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劝说集（语言与劝说）三
第七篇 币值崩溃对银行的影响
（1931年8月）
一年前，经济形势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农业、矿业、制造业和运输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表现为失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性资源的浪费。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中，最令我们担心的是银行业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1931年7月在德国发生的一次毁灭性的危机，实质上只是一次银行系统危机，但由于同时迸发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恐慌，毫无疑问地加剧了世人对此次危机的惊恐程度。存在于银行系统内的头重脚轻、稳定性极差的局面最终使之彻底陷于崩溃地步。依我之见，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它同银行业的稳健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们眼看着这种局面的形成，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但是引起此次危机的主要起因——即金币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结果使固守金本位的各国中约定以黄金偿还债款的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不是单个银行家所能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什么人能预见到金币价值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奥地利发生的安斯托特信用危机揭开了德国危机的序幕。当柏林的达姆施塔特尔银行陷入困境的时候，德国危机日益恶化，已经接近顶点。由于伦敦向柏林出借的贷款数额巨大，而危机造成回流英国的流动资源规模与之相比差额甚大，从而导致英国原有金融地位的动摇。在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的同时，危机达到了最高点。它造成的最终后果必然是存放于纽约的外国贸易余额的疯狂而迅速地出逃，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惊慌失措的局面。所有的紧张、歇斯底里以及恐慌正在导演着一场关于通货管理的闹剧，正在促使整个世界的金融机器完全停止运转；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所有的心理变化可以归因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近两年来货币价值的日益崩溃所造成的银行实际资源的缓慢而持续的损耗。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探讨引发危机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因素。
且让我们从头说起。我们的资本财富是由世界上众多形态不一的实际资产所构成的，如建筑物、商品存货、在产品、在途商品等等。这些资产的名义所有者，往往以借入货币的方式来获取资产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财富实际所有者的所有权要求并不是体现在实际资产上，而是体现在货币上。这种“资金融通”行为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银行作为介于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担保人，一方面吸纳存款人的资金，一方面向借款人发放购买实际资产的贷款资金。于是货币就成为了实际资产与财富所有者之间的中介，这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由于近年来对主要银行系统信心的增强，银行业务的扩大已经到了令人惊诧的程度。例如，以各种银行存款合并计算，在美国约达500亿美元；在英国约达200亿英镑。除此之外，还大量存在着由个人持有的担保或抵押债务。
以上所述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还有一点也是我们熟悉的：当币值有了变动时，拥有货币索取权的那些人同负有偿还货币义务的那些人之间的相对地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价格的下降实际上相当于提高了货币索取权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实际财富有一部分从债务人转移到了债权人；因此，实际资产的较大部分体现在存款人的所有权上，而为了购买资产借入货币的资产名义所有者，则相对占有实际资产的较小部分。众所周知，这就是价格变化引起混乱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并不是价格下降的这种广为人知的特征。价格下降还会产生进一步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不必深究；但是当币值的变化幅度非常大，超过了某个大约固定的限度时，这种进一步的结果就立即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经常见到的，大都是币值的温和变动，这对作为存款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担保人的银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因为对某种特殊资产和一般实际资产价值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银行是事先有所准备的，习惯的做法是要求借入者支付所谓的“垫头”。这就是说，当借入者向借出者提供资产，作为贷款的“担保品”时，银行向他出借的资金，只能达到“担保品”价值的某一比率。根据以往的经验，“垫头”被固定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百分率，在一切通常的情况下，这是相当安全的。当然，根据情况的不同，实际百分率可以在一个宽泛的限度内高低不一。对于易于出售的资产来说，20％～30％的“垫头”，通常被认为已经相当充分了，如果“垫头”达到50％，一般认为借出者的态度过于谨慎了。因此资产的货币价值的向下变动幅度，如果只是在通常的温和范围以内，银行对此不会十分关注；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一方是它们欠存户的，一方是贷户欠它们的，至于货币价值到底是多少，与它们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设想一下，当资产的货币价值在短期内的向下变动，超过了借以贷款的那些资产中很大一个部分的约定“垫头”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毫无疑问，银行将处于可怕的境地，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立刻发生。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情况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1931年以前的近代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先例。在许多国家中，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所以资产的货币价值发生了大幅度的向上变动。这种变化，尽管在其他方面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对银行的处境没有产生任何危险；因为银行所掌握的“垫头”在货币价值上有了增长。在1921年的萧条中，价格也曾大幅度下跌，但那是从一个非同寻常的高价格水平上跌落下来的，而且罕见的高昂物价只持续了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因此银行以那样高的价格水平为依据的贷款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此外由于持续时间短，各方面对此也未抱有多大的信心。近两年来，实际资产的货币价值，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几乎全面崩溃的态势，如此严峻的局势，是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最近几个月-时间如此紧迫，以致银行家们自己对当前的局势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充分的认识——价格的迅速下跌，在许多情况下，已经逐渐超过了约定的“垫头”。用市场的行话来说，就是“垫头”已经逃之夭夭了。这种情况的具体细节通常不为局外人所注意，除非发生某种特殊事件——也许是某种几乎是出人意料的事件——使局势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因为，只要银行还能保持镇定，静候时机的好转，同时对它出借的许多贷款的担保品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安全可靠的这一事实，有实力视而不见，那么从表面上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也不存在引起经济恐慌的任何因素。但是，即使在这一阶段，潜在的情形也有可能对银行的新业务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因为银行此时已经觉察，它们所发放的贷款，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处于“冻结”状态，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远大于它们自愿负担的水平；于是它们会变得异常谨慎小心。为了尽可能避免风险，它们会使所有资产的其余部分尽可能地避免风险，尽可能地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银行的这种行为就会在种种无声无息的、不易被察觉的方式下，反映到新企业方面。因为这意味着银行对于会使其资源处于固定状态的任何计划，都不会像平常那样乐于资助。
这里讨论的是货币价值变动问题，要估计这一因素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各种不同类型的财产在价格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国际贸易所涉及的各种主要原料品和食品。这些商品对银行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不论是处于库存状态的、处于在途状态的，还是属于半制成品形态的、属于未出售的制成品形态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银行的贷款资助来经营的。在过去的18个月里，这些商品的价格平均下降了25％。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银行不能把某一客户的担保品平均给另一个客户。其中有许多商品，在商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价格已经下跌了40％～50％，甚至更多。
其次是一些大公司的普通股，这是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里的主要交易对象。在大多数国家中，证券现价已平均下跌40％～50％。这又是一个平均数，它表明有些股票，在两年前还被看作是绩优股的，现在的下跌程度甚至远远高于平均下跌水平。此外还有债券和固定利息证券，其中属于最优等级的，现价事实上还有轻微的提高，有些即使下跌，充其量也没有超过5％，这种状况在某些方面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许多别的固定利息证券——虽然算不上是最优等级的，也不失为优等的证券——其现价却下跌了10％～15％；至于外国政府债券，众所周知，已经发生了惊人的跌价现象。像这样的价格下跌，虽然趋势相对比较温和，但后果也许同样严重，因为这类债券往往（虽然在英国并不是这样的）是由银行自己直接收购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垫头”以保障银行避免损失。
大体上讲，商品和证券价格的下跌趋势对大多数国家的影响是相同的。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另一类资产，即不动产，它在数量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英国，我相信还有法国，局势之所以较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不动产价值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价格暴跌的现象；因此抵押业务正常进行，以不动产为担保品的大量贷款也没有受到损害。但在许多其他国家，这类财产却没有摆脱价格暴跌的噩运；也许美国的情况相对特别严重，那里的农田价值大幅度下跌，城市的现代建筑物也同样如此，许多房产的现价只能达到其原来建筑成本的60％～70％，有时甚至还达不到这一比率。这一点大大加剧了当地局势的恶化程度，一则因为不动产涉及的金额数目相当巨大，再则因为这类财产过去普遍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在美国，在这种严峻局势下，抵押银行、抵押和贷款协会以及其他不动产融资机构所持有的大量抵押品，实际上处于一种“冻结”状态，而这些抵押品的“垫头”由于不动产价值的下跌已经损耗殆尽。
最后，还有一类贷款，是银行贷给它们的客户的，目的在于资助这些客户的经营业务。在许多情况下，这类贷款的处境是最糟的。因为这类贷款的担保品主要是被资助企业的实际利润和预期利润；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事态不能迅速趋于好转，许多原料生产者、农场主和制造商根本无利润可言，而且陷入破产境地的可能性极大。
总之，除不动产外，任何类型的财产，不管它对社会的福利多么有贡献、多么重要，它的现时货币价格，几乎没有一种不暴跌的，且跌幅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已说过，我们的经济社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在一个广大范围内，介于实际资产和财富所有者之间的，是一道货币遮幕，而上述情况就发生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实际资产的名义所有者通过从财富实际所有者那里借入资金，才能购买这项资产。而且，所有的资金借贷活动，大都是通过银行系统的组织和管理来实现的。这就是说，银行作为实际借入者与实际借出者双方之间的担保人，是通过发挥其中介作用而获取报酬的。它们对实际借出者提供担保；然而只有当属于实际借入者的资产货币价值不低于所借贷款的货币价值时，这种担保才能真正有效。
当货币价值出现了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那样严重的下跌时，就会威胁整个金融结构的稳固，之所以会这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银行和银行家，天生就是盲目的，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些银行家，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认为战前的价格水平是公正的、“自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当价格的下跌趋向于战前水平时，他们甚至还表示欢迎。在美国，有些银行家还雇用了一批所谓“经济学家”，这些人甚至到今天还在劝告我们，说我们的困难是由于某些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还没有充分下跌这一事实造成的；但是他们没有顾及到，如果他们的补救措施果真实现的话，那么最明显不过的后果就是，银行机构的清偿债务能力将受到严重的威胁。“稳健”的银行家，悲夫！人们不把那些能够规避风险的人称为稳健的银行家，而把那些注定要破产、但却破产得光明磊落而不招致非议的人称为稳健的银行家。
但是事到如今，他们也终于开始有所警觉了。在许多国家，银行家们渐渐无奈地感到，当他们客户的“垫头”趋于枯竭、损耗殆尽之时，他们自己也处于“危险的边缘”。我相信，今天如果对一切有疑问的资产做一番真正细致的评估，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银行，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境地；而且随着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比率还将迅速扩大。幸而我们英国国内的银行，由于种种原因，还处于最稳固之列。但是通货紧缩总得有一个限度，否则银行迟早会支持不住的。在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包括美国，银行的地位，事实上是整个局势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虽然真相由于部分地被掩盖而使公众有所不知。显然，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必会给某些方面带来崩溃性的打击。如果听其自然，不采取必要措施，在世界的银行范围内，将会出现真正严重的崩溃局面。
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选择道路：一条是寻求某种办法来提高货币价值，直至恢复到其原有的水平；一条是听任破产和违约现象的继续蔓延，直至整个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陷于崩溃。如果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当一切恢复平静之后，我们将从头做起，也许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极度贫困，或许还比现在更愉快些；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免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要面对无端的浪费、混乱的局势以及社会不公道等丑恶现象，还要忍受私有财产和财富所有权的重组。虽然从总体上看我们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个人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过在困难的压力与激情的引发下，我们也许能够发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我们的事务。
目前的迹象表明，世界各地的银行家，决意自寻死路。在事态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他们总是不愿采取充分彻底的补救措施。在他们听之任之的暧昧态度下，事态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此时再想寻求出路，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在英国，我们通过废弃金本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势的严重程度；但不幸的是，这只是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而那些仍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却由于我们的举措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对于银行家来说，保持自己衣冠楚楚的外表并表现出超乎人性之上的高贵品质已成为必修课。这种毕生的生活习性使他们成了最富于空想、最不切实际的人。这一点已成为了他们的行事原则，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地位会因此受到影响；而等到他们有所觉醒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像许多诚实正直的公民一样，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万恶世界的种种危机——当危机完全表面化的时候——感到本能的愤怒，但他们却无法预见到这些危机。这一切难道是银行家的阴谋吗？不！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其实我倒真希望这一切是银行家密谋策划的。这样的话，可以预计，当他们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之时，也是他们遭受打击最大之时。
第三部分 恢复金本位
第一篇 黄金热（1930年9月）
选择黄金作为价值衡量标准主要依据传统习惯。在出现具有代表性的货币以前的时期里，人们会选择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金属作为最适合的商品，用于实现价值贮藏或支配购买力，这是极其自然的，其间的理由已经被反复说明了许多次。
