秀吉主持的吉野山赏樱大会,人工培植的樱花竟达二百多种,樱树三万余颗,伴赏者五千多人,其中女性另携二套和服以备更換;武士、豪族、樱花、美人,绚烂奢华。酒会、诗会、茶会、舞会......持续五天五夜,名曰,“吉野の花見”。吉野山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然离不开樱之助!
那时的樱花,大部分已经不是种子种植的野生樱花,而是扦插嫁接、人工培植后的移植樱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科隆”(Clone)。只要地域气候条件相同,就会在同一个时间,一齐开花、一齐落花,就似武士军团渴求的生死与共。
说到生死与共,就让人想起家喻户晓的四十七名赤穂浪士,他们为了主人、为了正义集体切腹殉死。值得重笔的是,赤穂浪士中众所瞩目的武林隆重(又称唯七),亲取恶人吉良上野介的首级,“勇猛無双、純真無垢”,深受日本民众的崇敬和爱戴,他是忠臣藏中唯一的“非本邦血统”武士,祖籍浙江杭州(旧称“武林”),孟子的后裔。这些江户时代的武士们合葬在东京泉岳寺里,至今,每年都要举行两次隆重的祭奠仪式“赤穂义士祭”。让到过泉岳寺的中国人感到,日本的武士既遥远又亲近,“齐开齐落”的武士精神中,渗透着“义”与“得主尽忠”的儒家思想。
明治时代(1868-1912年),在“黑船襲来”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动打开国门,又主动走进欧美,面对“鸦片”大悟大彻,随即,狂热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维新政策。其中,樱花的培植也归入“文明开化”之中。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日本各地的公园、古城遗迹、学校、道路两边、公共设施等等,都种上了樱花,樱花开遍了全国。
世界野生樱花大约一百五十种,日本仅占十一种,但人工开发的新品种却多达六百种以上,很多品种深受世人喜爱,源源不断地被移植海外。全世界的观赏樱花,基本上来自日本;日本樱花超越国家,成了人类共有的自然财产。樱花的日语“Sakura”也成了世界的公用语。
如果说,平安时代,樱花在日本文化的户籍里报上了户口,那么明治时代,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的繁忙季节里,樱花就成了向世界提交的一张“日本名片”。
有趣的是,武士的兴起,与樱花一样,也是在日本“全盘唐化”之后。更有趣的是,也像“赏梅”变“観桜”一样的阴差阳错。
唐朝,由“均田制”走向地主私田;日本仿效唐朝模式,引进“均田制”,却走进了贵族庄园。唐朝,不断强化皇权,日本却逐渐削弱皇权。缺乏兵源的朝廷,为了防止“貧困児”逃兵,采取“健児制”,规定郡司、豪族、功臣的子弟才能入伍。当兵成了富二代的特权,寻花问柳、养鸟遛狗等不良习性也随之带入皇家军旅。
贵族庄园与日俱增,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各庄园之间的纷争层出不穷。皇家的正规军岂敢指望?于是,各庄园成立武装组织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先是半耕半兵,随着庄园制的发展,终于出现了民间职业军人——武士。
最初的武士,属于贵族庄园“家族共同体”的成员。首领是庄园主,即“宗家主人”,随即又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武士团。
朝廷正规军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于是,终于出现了纯粹为朝廷效力的“军事贵族”,即武士贵族。武士积极参与国事,社会地位与日俱升,并为以后“士农工商、武士为上”的社会地位确立打下了基础。12世纪中期,保平之乱与平治之乱的朝廷内部政争,平清盛氏族的“军事贵族”直接介入,清除了宿敌武将源义朝,掌握中央政权,控制西日本半壁江山,并积极与宋朝通商,蓄积财富,成为历史上武家政权的鼻祖。此后,武士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直到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武士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战结束,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日本人,铭记历史的教训,唾弃了军国主义的绝对服从,崇尚自由与平等;否定了“切腹”,学会了珍惜生命。但作为武士精神精髓:名誉与忠义、诚实与正直、坚韧不拔与自我牺牲,仍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大和民族。
头像被印在五千円纸币上的,那位明治时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新渡戸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武士与樱花一样都是“日本固有の花”。没有樱花、没有武士道,就没有日本。
濒临经济崩溃的战后日本,工业几乎丧失殆尽。工业的复苏崛起,必不可少的是电力。但当时,最缺少的恰恰是电力。全国计划用电,尤其是关西地区,一般家庭每周停电三天,工厂也要停电二天。电力不足,束缚了经济恢复的手脚。为此国家委托关西电力公司建造“世紀の大工事”——黑部水力发电所,日本最大的水力工程。
这也是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艰难工程,冰天雪地荒无人烟,三千多米高的重峦叠嶂、万壑纵横连绵不断。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大型机械设备无法搬运进去,只能以最原始的人海战术,炸磐石、凿隧道、筑大坝、建电站。开天辟地的黑部第三发电所工程收工,殉职者三百多人。大多死于坠落、雪崩、塌方。
接着,更艰难的第四发电所工程开始了,关西电力公司破釜沉舟,投入了注册资金五倍的建设费,动用了熊谷組、鹿島建设、大成建设等,赫赫有名的五大建筑工程公司,上阵作业人员多达一千万,浩浩荡荡、轰轰烈烈,五工区同时开掘,耗时七年,殉职者一百七十多人。
这是“進むも地獄、引くも地獄”上刀山下火海的工程,人人皆知。每开掘一米,每点燃一条爆破管,每穿过一段碎石带,都是生命里的一种觉悟。迎来了六十年代,被人们称作“黑部の太阳”、“日本の奇迹”的黑部水力发电站,终于全面竣工!数百条的生命,换来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一个民族的复兴......