四五千年以前，已开化的世界就已经使用金、银和铜作为英镑、先令和便士，当时最重要的是银，其次是铜。在米锡涅时代（Mycenaeans），黄金曾一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接着在凯尔特人（Celt）和维多利亚人的势力影响下，在欧洲和地中海北岸一带，铁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取代了铜而作为货币。后来在阿肯米涅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采用了金与银保持固定比率的复本位（直到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倾覆时为止），于是金、银和铜又恢复了作为货币的地位，白银再度居于主要地位。从此白银长期占有领导权（除了在罗马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黄金势力曾一度恢复以外），在此期间，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曾进行过多次有关金银复本位的努力，但始终没有多大成就，白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直到大战爆发前50年，黄金才取代了白银，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弗洛伊德博士说，黄金作为一种象征，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强烈的本能嗜好，其中是有深藏于我们潜意识之下的特殊原因的。古代的埃及祭司，曾赋予黄色的金属一种神秘的特性，这种特性至今仍没有完全丧失。黄金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由来已久，然而，至于作为购买力的唯一标准，却是它的新生功能。到1914年时，从法律依据上讲，黄金在英国占有这样的地位为期不到100年（虽然事实上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在多数其他国家中还不到60年。因为，除了某些极为短暂的时期以外，黄金的数量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还不能满足作为世界主要通货的需要。黄金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非常稀少的商品。所有7000年以来采掘出的黄金，一艘现代邮船可以在一次航程中把它运过大西洋。大约每隔500年或1000年就会发现一处新的黄金供给源，19世纪后半期就是历次中的一次，每当这个时期，就会暂时感到供应充裕。但是一般而言，供应总是不充分的。
近年来对黄金狂热追求的心情隐藏得很深，在这种心情的外面罩上了一件威严的外衣，尽量地使人望而生畏，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男女关系或宗教领域内。当初黄金对复本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许是为了获取胜利的必要而披上了这种外衣，而且到现在仍旧没有脱下；因为黄金崇拜者认为要防止不兑换货币的泛滥，黄金是唯一的预防剂。对黄金的追求是不是出于以上原因，还是由于弗洛伊德式的带有几分神秘的精神状态，对此，我们无须在好奇的心理下刨根问底。但是，我们可以向读者提出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事实，即黄金已经成
为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工具，在对待这种事情上，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些偏见。
然而，在我们这一代里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也许最终是一个致命的变化。在战争期间，个人纷纷将自己所有的一点点存金投进了国家的熔炉。战争有时会使黄金消散，如亚历山大驱散波斯宇宙里的存金，比萨罗驱散印加人的存金。但是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却把民间的散落存金集中到了几个中央银行的金库，此后，这些银行就再没有把它放出来。这样一来，黄金差不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退出了流通领域。它不再从这只手到那只手传递着，它已经溜出了贪婪的人的手心。原来的那些小财神分散在各家各户的钱袋里、袜子里和铁箱里，现在它们却被在各国中独一无二的大财神一并吞入肚中；它生活在地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的金面。金子不见了，它又钻到泥土中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到那些金盔金甲的财神的踪迹，我们只好予以理性的解释，但不久人们也就对此事漠不关心了。
于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商品货币最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性货币的时代。过去黄金可以铸成钱币，可以用来贮藏，可以作为有实质内容的财富要求权，个人只要牢牢抓住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不会从掌心溜走。但是目前的黄金却不能这样使用了，它变成了一种非常抽象的事物——只是一种价值标准。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名义上的地位，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的某一个出现了它所管理的代表性货币的膨胀和收缩，以至于与其邻邦的行为在相适应的程度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时，就需要不时地将为数极小的一部分存金在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传递。到了现在，甚至这种传递行为也已经有些过时了，这种不必要的移动可以省去，而代之以最现代的方式，即“另户保管”（ear－marking），它可以使所有权转变，而无须移动其所在地。我们不妨从这一点出发再稍进一步，那时不必在形式上否认黄金的一般通则，通过现代炼金术，各地中央银行之间就能够做出一种协定，对于埋藏在它们金库里的黄金数量可以为所欲为，而其所代表的价值也可以任凭它们指定。黄金本来与白银并存，两者如日月经天，交相辉映，但在这个时候，黄金将首先蜕去其神圣的属性，而成为世间的一个独裁者，或者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成为一位立宪君主，而各地中央银行则成为这一王朝的内阁阁员，但是，它也许永远也没有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必要。然而这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真正实现，也许演变的结果与此完全不同。总之，黄金的拥护者如果想避免革命的出现，他们必须拥有卓越的智慧和极端慎重的态度。
第二篇 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目标（1923年）
除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中货币的不稳定状态一般由两种因素的交织作用所造成——一个是，人们用作为价值标准的黄金来衡量的国家通货没能保持稳定；另一个是，黄金本身用购买力衡量时，没能保持稳定。人们（如康利夫委员会）主要关注的一般是上述两种因素的第一个。人们往往认为，恢复金本位，也就是说，使国家通货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无论如何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所在；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通货是应当保持在战前的黄金平价水平呢，还是应当规定得低一些，与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接近一些？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在通货紧缩与货币贬值两者之中进行选择。
这种说法未免近于草率。如果我们浏览一番近五年来价格变动的过程，我们就会明显地发现：美国始终保持金本位，但是它也遭受了与许多国家一样的损害，在英国，与黄金的不稳定性相比，外汇的不稳定性更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同样的情况甚至也出现在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也几近相仿。另一方面，印度曾受到过外汇汇率的猛烈波动的损害，然而它的价值标准的稳定程度却一直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因此，通过固定汇率的办法并木能使我们摆脱通货方面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削弱我们的控制能力。关于通货稳定的问题牵涉到好几方面，我们必须逐一予以考虑。
1．货币贬值与通货紧缩。在我们确定价值标准时，是使金价接近于现有价值呢，还是使它恢复到战前的价值水平？
2．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国家通货的价值稳定是应该依据购买力呢，还是应该依据某些国外的通货呢，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3．金本位的恢复。根据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金本位，不管它在理论上怎样不完善，是不是为达到我们要求目标的可采用的最好方法呢？
一、货币贬值与通货紧缩
为了增加以金或某些商品为依据的通货的交换价值，可以实行降低国家通货的数量与它所需要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购买力这两者之间比率的政策，为方便起见，可以称之为通货紧缩政策。
我们也可以使通货的价值稳定在接近于现在价值的某一点，而不考虑它战前的价值，这样的政策，可以称之为货币贬值政策。
直到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上，公众对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区别是不大清楚的，对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后来才逐渐有了认识。即使在今天（1923年10月），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当局作出明确表示，对于它们的通货价值，要采取哪一种政策：是稳定币值呢，还是提高币值？许多国际会议建议认为，在目前水平下稳定币值的同时，许多国家通货的实际价值却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但是，从其他方面的迹象可以判断出，欧洲各国的国家银行，在通货政策方面，不论是实施得顺利的（如捷克斯洛伐克），或不顺利的（如法国），内心都期望提高它们通货的价值。
反对通货紧缩的简单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点，通货紧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的影响总是有害的，它会造成现有价值标准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财富发生不利于企业、也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再分配。我们已经看到，通货紧缩将使财富由社会的其余部分转移到食利者阶级和一切持有货币权利的人们那里，这同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情况正好相反。特别是，通货紧缩将使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从活跃分子的手里转移到不活跃分子的手里。
在通货紧缩下，主要的持久性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然而在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提高100％（比方说），这就等于告诉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损失100％（因为以商品作为衡量标准时，他必须用加倍的数目才能偿还他所借入的资金）。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之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且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园，静候其现金价值向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测，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现代企业的经营机制，对货币价值的向上趋势，相比于它的向下趋势，更加不相适应。
第二点，在许多国家中，即使通货紧缩是令人满意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通货紧缩在充分程度上，足以使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因为这将使纳税人的负担，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种实际上的不可能也许会使这个政策成为无害的；如果事实上不是这样，它会妨碍另一种政策的实行，将延长不安定状态和严重的季节波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干扰。目前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仍然是要把它们的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这种做法必然会阻碍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对任何通货改革的合理探讨。有些人——在金融界这种人很多——是别有用心，故意说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只得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在意大利，正确的经济见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已经相当成熟，足以用于通货改革，但墨索里尼先生却使用威胁手段，把里拉提升到它以前的价值。对意大利纳税人和意大利的企业而言，幸运的是，里拉并不听从独裁者的指挥，独裁者根本没有办法使它俯首贴耳。但是这样的空谈却能够阻碍实在的改革。尽管人们也许要感到惊诧，这样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主张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虽然他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他能够理解这种政策，其内容用另一种、但意义相同的措词来表达时不外是这样：“我们的政策是要把工资削减一半，把国家债务负担提高1倍，把西西里输出桔子和柠檬时可以获取的报酬减少50％。”
我们说，要把欧洲的多种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多数欧洲国家却把这种不令人满意的不可能的事物作为它们的公开政策。那么，它们采取这一政策到底有哪些理由和论据呢？以下所列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1．战争压低了国家通货的含金值，现在若听任它处于这样的低水平，那对食利者阶级和其他固定货币收入者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毁约行径；而恢复通货价值却是履行债务的公正举动
通货价值的降低的确对战前固定利率证券持有人造成了损害，在这一点上是无须争论的。然而，要做到真正的公平，也许不仅仅是恢复他们货币收入的含金值，而且也要恢复货币收入的购买力，这一价值尺度，事实上却没有人建议过；至于名义上的公平，并没有被破坏，因为当初投资所使用的并不是金块，而是当地的法定货币。不管怎样，对于这类投资者如果能够分别加以处理，在考虑到公平和满足合理预期的情况下，采取权宜之策，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战前固定利率证券的持有量早已淹没于大量发行的战时公债之中，整个社会已经同新的局势大体上相适应。利用通货紧缩的办法来恢复战前持有证券的价值，将意味着同时提高战时与战后发行证券的价值，从而提高了食利者阶级的总债权，使其收入不但超过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将扩大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公平在正确衡量之下将偏向另一方面。现在尚待清偿的货币契约，其中绝大部分在签订的时候，货币价值与现在的价值比较接近，与1913年时的价值相差较远。这样的结果是，为了维护少数债权人的公平，却对债务人中的大多数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见，当通货的贬值已经持续了一个很长时期，已经使整个社会与新价值相适应时，通货紧缩造成的后果，甚至比通货膨胀更糟糕。两者都是“不公平”的，都会使合理的预期落空。但是通货膨胀可以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可以刺激企业发展，在造成偏差的同时多少还有一些益处，而通货紧缩却无一可取。
2．将国家通货恢复到战前的含金值，可以提高国家的财政信誉，促进民众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如果某个国家希望能够把它的通货在很早的时候恢复到战前的平价水平，那么这个论点是不容忽视的。在英国、荷兰、瑞典、瑞士和（也许是）西班牙可以这么讲，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就不能这样讲。有些国家，即使能把它们的法定货币价值略微提高些，也不可能使它恢复到原来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能适用。这个论点的主旨在于，必须满足使货币精确地恢复到战前平价的条件。以意大利而论，令里拉定位于10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还是6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它的财政信誉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对而言，能使里拉稳定在100：1的比率上要比在60到100之间波动不定的情形好得多。
因此，这个观点的适用只能限于那些通货的含金值与原来价值的差距（比方说）在5％或10％以内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观点的确切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下述问题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回答。问题是，我们在将来，是否打算像过去一样，把我们自己牢牢束缚在彻底的金本位上。如果我们仍旧认为金本位优于其他任何方法，如果我们对通货前途的“信心”并不是取决于其购买力的稳定，而是取决于其含金值的固定不变，那么长期保持5％或10％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也许是值得的。这种见解，同100年前李嘉图在类似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正相吻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的目标是未来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金平价的固定不变，那么就没什么值得讨论的了。
3．如果提高国家通货的含金值，工人阶级就会由于生活费用的缩减而受益；国外商品就会变得较为便宜；以金计价的外债（例如对美国的债务）在清偿时也相对容易些
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它在实践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上述两个论点。这个论点认为，如果法郎的价值有所提高，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额工资肯定可以多买些东西，用法郎偿付的法国输入品的价格会便宜得多。但是事实决不是这样的！如果法郎的价值提高，它不仅可以多购入商品，也可以多购入劳动力，这就是说，工资将下降；用来偿付输入品的法国输出品，在以法郎计量时，在价值上将同输入品有完全同等程度的下跌。同样，英国为偿还美元债务必须移交给美国的一定数量商品的价值总量，最后结算时所依据的换算率无论是1英镑合4美元还是战前平价，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项债务的负担决定于黄金的价值，而不决定于英镑的价值，因为债额是以黄金计量的。货币不过是一种媒介物，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从一个人的手里流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收进了又分散了，当它在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额中的任务完成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对一般人而言，想看清楚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二、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
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通货与世界其他各国通货之间的汇兑比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只有一种国外通货），决定于国内价格水平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除非国内的与国外的价格水平都能保持稳定，否则汇率是不会稳定的。因此，如果国外价格水平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外，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或汇率将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我们不得不处于屈从地位。如果国外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同时保持价格水平和汇率的稳定。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而不能兼顾。