我曾无数次到过黑部水坝,对着“黒部ダム工事殉職者の慰霊碑”,对着牺牲的勇士们的雕像,真想知道,在突击碎石带的时候,用身体去堵暗穴激流的时候,救工友冲入正在塌方的隧道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弟兄?
——他们一定什么都没有想,他们是武士的子孙!
黑部水坝也是一个风景独好的旅游亮点,经过慰霊碑和雕像时,人们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至今,慰霊碑下,每天鲜花不绝,直到冬季封山......
“散る桜、残る桜も散る桜”,“武士が命を惜しまない”。生命短暂;生则辉煌,令人崇敬;死则尊严,为人折服。
文到此处,想起了许多年前,曾经读过的一本关于日本文化的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茹丝・本妮蒂柯特的《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 and Thesword)。1946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国语言,仅日文就有十种以上的版本。据记载,此书一时独领风骚,赢得国际上的高度评价,成了研究日本文化的“指南”,也为美国政府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外的是,半个世纪后,数种中文版本陆续上架、并不断重印,登上了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
书中的“菊”,象征日本皇室;“刀”,体现日本武士精神。作者是一位洞察力敏锐的老太太,苦于日美交战无法赴日,只能通过与日侨和战俘的交流,以及阅读日本书籍,剖析日本文化。老太太并非精通东方文化,分不清中国道家与日本神道的区别;也没搞懂双刃的“剑”(Sword),与单刃的“刀”(Katana)的差异,当然,更不会明白骑士剑的“刺”,与武士刀的“劈”,在使用要领上的不同。某些章节,也没能完美地控制住对敌国文化研究时的个体感情,以“西高东低”的视角,审视东方文化。
当然,哪个国家的文化学者,或多或少都会带着自国文化习性和价值观,对焦异国文化,拿自家的标尺,丈量他家的后院。尽管书中稍有硬伤,但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我特别敬仰老太太的爽直,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比如,爱好纯洁无暇的樱花、崇尚庄重高贵的菊花,同时,手执武士刀,杀人或者自杀。顽固却又服从,雅致尚礼却又野蛮粗暴……
其实,日本文化也好,武士精神也罢,作为一国的文化、民族的精神,其内涵深广复杂、极具多面性。光说日本文化中的传统美学,至少有三大内涵不同的流派。武士道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价值基准也是难以严密的定义;哪怕是广义的定义,也是根据时代的变异而各显色彩,绝非一成不变。
武士精神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忠、义、信、仁、礼、克己等儒家思想的底色。遗憾的是,让老太太看到“矛盾与双重性”的所谓“日本文化”,大部分是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的“军国文化”。这段特殊时期,日本竭力推行崇拜天皇、绝对尽忠的愚民政策;在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富国强兵、对外侵略扩张。这段畸形的文化,与传统的日本文化天差地别!
一个时代,一部悲剧,一个民族的宿命,一张夹在日本文化史册里的黑书签。那时的武士精神也理所当然地被军国主义扭曲着利用,让武士走向了正邪不分,丧失信义仁礼,残忍邪恶、毫无人性的极端。那些魔鬼附身精神残废的“武士”,给中国、美国、韩国、东南亚,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亚洲、大洋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苦痛。
如今,武士刀就像精致美好的艺术品,淡泊宁静地在博物馆的橱窗里,默默地述说着漫长岁月里的坎坷经历,唤醒人们曾经有过的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时代育一代人。美丽的樱花静寂无声,开遍列岛的角角落落,也开遍整个亚洲,年复一年地洗刷着战争的血腥,清扫着蒙在武士脸上的污泥,慰籍着人们伤痛的心灵。樱花树下的新一代、又新一代、更新一代的战后日本青年,正在用心用灵,雕塑着更新、更健全的武士形象。
今年,上野公园的樱花,开得比往年要早十多天。我对那里的染井吉野樱花情有独钟:含苞待放时,浅浅的粉红,娇嫩可爱;开花后,粉白纯洁,不媚不妖,惹人爱怜,两边的樱树搭成樱花的隧道,漫步其中,心旷神怡;樱花飘落时,隧道里,铺展了一条长长的、厚厚的花瓣地毯——那是让人心醉的“花道”......
若不是新冠疫情,樱花之下,爱好小酌怡情的人们,酒微醺,人微醉,提灯朦胧,花道阑珊......
只惜来不及光临日本的茹丝・本妮蒂柯特老太太,业已驾鹤西去,谅必天国的樱花也一样的美丽。挚心企盼老人家在赏樱之余、午茶之后,再能为我们写一部续篇,不要菊,不要刀;只要樱,与樱下之“侍”——最高的武士!
——《TheSakura and The Japanese Samur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