在战前，几乎整个世界都实行金本位，那时我们一致偏重的是汇率的稳定，而不是价格的稳定。那时如果由于完全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国外发现了新金矿，或国外银行政策的转变，而使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动，对于这样的社会影响，我们是随时准备屈从的。我们的这种屈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相信有人为因素（尽管是比较有理性的）在内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价格波动事实上是比较缓和的。尽管如此，也出现过政策上改弦易辙的有力倡议。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欧文·费舍尔教授建议的补偿元计划（compensateddollar）。不过，除非所有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计划，否则这个建议的实践作用只是在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外部汇率的稳定。
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选择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应该说，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正确的选择必须部分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如此，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比较可取的似乎总是价格的稳定，假使这一点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汇率的稳定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一点又可以促进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人们在业务上的效率和繁荣。另一方面，价格的稳定对于上述各种弊端的避免，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各种契约关系与企业的预期，甚至在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商贸国家中，以汇率稳定为前提总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国内价格的稳定为前提的。与此不同的反对意见认为汇率的稳定是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因为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国内与国外采取同样的价值标准；然而要把国内标准调整到使之相对于物价指数保持稳定，却还是一个从未实践过的、艰难的科学创新。
无论如何，对这种把恢复固定汇率作为一个争取目标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假说，还需要进行比平常更深一步的探索。目前多数国家采用同样的本位制的前景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当采用金本位时，我们可以同几乎整个世界保持汇率的稳定，而其他任何本位制都显得孤僻、反常，所以稳定和便利的确切优点就会支持保守派偏好黄金的心理。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另一种半偶然性的环境，商人的便利和对固体金属的原始热情这两点，依我看来，并不能充分保证黄金王朝的存在，毕竟在过去许多年里，黄金所提供的不仅是汇率的稳定，而且是整体上的价格水平的稳定。事实上，在稳定汇率和稳定价格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并不是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只是后来情势有了变化，在南非金矿开发的前夕，我们似乎要面对一个价格水平不断下降的局面，当时的本位制与价格的稳定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引起了对复本位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争论实质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不满情绪。
近来在各个国家的价格水平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或突然的差别，利用战前的调节黄金国际流动的制度是否能够处理目前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在战前制度下，一国与外界之间的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国内价格水平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主要由国外的影响支配），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在行动上过于迟缓，感觉上过于迟钝；在战后制度下，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内影响（即国内通货和信贷政策），而对外汇率则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发生作用时过于迅猛，感觉过于灵敏，结果由于一时偶然的原因，就会导致剧烈的变动。但是，当发生了广泛而突然的波动时，为了保持平衡的确需要有一种迅速的反应，这种迅速反应的需要正是战前方式不能适应战后条件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它使每一个人对最终公布的汇率感到迷惑不解。
变动不定的汇率意味着，政治方面和情感方面瞬间的影响，以及季节性贸易间或产生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的混乱。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对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汇率是一个最迅速有力的纠正方法，当国家的对外支出超过其所有资源时，它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防范措施。
因此，当国内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已经存在的平衡出现了剧烈波动时，战前的方法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失败，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它不能充分迅速地促成国内价格的重新调整。从理论上讲，如果允许黄金连续地、无限制地移动，直到价格的涨落达到了必要的程度为止，那么战前的方法迟早总会奏效的。但是事实上，黄金作为实际通货和硬币的支持者，它的外流，在比率上、在数额上，一般是有限度的。如果货币或信贷供给额的缩减速度超过了社会和企业安排所能容许的价格下降速度，将造成不堪忍受的不利后果。
三、恢复金本位
到此为止，我们的结论是，当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这两者不能兼得时，一般说来，前者更值得争取；如果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也许幸运的是，争取前者而牺牲后者是阻力最小的一个办法。
恢复金本位（不论按照战前平价还是某种别的比率）肯定不会使我们国内价格水平达到完全稳定的地步；如果所有其他国家也恢复金本位，也只能使我们的对外汇率完全稳定。因此，这个制度是否值得恢复，总体上取决于它能否为我们在这两种理想目标之间提供一个可行的折衷方案。
那些主张实行金本位而反对采用进一步科学化体制的人们，其理由基于两个论点：一个是，黄金所提供的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价格标准，过去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将来也仍然会是这样的；另一个是，鉴于管理当局过去在实际上一再表现出缺乏智谋，因此管理通货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这里，保守主义和怀疑主义结合起来了——它们往往是这样做的。也许这里还加入了迷信的成分，因为附着于黄金的在色彩和形态上的魔力，到现在仍没有消失。
在19世纪纷繁芜杂的世界，黄金能够保持其价值的稳定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澳洲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后，金价的跌幅达到了危险的境地；在南非金矿开采以前，金价的涨幅又达到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在每一次危险中，它总能化险为夷，保住了自己的声誉。
但是未来的情况与过去并不一定相同。我们没有充分理由保证在战前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所依赖的特殊情况，在现在仍然继续存在。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分析一下，黄金在19世纪的表现之所以能够令人满意，基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金矿发现方面的进展大体上正好与其他方面的进展趋于一致。当然这种相符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因为在那个时期的进展，其特征就在于对地球表层的逐步探索与开发，因此偏僻地区金矿床的逐渐暴露，也是情理之中的结果。但是这一历史阶段现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从最近发现了一个重要金矿以后，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此后的物质进步，将有赖于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发展，由此对采金行业造成的影响也许是间歇性的。采金的方法也许过了许多年都没有重大的改进；过去曾有过许多梦想，想把贱金属变成黄金；也曾有过许多骗局，说是从海底可以捞取黄金，将来也许会出现一位天才化学家，把这些幻想变为现实。总之黄金既可能会昂贵，也可能会廉价。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期望出现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金价趋于稳定，未免有些过分了。
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影响作用，它常常有助于金价的稳定。黄金的价值并不是由人类中的某一单独群体的意志和行为决定的。由于黄金的边际价值是由它在与其他事物相对照时的稳定的心理评估所支配的，因此，其供给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自动地流入艺术市场或在亚洲被贮藏起来，而且这么大的供给额并不会造成市场泛滥。这也就是说，黄金有其“内在价值”，不存在“管理”通货具有的那些危险性。决定黄金价值的多种多样的独立因素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世界上许多证券发行银行持有的用以抵偿负债的准备金，具有任意决定、变化无常的性质，但并不会由此形成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事实上它是一个稳定因素。当黄金的供给相对充裕，流向这些银行时，它们就可以把准备金比率略微提高一些，从而吸收了黄金的增量；当供给相对稀少时，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把准备金利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上，这样，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对这一变化泰然处之，允许准备金比率的适当下跌。从南非战争结束到1914年期间，南部非洲黄金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但对价格影响甚微。
但是这次大战却引起了巨大的变化。黄金自身已成为了一种“管理”通货。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学会了贮藏黄金，但是美国积存黄金的动机与印度却不尽相同。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如果黄金的主要使用者以实际需要为限保有黄金，那么黄金的供给将大大过剩。美国没能让黄金跌到其“自然”价值，因为它无法面对由此造成的黄金标准下跌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采用一项代价极其昂贵的政策，即把南非约翰内斯堡矿工辛辛苦苦挖掘出来的金子重新理在华盛顿的地底下。结果现在黄金的价值完全是“人为的”，金价的未来走势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黄金的价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下的产物，不再由许许多多独立行动的执政者和个人所决定。即使其他各国逐步回归金本位，情势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现在的趋势是采用某种变相的金汇兑本位，黄金也许会永远地从人们的衣袋中消失，这种趋势可能表明，目前金本位各国中央银行严格需要的准备金数量将远远低于现有的黄金供给量。因此黄金的实际价值将取决于三四个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政策，不管它的行动是相互独立的，还是联合一致的。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关于黄金在储备和流通方面的使用恢复到战前的习惯方式——依我看来，这一点的实现可能性较小——那么就会出现卡塞尔教授预测的结果，黄金的供给也许会严重不足，从而导致金价逐步提高。
美国也许会通过不再由造币厂吸收黄金的办法，使黄金丧失部分的通货资格，对这一可能情况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美国目前所实行的无限制接受黄金输入的政策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理由的，它能够保持传统，增强过渡时期民众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安排，那只能说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愚蠢行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元价值的水平不受黄金流入或流出变动的影响，那么美国继续接收那些既不需要又代价昂贵的黄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美国的造币厂停止吸收黄金，除了这一金属的实际价格以外，它在一切其他方面的活动，仍旧同以往一样照常进行。
因此，对黄金价值未来稳定性方面的信心，取决于完全相反的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简直愚蠢透顶，还在继续接收它并不需要的黄金；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美国聪明极了，接收黄金可以使它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这种模棱两可的事态在民众的一无所知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无所不知的共同作用下，也许还可以显露真相。但是形势是不确定的，对于那些对未来采用何种本位制仍处于徘徊观望之中的国家来讲，这种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对于主张恢复无条件金本位的人们来说，以上关于黄金稳定趋势的讨论部分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论点，即认为这是避免“管理”通货危险的唯一办法。
谨小慎微的人们，在饱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后，迫切要求价值标准的变动独立于财政部长和国家银行，这种心情是极其自然的。目前事态的发展为政治家的愚昧无知和轻佻浮躁提供了很大的机会，这很有可能在经济领域内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现在人们感觉到，就政治家和银行家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知识的一般水平而言，任何革新都不可能实行，或者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安全顺利。事实上，稳定汇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财政部长的影响力。
人们这种谨慎、犹豫不决的心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去判断这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能力，却有失公道。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非金属本位制，都不是冷静态度下的科学尝试。它们并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采用的，是战争或膨胀的累积租税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时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境地，对于局面的稳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措施自然成了灾难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在正常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关于价值标准的调节是一个特别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高于社会所必需的任务，我们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这件事呢？
诚然，如果有神灵在监护着黄金，或者上帝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稳定本位制，那么为了进行一些略微的改进，我是决不会把通货的管理权移交给那些可能是软弱无能或愚昧无知的银行委员会和政府的。但是这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本位制。经验显示，在紧急情况下，财政部长的活动是不能被约束的。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纸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的世界中，我们无法逃避“管理”通货，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至于黄金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的，纸币能否兑换黄金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上节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与战前我们曾学习过的、教导过的准备金原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会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过它需要的黄金数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黄金数量。黄金会不时地投入货币流通领域或输出海外。经验显示，在这些场合下黄金的需要量大体上是与中央银行的负债成适当比例的。在银行方面，必须要把准备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万一，并增强民众信心。信用创造主要是以此比率为依据，并随时加以调节。以英格兰银行为例，它在黄金潮流中随波逐流，听任黄金的流进流出，让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不让它受到关于阻止价格影响方面的任何观念的影响。在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就已经由于其中的人为因素而渐趋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比率关系”已经渐渐与事实脱离联系，而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规，比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样可以完成任务。大战打破了这个常规，因为黄金退出实际流通领域以后，消灭了处于这一常规背面的一个实际存在因素，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以后又消灭另一个因素。这时的准备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义，因此以这一比率为依据来调整银行利率的做法将是荒唐可笑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产生了一种新政策。现在的银行利率，尽管在使用上存在着不完善性和带有试验性质，但却在为了企业稳定和价格的持续平衡而调节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汇率的稳定——这与国内价格的稳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还存在着战前政策的遗风，实行的是一种协调政策，试图在这两个不相一致的目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们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方针路线。如果我们恢复金本位，银行利率也势必回到战前模式，让黄金潮的涨落任意戏弄国内的价格水平，对于信用循环对价格和就业稳定的严重不利影响，也听其自然，而不设法加以调节，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做呢？或者，我们继续进行关于我们现有政策的尝试性革新，而置“银行比率”于不顾，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黄金的堆积存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实际需要，或者削减黄金存量使它远远低于必要存量水平，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
以事实而论，金本位现在已经是一种未开化习俗的残余。从英格兰银行总裁起，所有我们这些人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保持企业、价格和就业的稳定；当不得不从其中选择某一目标的时候，我们决不会为了过时的教条——其价值曾经是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而牺牲这些方面。主张古老的本位制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个制度离时代精神的要求有多么遥远。一种管理体制下的非金属本位制已经不知不觉地登台亮相了。它的存在已成为既成事实。正当许多经济学家在打瞌睡的时候，百年来的学术梦想已经脱去了峨冠丽服，穿上了破烂衣裳，悄悄地溜进了现实世界，而引它进来的就是那些离经叛道的财政部长们，他们时常受到指责，不过比起过去的循规蹈矩却还是要有力得多。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开明的主张恢复黄金使用的人们，如哈特里先生，并不赞成黄金重新成为“自然”通货，而坚决主张黄金成为一种“管理”通货。他们只允许黄金回归以后，成为一位立宪君主，其古代的专制权力一概取消，强迫它接受银行议会的建议。目前起草关于通货的热那亚决议的那些人头脑中的想法，对于哈特里先生对黄金问题的主张而言，是一个关键条件。他的打算是：“各中央发行银行之间应保持连续的合作关系”（决议第三条），应以金汇兑本位为基础形成一种国际常规，“目的在于防止黄金购买力的过度波动”（决议第十一条）。但是他不赞成在不顾“对于黄金购买力将来出现的困难是否做好了防备”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他承认，“国际合作是不容易推进的，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目前最明智的措施似乎是集中力量于以商品为依据的英镑的稳定，而不是把英镑束缚在一种前途变幻莫测的金属身上。”
看到这样的建议，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把黄金拽进来呢？显然，哈特里先生的这种妥协策略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而主要是出于感情和传统习俗的影响，英国人宁可除去君主的权力，也不愿意把君主本人除去。不过他没有着重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另外三个方面的原因：（1）必须用黄金作为一种流动储备，用于国际债务余额的清算；（2）这种做法可以进行一种尝试，而无须与旧制度完全隔绝；（3）必须顾及到黄金生产者的既得利益。在以下我自己的建议中，这几点原因都基本上包括于内，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准备详述了。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恢复金本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合作这一点上，可我认为这种想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在世界黄金的现存分配格局下，恢复金本位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自己对价格水平和信用循环的调整处置权，而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即使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建立了最亲密、最诚恳的合作关系，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权力方面，仍然会处于有利地位。前者可以忽视后者的存在而独立行事；但是如果后者忽视了前者，那它随着情况的变化，很容易发生黄金存量的过剩或者不足。不仅如此，我们事前就可以判定，美国方面到那时肯定会多有猜忌（因为他们的性情就是这样的），疑心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利益，而干预其政策或影响美国的贴现率。此外，为了对付世界上出现的过剩黄金，我们也必须承担一大笔尽管是徒劳的费用。
在目前的环境下，使我们的行动自由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是一种鲁莽轻率的举动。在紧要关头，对如何在勇敢、独立的精神下采取行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追求的目标是摆脱来自局部利益的压力，但是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全部实现，我们还没有把握。不过它仍旧有可能屈服于激烈的低息贷款运动。对英国的行为表示疑虑，不但不能增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地位，反而会大大削弱其抵御民众喧哗的能力。还有，除了政策的软弱或错误会引起不良后果之外，即使英美两国同时采取同样的政策也不一定对双方都有利。在大西洋的两岸，信用循环的发展与企业的现状有时是会出现很大的差别的。
我以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价格、信用和就业的稳定，对于过时的金本位，我已经失去了信心。尽管它在过去对经济局势的稳定有过贡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却怀疑它是否还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恢复战前形式的金本位。同时，对于哈特里先生关于与美国共同建立“管理”金本位的建议，我也表示怀疑；因为它保留了太多的旧制度下的弊端，而其优点却丧失了，而且它还将使我们过于依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和意愿。
第三篇 关于未来货币调节的正面建议
（1923年）
作为一项健全的、富有建设性的货币调节方案，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1）调节通货和信贷供给的方法，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
（2）调节外汇供给的方法，目的是避免由季节性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纯粹属于短期的波动，而不是由国内和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长期偏差所引起的那类波动。
我认为，在英国最恰当、也最容易达到理想制度的途径是采用自战后以来在半偶然状态下发展而来的现实制度。
（1）对于一项良好的建设性方案，我的第一条要求是，必须以更为谨慎和自觉的方针来拓展我们现有的安排措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一向是以维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尤其是在战前平价水平上的稳定）作为它们的目标。它们是否就是一心坚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不顾及美元价值（或黄金价值）的波动呢？也就是说，它们在英镑价格的稳定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发生矛盾时，是否将牺牲前者，而迁就后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态。无论如何，我的方案需要它们把英镑价格的稳定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尽管这并不会阻止它们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一般政策上合作时所追求的以汇率稳定作为第二目标。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保持美元价格的稳定方面是成功的，那么保持英镑价格稳定的目标就与保持美元一英镑汇价稳定的目标相一致，两者成为合二为一的问题。归根到底，我的建议不过是体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万一联邦储备委员会不能保持美元价格的稳定，如果英镑价格有可能达到稳定的话，就不应当仅仅为了保持稳定的汇率平价而让它也卷入混乱之中。
如果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伦敦五大银行采用此政策，那么它们在调节银行利率、政府借款和商业贷款各方面，应当以什么作为标准呢？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标准应当是一种刻板的数学公式呢，还是应当以现有的一切资料为基础对当前形势作出一般鉴定？主张价格稳定，反对汇率稳定的先驱者是欧文·费舍尔教授，他提倡的价格稳定的表现形式是“补偿元”，它根据物价指数自动调节，无须进行任何的评价或判定。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同战前的准备金和金比率制度很容易相融合，他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长处的影响而提出了这一建议。然而不管怎样，对于如此枯燥无味的制度，我很怀疑它的明智性与有效性。如果我们等到价格变动已经实际开始以后，再采取补救措施，也许就太迟了。“我们要对付的不是过去的价格涨势，而是将来的价格涨势”。信用循环的激烈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即价格的运动是累积性的，每一次运动都会达到某一点，从而推动在同一方向的进一步运动。费舍尔教授的方法用于处理黄金价值的长期变动趋势也许还可以，但对于危害更大的信用循环的短期振荡，却无能为力。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如果能够编制一套官方正式的物价指数用以记录某一标准合成商品的价格，则可以由当局以这种合成商品作为价值标准，其用意在于当局将使用一切资源防止价格的变动，无论在哪一个方向上，偏离正常标准的范围不能超过某一百分率，就像战前使用一切资源防止黄金价格偏差超过某一百分率的情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办法的缺点固然在于行动迟缓，一直到实际价格发生变动时才发挥作用，但是它却可以助长信心，成为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至于构成标准合成商品的商品种类究竟是哪些，可以根据各种商品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随时加以调整。
以上所述的决定管理当局行为的标准是实际的价格变动趋势，至于其他的标准，就需要涉及到对信用循环的诊断和分析，而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讨论不在本篇的范围之内。我们对这一问题探讨得越透彻，对于利用银行利率或其他途径来调控信用扩张的正确时间和方法的理解就越准确。同时，我们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当局也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做出相应的判断。实际的价格运动当然会提供最重要的资料；不过就业情况、生产量、银行方面接收到的关于信用方面的有效需求信息、各种类型投资的利息率、新币增发量、现金流通额、对外贸易的统计资料以及外汇水平，都需要分别加以考虑。主要的一点是，当局在自由使用这些方法时，应当以价格稳定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
（2）我们怎样才能把价格稳定的基本目标与最大限度的外汇稳定最适当地结合起来呢？我们希望获得长期的价格稳定和短期的外汇稳定，我们能够兼得吗？金本位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克服汇率的过度敏感所造成的短期影响。我们的目标，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保存这一优点，同时又不使我们随着黄金价值的巨大变动而波动。
如果英格兰银行承担起调节黄金价格的责任，就如同以往调节贴现率那样，那么我相信，我们会在上述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应当明确的是，“调节”并不是“钉住不动”。英格兰银行应当有黄金的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就同战前的方式一样；这些价格也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就同银行的利率一样，但是它们也不能永远不变。银行的黄金价格与银行的贴现率同时在每星期四早上公布，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额相当于战前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与3英镑17先令9便士之间的差额；不过，为了避免价格变动过于频繁，可以把每盎司1．5便士的差额适当扩大一些，比如扩大0.5％～1％。银行把当时愿意买入和卖出黄金的价格确定以后，就可以使美元对英镑的汇率在相应的有限时期内保持稳定，这样汇率就不至于略有风吹草动便产生变动；只有在银行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判断之后，认为为了英镑价格的稳定，有必要对汇率加以变动时才会有变动。
如果互相结合的银行利率和黄金价格引起了黄金的过度流入或过度流出，英格兰银行就必须加以研究，判断这种流动究竟是由于国内的不稳定状态引起的，还是由于国外的不稳定状态引起的。为了把我们的想法具体化，我们可以假定黄金出现了外流现象。如果外流是由于以商品来衡量的英镑价值的下跌造成的，那么正确的补救办法应该是提高黄金的价格（即黄金的买入价格）；如果外流是由于季节因素或其他一时的影响，那就应当顺其自然，无须纠正（当然，假定银行的黄金储备足以应付任何可能的要求），这种情况，会随着相反的作用力量自动获得纠正。
如果英格兰银行能够公布每日的价格，不仅包括黄金的即期买价和卖价，而且包括3个月的远期价格，那么就可以在这里所建议的制度上，实现一项技术改进，而不改变其基本特征。即期价格与远期价格之间的任何差异体现的是后者对前者的贴水或升水，它取决于银行在伦敦的利率是高于还是低于纽约的利率。英格兰银行的远期行市为远期外汇自由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为伦敦与纽约之间短期资金流动提供便利；同时，也与战前的方式一样，使黄金实物的实际往返移动降到了最低限度。
读者会发现，在我建议的制度里，黄金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黄金作为最后防线，以及作为对付突然而至的意外所需的储备的地位，还没有更好的媒介物能取代。不过我主张，我们不要盲目地让法定货币追随黄金的变化趋势，因为黄金实际购买力的未来变动是不可预测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它的优点，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第四篇 银行行长们的发言
（1924－1927年）
一、1924年2月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传统，五大银行行长，每年都要抽出一天的时间举行一次聚会。平时他们一直忙于劝说他们的客户接受贷款，向大家解释银行业务的理论依据；而在这一天他们却可以抛开这些繁琐之事，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以语言为武器，畅谈他们的观点。每逢此时，大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这种聚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都是金融界的代表人物，提出的都是关于金融的时尚蓝图。那么，关于货币政策，他们在这一年里说了些什么呢？
只有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华尔特·利夫先生一个人完全没有发言，其他的四位都讲了一些。他们四人分成了两对：一对是劳埃德银行的波蒙特·皮斯先生和国家地方银行的哈里·戈申爵士，在他们看来，讨论这些事情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另外一对的巴克利银行的古德纳夫先生和米兰德银行的麦肯纳先生却绝对不反对讨论问题，而且大胆地参与其中。
我已说过，皮斯先生反对思考，他把这称作“精神机能的耗费”。他希望“直截了当地面对事实，而不是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绕过事实”。他认为由货币数量理论引起的那些问题，有空想、也有实质的成分，“在价值方面，后者当然不会亚于前者”。总之，金本位已经被列入了道德或宗教的范畴，在那里，自由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地位。他接着说道：“就任何一个普通的联合股份银行而言，我不相信它是有意识地把政策的决定建立在纯粹的货币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至于是否要遵守某一理论，却不在考虑之列。它的行为不是商业活动的起因，它是跟在商业活动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其前面的。”我认为，从大体上讲，这段话倒是对事态的一个正确解释，皮斯先生对这一点的强调，是他发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由于联合股份银行反应中的无意识成分，才使英格兰银行关于各银行余额和贴现率方面的政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皮斯先生的结论是，他在目前不赞成采取任何步骤去建立任何一种本位制。不过，他却“希望将来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尽管它存在着某些缺点和困难，但事实上它在过去的运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哈里·戈申爵士的发言比皮斯先生更胜一筹，他所讲述的令人愉快的一节值得全部引述：
“我不禁想到，近来有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对优缺点的不负责任的讨论实在太多了。这类讨论只会引起我们邻邦的猜疑，疑心我们是不是要在两者之间选取一个。假使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一切顺其自然吧！”
面对这些天真的感情表露，我们是发笑好呢，还是发怒好呢？也许最好的方式，还是让哈里爵士也“顺其自然”吧！
让我们把这两位未经世故的老处女丢在一边，来看一看古德纳夫先生和麦肯纳先生那既富于理性、又无所顾忌的畅谈吧！关于当前的政策，两者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一致认为货币政策是可以决定价格水平的，因此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当遵循的方针是多思考、多讨论。古德纳夫先生侧重的是银行利率，而麦肯纳先生侧重的则是掌握在银行手里的现金资源的数额。他们都反对这个时候恢复康利夫委员会的通货紧缩政策。他们都以国内情况而不是外汇作为信用扩张或收缩的依据，不同的是，麦肯纳先生主要关注的是就业水平，而古德纳夫先生特别关切的是国内价格的稳定。后者说：“关于通货问题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在通货和商品之间尽可能地保持现有的平衡状态。”他们两人对于价格的适度上涨，都不十分反对，但前提条件是（根据麦肯纳先生的观点）国内的生产性资源还没有达到其使用限度；或者是（根据古德纳夫先生的观点）这种价格上涨既不是由于投机性的商品囤积，也不是由于英国价格相对美国价格的上涨。麦肯纳先生建议目前的政策应当是“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实行一条中间路线”，同古德纳夫先生一样，其目的在于在一定的限度内取得一般价格的稳定，并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减少信用循环的弊病。关于我们提议的最终目标，他并没有提及，不过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把上述目前的建议作为长远的政策。他说：“商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明智的货币政策却能够防止循环运动走向极端。在膨胀式繁荣下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长期萧条下的贫穷困苦，都是可以避免的。它们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灾难，并不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无法理解的或无法阻止的。”另一方面，古德纳夫先生虽然不主张在眼下实行金本位，但是他在上面所引的发言中继续讲道：“……尽管我们应当始终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回归金本位。”同时，他希望美国发生通货膨胀，通胀的程度正好使英镑恢复到战前的金平价水平，而不致使英镑对商品的现存平价产生任何干扰。
麦肯纳先生的发言特别精彩，也许是他一系列著名讲话中最成功的一次。他对我们货币体制的运行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部加以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此次发言的原文。但是应该提及另外一件事情，古德纳夫先生和他都对它着重地加以详述过，即：将由康利夫委员会的建议而形成的财政备忘录强加于我们的货币发行是很不适宜的。
这个备忘录的目标是坚决主张一个连续的通货紧缩过程。此类政策已经被废弃了，但是这个备忘录仍然保存着。两位发言人对此都表示不安。古德纳夫先生指出，只有通过把黄金从英格兰储备银行移交到通货票据账户的办法，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开此备忘录。但是，“我们仍旧需要考虑每一步骤，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现有的通货发行实行信用限制，那么这种方法也许是令人满意的。然而我认为，必须承认，提前制定任何周全和可靠的规则，是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他的结论是，如果认为额外货币的需求现象“是商业活动真正扩张的表现，那么这种现象应当被看作是健康的，过分地限制显然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麦肯纳先生认为目前的确需要进行某些改变，他明确地指出了有趣的一点，即现在我们的通货数量与战前相比，显得更加没弹性。在战前的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利用注入黄金收回多余的通货，然而现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无法增加所需的通货。
这些发言究竟会产生什么实质结果呢？对于坚信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信用循环的抑制值得争取、并且是可以达到的那些货币改革者来说，这些发言是有力的支持。发言还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它表明，伦敦的两位极有影响势力的人物，对当前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了解，而且还会在正确的方向上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此我们是可以给予信任的。麦肯纳先生和古德纳夫先生两人都对上述改革者的目标表示同情。不过如果认为那两位老处女也坚决反对这些想法，那是不公道的（尽管他们有许多不正确之处，头脑思维也欠敏捷，但是在考虑某件事时，他们是朴素诚实、无所偏袒的）。他们的书面格言是“坚持面对事实”和“节俭和艰苦工作”，如果能耐心地劝导他们超越他们的格言，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们对于促进价格稳定和商业平稳的认真努力，也不会横加反对。尽管他们主张“顺其自然”，对“干预”这种自然秩序的任何建议都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这就像在小孩未出世之前就要确定其性别一样；但是他们也并不准备对他们内心的偏爱坚持到底，并不是非要用某些纯属偶然的办法来解决这类事情。
二、1925年2月
银行行长们又一次提出了他们在金融方面的时尚蓝图，供我们检阅。标题有所变动，但蓝图的内容与以往大体上一致。第一位发言人把金本位吹得天花乱坠，认为它与所有国家的结合都是最符合意愿的、最迫切需要的、最体面的、最有效的、最有前途的，总之是最令人向往的。另一位发言人则对跃跃欲试的新郎发出警告，说婚姻意味着现在的自由之身要承担沉重的负荷，结果可能会更好，也许会更糟，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承受和服从。在他是单身汉的时候，价格和银行利率都符合家庭生计的需要；但在结婚以后，这种快乐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婚后还得承担更多的事务。如果金小姐碰巧是位美国人，那么在将来对他最重要的也许是葡萄和爆米花的价格，而不是鸡蛋和熏肉的价格。总之，还是让他最好不要过早地陷入其中。有的人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死后会在极乐世界中获得无穷的美妙享受时，他当然会说，对，是这样。但是从根本上，他并不愿意讨论这种令人不快的问题；而我们的某些行长们说的话就同他一样。
同去年一样，这里也有两个明确的问题——金本位的理论优点和回归金本位的期限和方式。关于第一个问题，麦肯纳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们还处于探讨阶段，还没有获得明确统一的意见，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正统学说的理论体系。”关于货币改革，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我对此较以往有了更大的信心，认为它是在增进经济福利方面我们能够采取的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措施。但是改革的支持者为了克服旧习惯势力和普遍的愚昧无知，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论点作进一步完整而又简明易懂的解释。这不是在一天之内胜败可见分晓的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迅速地回归金本位，所有的事情就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了，这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回归金本位仅仅是一个开端。决定成败的，不是来年的官方决策，而是此后实际发生的经历和对反对派观点的相应澄清与完善的共同影响作用。例如，阅读过伟大的奥弗斯顿爵士作品的人肯定会记得，百年以前的货币改革者，经过了多少岁月，经过了何等艰苦和惨重的历程，才克服了英格兰银行的重重阻挠，建立了以银行利率和银行储备为基础的战前政策（在那个时候，这的确是一个重大进步）。
另外一个问题具有实践的和眼前的重要意义。去年所讨论的是关于利用谨慎的通货紧缩来促进事态的发展是否妥当的问题；今年所讨论的是关于利用取消禁止黄金出口的办法来促进事态的发展是否妥当的问题。今年同去年一样，银行家们在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时，都略有一些紧张不安。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有缘由的，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
同许多人一样，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美国的货币状况迟早要引发一次价格水平的上涨和初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当实行的正确政策是用通常的办法来控制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防止我们的信用效仿美国而变得脆弱。这一政策如果能运用成功，结果将会使英镑的汇率逐步得到改进；而且在不需要美国出现一次很狂热的繁荣的条件下，就完全可以使英镑的汇率提高到至少与战前平价水平保持一致。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英格兰银行采取健全的货币政策，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这方面健全性较差的话，英镑汇率迟早会回归到战前的平价水平，这一结果不但是人们所期望的，而且也是有可能取得的。
实际发生的情况又怎样呢？在1923年春天，美国的繁荣状态似乎正在发展之中，但是主要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繁荣的发展势头不久便中止了。然而自1924年7月起，出现了强劲不断的价格上涨趋势——始终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影响之下——预计还将继续发展下去。随着美国价格的早期上涨趋势，英镑汇率也有了相应的改进；后来退步时也相应出现了退步。类似地，在过去的6个月里美国价格的上涨也伴随着英镑汇率的改进，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正如麦肯纳先生指出的那样，英镑的价格在稳定性上已经略微超过了美元的价格，与这种较稳定的物价必然相对应的是，汇率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状况。
不过，过去6个月的价格运动由于存在一些反常因素而使情况变得错综复杂。英镑汇率的改进，单单由我们的货币政策来说明是不够的。诚然，英国的短期利率曾经保持在高于纽约0.5％的水平上，英镑的价格上涨幅度也略低于美国。但是一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商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去年资本账户下的由纽约流向伦敦资金（大部分也许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大约为1亿英镑。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在总额内占多大比例难以估算）原先存放于纽约的对外余额的回流；部分是由于道威斯计划引发的华尔街投资热潮的高涨，致使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也有了进展；部分则是由于预期英镑价格对美元价格会有所改进引发的对英镑的投机性购买。这种没有先例的价格运动给形势带来了一个不安定因素——我们无法预期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也许在某个时刻会发生部分逆转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休整时期，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负债，其方式或者是促进相对于进口的出口，或者是提高长期贷款利率，提高到足以抑止目前的外国投资的流入趋向（依我之见这方面的投资量是过度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借出的是长期贷款（例如给澳大利亚），而从纽约借入的却是短期贷款。我们战前时的地位之所以得到巩固是由于（通过证券市场）我们借出的大量贷款都是短期的，是可以收回的。而现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恰恰相反，虽然这也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理由。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有两种主要的选择道路。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美国的初期繁荣状况越来越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应当像两年前一样，把局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几乎是委员会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处的情势同18个月以前极为类似，我们只能就我们面前的两条路中择一而行：要么保持英镑的价格稳定，使之对美元的汇率低于平价水平；要么为了保持汇率在平价水平之上而实行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过早地宣布取消黄金自由输出的禁令将预先把我们限定于后一种选择上，而两年前我们对其曾有意识地加以躲避。这是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选择。由于我们的失业数字目前依旧没有改观，这种选择也许不会是明智的。
另外一种选择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听任事态沿着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如果是这样，美元的价格将会有很大的提高。在1924年的某一段时期内，委员会在公开市场上决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后来价格的迅猛上涨主要是由这一政策造成的。目前他们在政策方面，较以往更加谨慎小心，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有任何平稳的或深思熟虑的政策。如果他们对我们提高英镑汇率的努力产生了错误的同感，那么他们就会将其行动推迟；如果他们推迟得过久，繁荣状态也许会真正确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英镑价值提高到战前平价水平，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们只需实行坚定的货币政策来抑制英镑价格的上涨趋势，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所谓积极的通货紧缩策略，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黄金出口的禁令由此就可以取消。美国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我们却没有完全分享到，繁荣的结果是美元的价格接近了最高点。这时在信用循环的过程中把英镑价格与美元价格连接起来无疑是自找麻烦，因为当美国的繁荣状态衰落时，我们将要承受萧条带来的全部打击。只有当美元价格的平均水平略高于近一时期的水平，而且看起来已经趋于稳定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把英镑价格与美元价格连接起来，而不致立即危及我们的福利状况。
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意味着对外宣告，英镑与美元是处于平价地位的，而且这一状况将继续存在。而我认为，正确的行动秩序是先确定事实，再宣告；而不是先宣告，再碰运气。因此禁令的取消应该是恢复战前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适宜的声明应当是，只有到英镑处于平价地位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而且所有由此引起的基本调整已经适当完成时，才可以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同时——如果我们想回归到平价水平——就应当采取提高银行利率和抑制对外发行的手段来争取实现上述的事实。我并不是有意看重于恢复平价，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我们自己局势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我相信，在目前的价格水平趋势下，银行利率的略微提高不会对商业和就业的发展造成危害。不管怎样，为了维持我们自己的均衡，需要较高利率的支持。有几位银行家声明，如果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不会造成银行利率提高的话，他们将予以赞成。除非他们的观点只是不赞成取消禁令的一种委婉说法，否则我不同意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
对我而言，在这里所容许的篇幅内，我不可能详细说明关于我主张实行长期管理通货体制的理由。在这里我只准备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商业和就业波动是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同时也是最有补救希望的病症，它们主要是由我们的信用和银行体制的缺陷所引发的。如果我们把通货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实施挽救办法是比较容易的。不过我们可先将这些基本问题搁置一边，这里我提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论点，当然，它同我在上面所讲的有关联。
实际上，金本位的含义不过是保持同美国一样的价格水平和一样的利率水平（概括而言）。整体目标在于使伦敦和华尔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请求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以及那些暗中左右我们命运的不知名的其他人士仔细地反思一下，这也许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美国正处于规模庞大的迅猛的发展阶段。大范围的波动在我们这里造成了失业和贫困，在美国却消失在一般的向上发展趋势之中。对于美国而言，其整体的经济活动每年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在扩张，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暂时的失调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是可以应付得起的。我们在19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情形就类似现在的美国，我们的增长率太高了，以至于在细节方面的稳定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现在我们的处境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发展速度在最好的时候也算是缓慢的，所以当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忽视经济结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在美国也许还可以承受，但对于我们却是致命的。在1921年的萧条中，美国的情形比我们更糟，但是到1922年底，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恢复；然而我们直到1925年还带着100万的失业人员蹒跚而行。美国在将来的年月里也许还会遭受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大风暴，但它总能够对付得了；然而如果我们也被拖进了这场风暴，我们也许会完全崩溃。
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战前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借了大量随时可以收回的贷款；我们对美国的投资使我们成为它的债权人；我们可供对外投资使用的剩余资金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由于那时美国还没有联邦储备制度，它的银行业既脆弱又混乱，事实上，我们那时在金本位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回归金本位就意味着过去状况的恢复，那只会是痴人说梦。现在我们是美国的债务人。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去年是我们的两倍；他们用于对外投资的净余额也许是我们的10倍。他们持有的黄金存量六倍于我们。去年联邦储备系统各银行，单单是存款的增加额就几乎达到了我们存款总额的一半。伦敦与纽约之间黄金和短期信贷的一次移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小涟漪，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次大西洋的大风浪。如果对外贷款在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对美国银行家和投资家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的后果却不亚于一场地震。如果黄金、短期信贷和国外债券可以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自由流动，既没有限制，也不存在损失的风险，那么某种程度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和对他们的影响，是绝对不成比例的。我们向金本位的回归是符合美国意愿的，他们准备在早期阶段为我们承担某种义务。但是如果认为在长期中他们一直会为顾及我们的需要而安排他们的事务，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有没有坚实的利益来抵消这些风险呢？对此我并不知晓。我们的银行家们谈到了“心理”利益。但是如果“十个人里有九个”期望得到利益，而结果却一无所获，那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的银行行长们没有别的追求，只是要求“回到1914年”，他们认为这是最值得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凡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大多数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受制于贫困的失业方面的种种混乱，至少部分是由于我们信用制度的缺陷引起的。“五大银行”应当对公众负有重大的责任。它们一方面是那么庞大，但另一方面又是那么脆弱，因此存在着巨大的诱惑使它们迷恋于一些教条、常规和旧习俗。当银行行长们讨论基本经济问题时，其依据的理由大多数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归根结蒂，在这些问题上过分的保守主义态度以及缺乏研究精神，是否会对银行的安全或稳定有帮助，是令人怀疑的。在英国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这时已经不能再单单依靠发展这一因素，我们必须致力于完成改进经济体系结构的科学任务。
三、1927年2月
我们的老朋友银行行长们的发言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他们关于今年的发言，语气中多少有些拘谨，只有哈里·戈申爵士是个例外，他认为“没有理由使我们垂头丧气”，同往年一样，他觉得“全国的各个行业都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再也想不起过去的情况有比现在更乐观的了。”波蒙特·皮斯先生做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公布了对劳埃德银行业务的一些重要数字的分析结果，它开创了一种提供信息而不是阻碍信息的新政策。华尔特·利夫先生对最近企业合并的趋向以及股份持有分散化的倾向进行全面的观察，并指出，政府应当负起一定责任，引导这种不可避免的演进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除了麦肯纳先生以外——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古德纳夫先生——没有一个人提及货币政策的未来。那么就让哈里·戈申爵士自得其乐吧！让我们同麦肯纳先生一道，进一步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质所在。
麦肯纳先生提醒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势不可挡的繁荣与我们的萧条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宣称，“英美两国在货币政策上的巨大分歧，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目前的状况”。他认为两个国家银行存款的相对增长和缩减是衡量这种政策分歧的标准，具体如下（表内存款量以1922年为100）：
他指出，除了严格的限制以外，英国的银行存款量主要不是依靠储户或五大银行，而是借助于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对此他详细加以解释，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结论是，只有英格兰银行改变它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期望出现生产和就业的重大发展。
尽管我并不同意麦肯纳先生论点的每一个细节，但可以肯定，他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货币政策的某些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真理性如日月一般确切无疑。然而整个伦敦却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在黑暗中一样；而麦肯纳的功绩正是在于他把这些基本原则及其重要性传授给民众和他的同事们。
但是，依我之见，这一次他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释清楚，实际上他避开了问题的另一半。英格兰银行政策要转变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与金本位保持一致呢？英格兰银行现在有了一副新打制的金镣铐，它能像麦肯纳先生的政策所要求的那样成为自由的代理人吗？我们只有向本国的读者横向地介绍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情况，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重要的不是称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抽象概念，而是各种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这可以在不同的目的上衡量我们货币的价值。繁荣是受货币因素支配的，就这一点而言，繁荣有赖于各种不同价格水平彼此之间的适当调整。英国出现的失业和商业萧条状态是由于国际贸易商品的英镑价格水平与普通英国人货币收入支出所依据的国内英镑价格水平之间原来存在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仅如此，当英镑价格全面跌落、我们成功地走向一种新的平衡时，国家的债务负担将增加，国家预算将趋于恶化。如果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把保护价格水平降低到它与原来非保护价格水平形成的平衡的水平，那么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与前两年相比，将增加约10亿英镑。
为了概括说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四种价格水平。美国劳动局的批发物价指数是国际贸易中黄金价值的一种准确公正的体现。我们自己的贸易委员会的一般物价指数是上述同类事物的另一种表示方式。这两种物价指数囊括的许多商品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两者在总体上有可能趋于一致——的确，除了一些短暂的偏差以外，这两者非常接近。就黄金价值而言，在过去的30个月里，两者在平均数字上是相同的，即154；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阶段也有相同的数字水平，大约为149。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物价指数作为未保护英镑价格的另一种指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生活费用指数和英国的工资指数。这两种指数是同诸如地租、社会保险费用、铁路费用以及国家预算两方面的各种项目等实际上以货币来确定的事物相联系的，因此，它们是保护英镑价格的指标。这些指数都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出口贸易的困难，可以由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来加以估量。
下页表给出了以黄金计量的四种指数，也就是说，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在参考了英镑的黄金价值以后，也应该回心转意了。表中前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未保护英镑价格，接下来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保护英镑价格，而第五列给出的是英镑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以黄金计算，战前为100）：
从表中最后一列数字中可以看出，到现在为止，由于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两种价格之间的比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缓慢攀升现象。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英镑的保护价格水平实际上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未保护价格水平却一直在下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是金本位的恢复；其次是世界黄金价格的恶化，自从1924年中期到1925年中期之间下跌8％以后，黄金价格已跌至其战前的水平。所以说，目前的形势同18个月以前一样糟糕，丝毫没有改观。
可是现在麦肯纳先生却似乎认为，两年前的确存在的不平衡现在已经消失了。他告诉我们，“今天这类问题只是具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支持他的观点。价格水平之间的不相称状态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实际上比前两年更为明显。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如何谋生的呢？银行行长们发言所流露出来的乐观主义是有理由的；但我认为真正的理由无非是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我们资源的消耗程度并没有达到使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一点难道真是显得那样令人迷惑，或者真是有那么大的安慰作用吗？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保持收支平衡，部分是由于我们为了确保安全，常常在资源方面留有较大余地；部分是由于在煤矿罢工期间，我们在世界各地短期贷款的增加。大战以前，我们在国际账户上的顺差，除了资本交易以外，以英镑现在价格计量，每年大约为3亿英镑。战争和以固定货币支付的价值的下跌，使每年的余额缩减至约2．25亿英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出口贸易仍像1913年时那样兴旺，则此余额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获取的。我们暂且假定，由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相对提高，致使我们的出口总值减少了2亿英镑，即大约为贸易总额的1／4，或者可以说净损失是1．5亿英镑。这也就意味着，由于出口损失的部分是由进口原料而来的，因此我们会出现100万失业人员（假定），如果没有这种现象，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事输出品生产。当然，这里所列举的数字，只是对合理情况的极其粗略的说明，而不是出于统计事实的估计。
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如何维持的呢？每年我们还有7500万英镑的余额。因此，只要对外投资不超过此数额，我们还可以保持收支平衡。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保护价格水平，不过我们得面对由此造成的1／4的贸易损失和100万的失业人员，然而即使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依然有一定的剩余可供伦敦对外投资，也许最高的成就是金本位并没有受到威胁。金本位同一种可以替代它的货币政策相比较，也许要使国民财富一年减少1．5亿英镑。不用担心！正如利夫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经济的储备力量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想像的，还要大得多。”用财政大臣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实力，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强大得多。”总之，我们是有能力负担的！
以上内容并没有考虑煤矿罢工期间的损失。损失总额约为1亿英镑，主要是借助于我们短期借款债务的增加来弥补的，部分是由于在逆差的清算过程中，总有一段时间间隔；部分是由于伦敦的贴现率具有相当诱惑力，足以吸引外国余资。
在未来国家政策的决策方面，我们面临三种选择方案：
（1）我们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恢复战前大量出口和大量对外投资的平衡。但金本位的恢复却使这一点无法办到，除非对工资全面开刀，但这却是首相所反对的；或者是期待国外黄金价格的提升，然而我们已经等待了许久，仍然杳无结果。
（2）我们可以让上述商业衰败和失业百万的虚假平衡状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种虚假的平衡也许不是英格兰银行的本意，但是实际上却是它到目前为止仍在执行的政策造成的。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种状态不久就会转变过来。由于煤矿罢工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诺曼先生（蒙泰古·诺曼先生是英格兰银行的总裁——编者注）未来的处境也许会相当尴尬。但即使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况，只要部分地再度实行禁止对外投资的法令，也许就足够应付了。
（3）第三种方案认为我们应当把出口贸易的损失和对外投资的相应减少作为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然后把原先使用于前者的劳动力和原先使用于后者的储蓄转而用于改进国内生产的效率以及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如果回归金本位最终果能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么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此方案牵涉了许多方面的利益，在此文结束之际，我不能不加以考虑。我相信，大众生活标准的进一步提高有赖于我们对此方案的采用。
在这里我们应该再次提到麦肯纳先生。我认为他之所以主张信用扩张，其目的是想在国内工业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吸纳失业人员，在全力生产的同时，也间接地略助于出口行业。总之，他赞成第三种方案。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保护价格水平的降低或生产成本的节约是依靠信用扩张而取得的。同前几次一样，麦肯纳先生这次也是表面上对金本位的恢复所带来的影响怀有极大的信心，而实际却不是这样，他的这种做法相对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协调。
现在，在金本位的限制范围之内，这是一项非常不容易执行的政策，考虑到在煤矿罢工问题上我们仍欠着1亿英镑的债，因此这也许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如果麦肯纳先生成为可以自由发号施令的英格兰银行总裁，我相信，他可能会在保持金平价的同时大力削减失业人数。但是诺曼先生只是局限在他自己的智力范围内，我们能指望他这样做吗？
第五篇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
（1925年）
一、失业状况为什么日趋恶化？
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均是适度的、健康的——均保持在处于萧条与繁荣之间的一种平稳的水平上。美国度过了一个过度繁荣的年头；印度和英国自治领也做得相当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已经不存在了或无足轻重了；德国在近6个月里领取救济金者的比例急剧下降了一半以上，目前约为4．5％，而我们却是10％。世界生产总量也许是自1914年以来最大的一年。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困难既不能归咎于世界范围的萧条，也不能归因于国内消费的缩减。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很明显，它是一个关于国内和国外相对价格的问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价格太高了。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不同意见的。
为什么出口价格那么高？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人应当为此受到责难，因为他们干得很少，拿得却很多。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劳动等级，特别是不熟练工种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如铁路部门，冗员实在太多了。但是同去年一样，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那些出口行业中，工人并不是干少拿多，那里的失业太严重了。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众所周知，英镑的货币价格在国外上涨了10％，然而它对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却没有变化。英镑的国外价格的这种改变是政府和财政大臣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出口行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是上述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
我们实行提高英镑外汇价格的政策，使它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这一政策意味着，无论我们对外出售何种东西，国外买主若以他的货币支付时，支出将增加10％，而我们若以我们的货币收取收入时，将减少10％。这也就是说，除非国外的价格有了提高，否则为了维持我们的竞争地位，我们只得把煤、铁、运输费或不论是什么的英镑价格，降低10％。由此可见，提高英镑外汇价值10％的政策造成我们出口行业的英镑收入减少10％。
如果这些出口行业在工资、运输、捐税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也同时降低10％，它们就能承受这种削价，处境也不会比以往糟糕。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既然它们所使用的、其雇员所消费的一切商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因此除非国内工业的工资和其他支出普遍下降10％，否则它们是不可能削价10％的。这样的话，相对比较薄弱的出口行业将会陷入破产境地。如果黄金本身的价值不下降，除了国内价格和工资的普遍降低以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摆脱目前的处境。因此丘吉尔先生提高英镑外汇价格10％的政策，迟早会成为一项降低工资的政策，具体来说，原先拿1镑工资的人将只能拿到18先令。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手段。现在政府面临的是如何执行自己决策的棘手任务，而这个决策本身既是危险的，又是不必要的。
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下表的数字本身就是对与一年前相比我们出口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一个充分解释（以战前为100）：
年份 美国生活费用以金计 英国生活费用 英国工资
以金计 以英镑计 以金计 以英镑计
1924年3月 156 157 178 155 176
6月 154 150 169 157 178
10月 157 162 176 164 178
12月 158 174 181 172 179
1925年3月 158 176 179 177 181
4月 158 172 175 178 181
5月 158① 172 173 180 181
6月 158① 172 172 181 181
7月 158① 173 173 180 180
①假定的数字
表中的数据表明，在我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即，若以英镑计，则其价格的下跌与英镑汇价的贬值程度保持一定比例）一年前同在美国的以美元计的生活费用保持一致。自从那时开始，英镑的汇价上涨了10％，而我们国家生活的英镑费用和工资的英镑水平，与美国生活的美元费用相比，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已经上涨了10％。政府的这种政策造成我们在出口方面减少了10％的英镑收入，然而我们的出口实业家们必须支付像往常一样多的工资，其雇员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得不支出像以往一样多的费用。偏离均衡的趋势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以后随着汇率的提升还将逐渐地发展；引发这一现象的首先是对恢复金本位的预期，其次是金本位的恢复已成为事实，而不是英镑国内价格的提升。贸易委员会主席曾向下院明确表示，金本位的恢复对我们的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一切都好”。而财政大臣的意见却认为，金本位的恢复与煤炭业中的事态发展毫不相干，正同墨西哥湾暖流与英国煤炭业无关的情形一样。这些观点都是轻率的、未经思考的。这些部长们尽可以说，金本位的恢复是值得牺牲的，而且牺牲也是暂时的。他们也可以确切无疑地说，那些面临困境的行业，多数是因为它们自己内部的困难。当某一普遍因素发生作用时，脆弱分子会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一蹶不振。但是不能因为流行感冒只夺去了虚弱者的生命，就说它是“一切都好”，更不能说它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对人类的死亡毫无干系。
由于我们并没有从一年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所以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在那个时候，以英镑计的工资和生活费用的价格与美国基本一致，但与欧洲其他各国相比却太高了。我们的出口行业在工厂设备和劳动力方面，都存在着存货过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把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内工业上，是符合要求的，归根结蒂，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反对提高英镑国际价格的论点之一所依据的事实在于英镑在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的已有差距，由于英镑对外价格的提高，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加恶化。这种状况使我们只得转入通货紧缩时期，结果势必延缓国内资本扩张的积极势头，阻碍劳动力向国内商业的转移。英国的工资，以黄金衡量时，现在比一年前提高了15％。英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相比，显得太高了；那些国家的工人，可以接受低于我们工人30％的以金计的工资，但以实际工资衡量时，却一点没受损失。这也就难怪我们的出口贸易要陷入困境了。
我们的出口行业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们是第一个必须接受降低工资10％的要求的行业。如果每个人都同时接受同样的降低工资要求，那么生活费用将下降，因此较低的货币工资所体现的实际工资，将同以往大致相同。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响各方面工资同时下降的手段。因此，蓄意提高英镑在英国的货币价格，就意味着各个独立集团之间要互相地展开斗争，这场斗争并没有获取最终公平结果的希望，而且也无法保证较强的集团为了利益就一定不以牺牲弱者为代价。
工人阶级对于当前情况的了解程度，肯定不如内阁阁员。那些首先遭受打击的人们将面对生活标准的下降，因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不会下降，除非所有其他人也同样遭受打击，所以，这些人捍卫自己的处境是有理由的。受到货币工资降低损害的部分阶层，并没有获得保证，说在随后生活费用相应降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获得补偿；也没有保证说不会以他们的牺牲来换取其他部分阶层的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他们就一定会坚持到底，而这必然会导致一场斗争，一直到那些经济上最薄弱的分子被彻底击垮为止。
目前的事态并不是生产财富能力的下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健全的管理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平均实际工资必须下降。这是在错误指导下的货币政策的后果。
二、是什么误导了丘吉尔先生？
第一章的论点并不是反对金本位本身的论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不打算涉及。这些论点所反对的是恢复金本位的时机，即反对在需要对我们所有货币的价值作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回归金本位。如果丘吉尔先生恢复金本位时，把黄金的价值固定在低于战前的平价水平上，或者等到我们的货币价值已经调整到战前平价水平时再恢复金本位，则这些论点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偏偏在去年春季的现实环境下实施他的主张，这简直是在自找麻烦。因为他应做的是压低货币工资和一切货币价值，但对于这件事如何进行，他却没有一点打算。
丘吉尔先生的行为也许部分是由于他缺乏本能的判断力，以至于无法防止发生错误；另外正是由于他缺乏这种判断力，使他在传统财政的一片嘈杂呼声中无法辨明真伪，失去了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专家们使他严重地误入歧途。
我认为他的专家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对于恢复英镑战前金平价引起的货币价值失调程度，我怀疑他们作了错误的估计，因为他们所注意的物价指数，与当前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是不相称的。如果你要了解英镑价格是否与汇率的提高相适应，仅仅观察利物浦的原棉价格是没有用的。这一价格肯定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因为在输入原料的情况下，它们几乎随时与国际价值的平价保持联系。但是如果由此断定码头工人或临时女工的货币工资和邮资或旅费，也随时与汇率的变化相适应，那就是缺乏常识的说法。然而，我猜想财政部的想法，也许正是如此。他们把这里的一般批发物价指数与美国相比较，不过这类指数所包含的商品，其中至少有2／3是属于国际贸易的原料品，而它们的价格必然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结果是国内价格的实际分歧，被冲淡到了只占其价值的极小一部分。这使他们相信，要弥补的偏差只有2％或3％，然而生活费用、工资水平和我们制造的出口品价格等方面的指数却显示，真正的分歧数字是10％或12％。这些指数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适用的，尤其是如果各项指数相互一致，就比批发物价指数要适用得多。
同时我还认为丘吉尔先生的专家们对于使国内价格普遍降低的这一程序在技术上的困难也过于低估，存有误解。当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把约10亿英镑的资金从大家的口袋里拿出来转到食利者的口袋里，这会使国家的债务负担增加约7．5亿英镑（这等于把从战争以来对偿债基金的辛勤贡献，一笔抹去）。这种结果的确很糟糕，但却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如果有其他途径能使其他一切货币支付同时降低10％，那么就不会有其他的不良后果。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就同战前水平相差不多。我认为，丘吉尔先生的参谋们，头脑仍停留在那种虚幻的、学究气很浓的世界里，在那里尽是报纸编辑、康利夫和通货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之流，那里的人认为，在英格兰银行的“稳健”政策引导下，必要的调整会“自动”完成的。
这些人的理论是，出口行业首先受到侵袭，出现衰退现象，同时也许会发生货币紧缩和信贷限制现象，进而这种现象会均匀地、平等地迅速渗透到整个社会。但是，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却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渗透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关于这类问题，丘吉尔先生曾要求财政部通货委员会为他提供意见。后来他在预算报告中宣称该委员会的意见“包含了一系列言之有理的论点，博取了政府的信任”。他们的论点——如果他们那些含糊、空洞的想法能被称为论点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但是他们应该说的却没有说，在这里，我用一段话来代表这些应说之话：
“由于您一再宣称要恢复金本位，由此引起的预期已经使汇率有所提高，可是货币工资、生活费用和价格，却没能配合出口业的要求，没有与提高的汇率相适应。现在汇率已经过高，偏高程度约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按照金平价规定汇率，那么结果是要么国内金价提高，从而诱使国外商人支付较高的金价来购买我们的出口品；要么您只得执行某种政策，把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压低到必要程度。
“我们必须提醒您，后一种政策的执行并不是简单容易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引起失业和劳资纠纷。如果像某些人想的那样，认为实际工资在一年前已经过高，那就更糟了，因为必要工资的降低，以货币计量时，将会更大。
“把赌注放在国外金价提高这一点，很可能会成功。但这也不是绝对有把握的，您必须得为其他事态的发展变化作好准备。如果您认为金本位带来的利益的确很重大、很迫切，以至于即使因此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也在所不惜，那么事态的发展也许是这样的：
“首先出现的将是出口行业的大萧条，这一点本身是有帮助的，它可以营造一种有利于削减工资的氛围。生活费用也将下降一些，这一点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很有力的论据，有利于降低工资。但是生活费用的下降不是充分的，结果除非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下降，否则出口行业不可能充分降低它们的产品价格。要知道，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不会仅仅由于不受保护行业内出现了失业而下降，因此，只有受保护行业内也出现了失业，其工资才会有所降低。信用限制将促进这一过程。通过英格兰银行实施的信用限制，您可以故意扩大失业到任何需要的程度，直到工资降低了为止。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生活费用也将下降，到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与这一过程开始以前一样。
“我们还应当提醒您——虽然这一点也许有些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如果您现在为了削减工资而公开承认您是在故意扩大失业，那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此您不得不把目前发生的一切归结为可以想像出的原因，而不能说出真正的原因。我们估计，大约在两年内，您不能在大众面前吐露一句关于事实真相的话。两年以后，或者您已经离职了，或者调整过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已经结束了。”
三、英格兰银行的政策
汇率提高以后，进口品与出口品的英镑价格都将下降。进口食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生活费用的降低。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并没有对生活费用的降低施加更多的影响。也许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部分是由于时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期望这种情形造成生活费用的进一步降低）；部分是由于当一种商品，甚至是一种进口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它的费用一般都包括了各种国内的服务费用。但是，第一章的统计表却显示，由此而出现的货币工资的某些下降事实上可以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尽管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点不容易达到。较高的汇率并不会给予我们较高的实际工资，它只是把这种恩惠给予工人，因为这种恩惠可以尽可能地随时从工人那里拿走。同时，外来品的逐渐廉价可以使我们用同样的支出购买更多的这些物品；出口品英镑价格的下降将减少出口行业的贸易额。
汇率提高的结果是促进进口，但抑制了出口，这样会使贸易余额出现不利于我们的转变。这时英格兰银行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因为若不采取对策，我们必须用黄金来偿还贸易逆差。于是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两种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一种措施是借助实施对外贷款禁令来阻碍我们惯有的对外借出，近来，对殖民地也实施贷款限制；第二种措施是使伦敦的证券利率高出纽约1％（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从而鼓励美国借给我们贷款。
这两种措施在恢复收支平衡方面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它们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效力。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实力还留有相当余地。根据商业部统计，战前我们的对外借出能力约为1．81亿英镑，按现在的价格水平计算，约等于2．81亿英镑；甚至在1923年，商业部估计我们的净剩余仍有1．02亿英镑。由于对外的新投资并不会立即带来收益，因此如果我们减少对外投资1亿英镑，则即使在出口方面出现了同额的减少时，也不至于发生缺乏偿还能力的危险。对于维持金本位这一点而言，我们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对外投资还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失业，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那些过去从事出口品生产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而且以前用那些出口品来偿还的贷款也有了同样程度的缩减，则我们的财政均衡依然安然无恙，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也不会面临黄金外流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借入者，我们仍能保持良好的信誉。通过支付相当高的利率，我们不仅能弥补一切赤字，而且银行总裁高兴的话，还可以借入任何数量的黄金，给他每周公布的报告增光添彩。
据商业部部长估算，到去年5月为止的一年里，我们的贸易账户上并没有出现实际的赤字，收支借贷大体上是相抵的。如果这一估算是准确的，则现在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赤字。此外对外投资方面的禁令也只能部分奏效。它并不能限制所有类型的对外投资，也不能防止英国投资者直接从纽约购买证券。因此，英格兰银行必须寻找其他的补救措施。我们一方面由于入超而出现贸易逆差；一方面英国投资者在禁令之下，仍然购买对外投资证券，这两方面使我们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面对这种情况，英格兰银行提高伦敦的贴现率，使其比纽约的贴现率高出不少，就可以诱使纽约的金融市场出借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资金给伦敦的金融市场，从而弥补赤字、平衡收支。而且一旦我们提高了利率去吸引纽约短期贷款市场的资金，那么即使我们不需要增加借入款，为了保留我们已有的借款，我们也必须继续保持高利率。
法国的政策是借助摩根先生（美国摩根公司的总裁）的贷款来支持汇率，对此我们曾多加指责；但是我们现在把伦敦的货币利率维持在一个足以吸引并保留来自纽约的贷款的水平上，这种政策同法国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区别。如果说我们的政策跟法国的政策确实有区别，那么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我们提高贴现率的目的不仅旨在吸引美国的资金，而且也是限制国内信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为应付失业使我们从一个借出国转变成为一个借入国，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损害极大的举措，我相信英格兰银行也是抱有这种见解的。他们不喜欢限制对外投资，也不喜欢从纽约吸收短期贷款资金。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一个喘息的时间。但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方针办事，说得含蓄些，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个喘息时间来进行所谓“基本调整”。为了达到此目的，在他们权力范围内所能进行的，只有限制信用这一个办法。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是实行金本位国家的传统政策；贸易逆差表明我们的价格太高了，使价格降低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限制信用。等药到病除之后，就没有必要再限制对外贷款或向国外借入资金。
如果用简明易懂的言语来表达，那么这一点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要降低货币工资，由此进而降低生活费用，当这个圈子绕完之后，实际工资将同以前一样高，或者相差无几。那么信用限制是在怎样的运作方法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呢？
实际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故意扩大失业这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限制的目标就是向雇主们回收融资手段，使他们无法在现有价格和工资水平上雇佣劳动力。要使政策达到其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无限制地扩大失业，直到工人在严酷的事实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货币工资的必要降低为止。
这就是所谓的“稳健”政策，它是把英镑固定在某一金值上的鲁莽轻率行为的必然结果，然而英镑的这一金值，在用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衡量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达到。任何通情达理、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在这一政策面前畏缩不前。根据我的判断，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对此也存有这种畏缩心理。但是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又能怎么办呢？现在看起来他采取了妥协的策略。他半推半就地奉行着这种“稳健”政策；总是想避免道破事态的真相；他只是希望将来或许会有什么转机，那对他来说，是最幸运的了。
英格兰银行的工作涉及了大量的机密以及大量的不能公开的重要统计资料，因此要想确切地了解它究竟在做些什么，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已经实施的信用限制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方式部分地互相独立。首先，对新币发行实施限制，这也许会减慢货币流通的正常速度；然后在3月份提高了银行利率；接着市场利率也有所提高，接近于银行利率；最后——也是所有方式中绝对最重要的一点——英格兰银行通过某种运用资产和负债的方式，来降低各会员银行作为信用基金的可利用的现金数量。最后一点是信用限制的主要手段。由于无法获取直接的信息，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这一限制影响的最可靠反映是各会员银行的存款状况。存款趋于减少的现象表明，信用限制已经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不过，由于季节性波动以及6月底统计表中的人为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出近3个月来，信用限制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就目前的推测而言，直接限制的影响结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目前的方针策略，这种限制究竟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
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这样有限度的措施，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来失业之所以扩大，这类措施当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信用限制这种手段具有难以置信的威力，即使略微使用一下，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局势需要采取相反措施的时候。旨在强制压低工资的主动扩大失业政策，已经在部分实施中。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幸的是，官方硬是要把由错误观点所引导的政策说成是在理论上有很有据的。无论鲍尔文先生的演讲多么动情、多么真诚，没有一个部门的工人，会响应他的观点而愿意接受降低的工资。我们之所以降低工资，是迫于来自失业、罢工和雇主停工方面的压力，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却在主动地扩大失业。
英格兰银行在金本位的规定之下，不得不缩减信用。这种做法是尽职尽责的、“稳健”的。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信用的严格控制——没有人否认该银行的确是这么做的——在国家的目前情况下，必然会使失业扩大。而今天我们要重建繁荣，所需要的却是宽松的信用政策。我们需要鼓励企业家开创新企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击他们。通货紧缩并不会“自动地”缩减工资。它是通过引起失业的方法来缩减工资的。昂贵的货币，对于正在开始的繁荣，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有些人，在错误信念的引导下实施了这类政策，从而加剧了萧条。这些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第五篇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2）
四、煤炭工业的例证
以下我将利用煤炭工业的例证来说明我的上述观点。战后以来，除了鲁尔煤矿区停工期间出现过暂时的正常生产以外，整个煤炭工业一直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金本位的恢复，更主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而丘吉尔先生却正是以这些其他的原因为借口，企图编造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来证实他的所谓结论，即汇率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对煤炭工业造成丝毫的麻烦。因此，这里所挑选的例证也许会对丘吉尔先生有利，因为乍看起来，它明显不利于我的结论。
（1）在《经济学家》（出版于1925年6月27日）上，一位通讯记者写道：“在巴西，当我写作时，美国的煤炭标价为每吨8．85美元，而英国的同类产品标价为每吨39先令（合9．32美元）；美国方面的运费大约是每吨4美元，而英国则是3．76美元（合15先令9便士）。”
在这位记者写作的时候，英美两国货币的兑换率约为4.78。在今天的汇率下，英国的煤炭价格（39先令）将是9．48美元，运费则是3．83美元；而在去年6月的汇率下，煤炭价格就是8．40美元，运费则是3．40美元。
由此可见，在去年6月，我们每吨煤炭的标价低于美国45美分；而现在美国的每吨煤炭标价却低于我们63美分，而这一切仅仅是由于汇率条件的改善。在加拿大和整个南美地区，10％的汇率变动已使我们在煤炭方面的竞争地位同美国相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或者可以说，代价太高了。在欧洲，由于金本位的恢复，使英镑对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通货的汇价至少提高了10％，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金本位的恢复，那么现在的局面决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煤炭业为了恢复一年前相对于外国的有利竞争地位而被迫降低煤炭价格的话，每吨的英镑价格必须降低1先令9便士。
难道现在还能说，每吨价格下降1先令9便士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给煤炭工业造成任何困难吗？就拿矿工工资来说，它在矿主所要求的整个价格下降中占据了很大一个部分。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中，煤炭工业每吨净赚6便士；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足以使其每吨亏损3便士。
（2）除了矿区用以支撑坑道顶的支柱以外，煤炭工业几乎不消费任何国外产品。而且，工资支出构成了煤炭生产总成本中很大的一个部分。相比于国内其他行业，煤炭工业不得不以英镑的国外价格售卖其产品，而以英镑的国内价格购买所需物品。因此，提高前者而不提高后者的这种不成比例的做法，肯定会对煤炭工业造成不利的后果。
（3）上述做法不仅对煤炭工业的出口造成了直接影响，使煤炭贸易趋于不景气，而且也使那些大量使用煤炭的工业，如钢铁工业，在贸易上陷入萧条状态。
（4）对于煤炭工业来说，其本身就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目前的煤炭需求状况下，煤矿工人的数量太大了，因此煤炭工业迫切需要削减矿工的数量。然而，由于在煤炭工业内出现了局部化、地方化的趋势（例如，南约克郡的繁荣是以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整个工业实际上反而吸收了大量的新的劳力。对目前事态的发展局势，也许有几种解释。但是，唯一的可能补救措施只能是利用发展其他行业来吸纳煤炭工业的富余劳动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要条件是其他行业必须正处于繁荣扩张状态。而目前实施的信用限制政策却正好阻碍了其他行业的扩张势头，从而间接地造成了煤炭工业的困难局面。
因此，到目前为止煤炭工业存在的困难虽然也出于一些其他缘由，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正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它使煤炭工业遭受的损害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另一方面，大家认为煤炭工业前景非常黯淡也是事出有因的，这是由于它另有困难，从而已经削弱了它的抵抗能力，因此当遇到了新的困难时，它就再也没有余力去抵抗了。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煤矿业主提出建议，要求不管生活费用是否有所下降，必须降低工资以弥补亏损，也就是说，要降低矿工的生活水平。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以牺牲矿工利益为代价的建议，只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局势。可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局势的形成，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况且，也是无法控制的。
这类建议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处理经济事务方式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样的建议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虽然要求煤矿业主承担损失，似乎也同样不合理，除非以这样一个原则为依据，即承担风险的应该是资本家。如果矿工可以自由地从本行业转到其他行业，或者当他们失业或所得过少时，可以另谋他就，转变成为面包师、砖瓦匠或铁路搬运工，情愿接受低于这些行业现行的工资水平，那就成了另一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他们并不是如此自由的。就像在过去经济过渡时期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矿工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受饥饿，要么屈服于现实。屈服就意味着牺牲，而牺牲的果实却为别的阶级所得。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和竞争性工资水平的有效流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还不能肯定他们目前的处境在某些方面一定好于他们祖父那一辈。
为什么偏偏要让煤矿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工人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群懒惰、无所事事的家伙，工作不认真，工作时间也短。但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懒惰、更为无所事事呢？
以社会公德为准则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降低矿工们的工资。他们是贾格纳特式经济的受害者。为了满足一些市参议员们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所谓的“基本调整”来跨越4．40美元与4．86美元之间“有限鸿沟”，而矿工们正是这类政策的牺牲品。为了保持金本位制的稳定，肯定还会需要他们（随后还有别人）做出“有限的牺牲”。这就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在此政策下，陷入困境的，煤矿工人是第一个，但——除非我们运气特别地好——不是最后一个。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两种经济社会理论的十字路口。第一种理论认为，应当在各阶级间，根据“公平”和“合理”的原则来确定工资。第二种理论——属于那种贾格纳特式的经济理论——则认为，工资的确定应当取决于经济压力，或者称为“严酷的事实”，认为我们庞大的经济机器应当勇往直前，在前进道路中只能顾及整体的平衡，至于对单个集团偶然造成的后果，只好置之不顾。
在金本位制下，依靠的是纯粹的时运，信赖的是“自动调整”，对于社会的细枝末节，一般是置之不顾的；而对于位于社会经济机器顶部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制度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或偶像。他们对社会细节漠不关心，对前途则抱有模糊的乐观信念，并且认为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态。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鲁莽、轻率的。从过去的情形来看，十有八九的确没有出现真正严重的事态，只是某些个人或集团受到了一点损害。我们过去所依据的经济原则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却正在迅速地与这类假设相脱离，因此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种经济原则运用到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就得冒第十次危险。这种行径简直是愚蠢透顶。
五、有没有补救办法？
在1925年年度预算案中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我们工业发生困难的真正根源，除非改变目前的政策方针，否则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新建议。不过可供政府采用的仍然有几种办法，其中某些办法相比于其他而言，更为可取一些。
一种办法是继续大力实施所谓“稳健”政策，目的在于在传统的方式下进行“基本调整”，为此需要进一步限制信用，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在秋季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这样，通过扩大失业以及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武器，来压低货币工资。主张这一办法的人们坚信，当这一过程结束之时，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从而使实际平均工资仍然恢复到以前水平。这一政策如果得以贯彻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取得成就的；虽然由于它引起的变化不是均等的，比较强有力的集团会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而获取利益，因此将遗留许多不公平问题。在利用经济压力的方式下，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比较脆弱的行业，它们的工资本来就很低，结果将使不同行业集团之间现有的工资差距趋于扩大。
问题在于公众舆论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将容许它进展到何种程度。尽管通货委员会的成员，在扩大失业问题上，自有一套理由来加以支持，然而要由政府公开承认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影响却有可能不被觉察。通货紧缩即使起端甚微，一旦开始以后，便具有过程中的累积性效果。如果企业界内普遍出现了悲观预期心理，货币流通速度将放慢，这时银行不必提高银行利率，也不必降低其存款，通货紧缩仍然会进一步发生作用。由于公众通常所了解的，只是某些个别起因而不是一般的实质性起因，因此会把萧条现象归因于各种具体因素，如劳资纠纷，因为它往往伴随萧条而发生，如道威斯计划、中国、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关税、高税率，总之除却一般货币政策以外的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情况，然而正是这类政策导致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演变。
此外，这一政策并不一定非要在轮廓分明的方式下进行。英格兰银行可以暗地里偷偷地实行信用限制，而鲍尔文先生（在我们的爱戴下，他已经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原有的地位）方面则相机行事，以社会慈善的名义对信用限制所造成的后果加以缓和，提出一系列其实并不合理的补助办法。鲍尔文“女王”的仁慈心肠可以使我们忍住心中的怒火，而这种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勾当却在幕后继续进行。由于预算的限制，这类补助在数额上决不会很大。最终，除非社会出现了剧变，否则“基本调整”将如期实现。
有些人也许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向处之泰然，而我却不会这样。这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社会收入的巨大损失，而且当它结束之后，还会残留许多不公道的社会问题。但世事是难以预料的，意外的情况也许可能出现，而我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正是寄托于这种可能性之上。它使我想到了另一种补救办法。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促使所希望的事情实现呢？
在目前的局势下，有两点可以转变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个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如果国外的黄金价格下降，那么就无须使这里的工资水平作出任何重大变动。另一个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如果生活费用首先跌落，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要求工人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因为到那时情况非常明显，降低工资的意图并不是为了降低实际工资。
最初宣布恢复金本位的时候，许多权威人士认为我们把前途寄托在美国价格的提高上。然而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促使美国价格稳定，而不是促使它上涨。事实在于伦敦的利率较高，从而美国的银行愿意向伦敦出借资金，因此造成纽约的利率比不存在这一情况时为高，使世界市场的残余黄金剩余，不流向纽约而流向伦敦。由此可见，我们的政策正好解除了纽约在低息贷款和额外黄金存量方面的压力，否则，这些压力会迫使那里的价格上涨。伦敦与纽约两地利率之间存在的不正常差异，甚至使金本位不能按照其规律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正常原则，当A的商品价格高于B时，黄金将由A流向B，从而使A的价格趋于下降，而B的价格趋于上涨，最终B的价格上涨趋势与A的价格下降趋势将在中途会合。
目前，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却阻止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建议，应该采取相反的政策方针，不妨降低银行利率，停止实行信用限制。如果由于实施这一措施，使现在威胁伦敦金融市场的“有害的”美国货币开始返流美国，我们不妨用黄金来偿还，或者，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存放于纽约的美元贷款准备金来偿还。在我看来，相对较为可取的是使用黄金，因为所需费用较低，而且黄金的实际流动，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我们在黄金库存方面的规定，使黄金存量的3／4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如果能把此规定修改一下，我们就可以减少6000万或7000万英镑的黄金存量，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然而它却会使其他国家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做法将使我们在美国有一笔随时可以动用的收支余额。试问，为了买进这些无用的固定黄金而支付4.5厘的利息，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除非英格兰银行放弃信用限制政策，利用其他资产，例如国库券，来取代黄金，否则这样大规模的黄金流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放弃利用经济压力和主动扩大失业的方法，来实现基本调整。但是，这一政策本身也许就会引起众多批评，认为此举把前途过多地寄托在对美国价格上涨的预期上。
为了应付这一点，我建议鲍尔文先生应面对现实，本着以下方针，开诚布公地同工会领导人合作。
内阁阁员们总是佯称现在的工资下降趋势与货币价值毫无关系，只要他们抱有这样的态度，工人阶级自然会把政府政策看作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如果财政大臣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货币政策与工资降低无关，就同墨西哥湾暖流与工资降低无关的情形一样，那么可以断定，目前降低工资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一次攻击。只有当政府当局承认的确存在我在这几篇里所指出的病源时，他们才能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础上，获取工会领导人的合作。
只要政府当局承认当前问题主要是货币问题，他们就可以对工人这样说：
“这并不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的含义是货币工资必须降低10％，但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当调整过程结束之后，生活费用也将降低10％。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将不会有多大的下降。要降低货币工资，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使用经济压力，通过限制信用来扩大失业，直到工资被迫降低时为止。这是一种可恶的、有害的方法，因为它对强者和弱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均等的，而且在进行中难免要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无谓损耗。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协议，实行同一标准的工资降低，但前提必须是，让工人明白协议后的实际平均工资同本年第一季度相比，不会有任何降低。实际困难在于货币工资与生活费用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只有货币工资下降以后，生活费用才会下降。因此为了降低生活费用，必须首先降低货币工资。因此我们不妨在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整个就业范围内，货币工资一律降低（比方说）5％。如果经过一段时期，生活费用并没有下降，因而使工资的降低得不到补偿，则工资降低的办法就宣告无效——我们能否在这一尝试上达成一致协议呢？”
如果鲍尔文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工会领导人也许会立即询问，除工资外，关于其他货币支出，如租金、利润和利息，他准备如何处理。关于租金和利润，他可以这样回答，它们都不是根据货币确定的，因此以货币计量时，将随着价格逐步降低。不过令人头痛的是，租金和利润，同工资一样，富有粘性，下降的速度也许不会十分迅速，从而不能充分有助于整个转变的完成。至于债券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他却无法答复。因为降低价格的任何政策，归根到底总是有利于食利者，而损害社会其他人的利益。通货紧缩的这一结果，根源于我们现存的货币契约制度。总之，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应付工人方面的反对。目前也许只有一种粗略但却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对就业以外的一切收入征收附加所得税，每英镑征收1先令，直到实际工资恢复到以前水平时为止。
这种期望主动自愿地全面降低工资的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依我之见，我宁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外价格提高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现有的政策应当有所改变。此外，我从米德兰银行7月份的《每月评论》获悉，该行高层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所有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难以避免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采取的有关主动改变货币价值的任何计划，总会引起以公道和合适名义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建议只能缓解由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但无法消除错误本身。有些悲观人士认为受到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有货币工资，而且还有实际工资水平，对这些人来说，这些建议是不会得到赞同的。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利用紧缩信用的手段来主动扩大失业，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人和某些行业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强制性调整；但由于一些其他原因，这时恰恰需要放宽信用。我之所以提到上述这些建议，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举国上下知道现在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政策，是决不会答应的。
附录
一、英国黄金储备的现状
1925年7月15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存量接近于1．62亿英镑。银行纸钞和通货金票的有效流通总量约为3·87亿英镑。为了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持有价值1．2亿英镑的黄金存量。因此，我们可用于出口的自由黄金存量，只有4200万英镑，也就是总体的1／4左右。而且由于我们不可能太接近于法定最低点，实际上可以自由支配的黄金数量大约只有原定的1／2，即2200万英镑左右。我们库存的1．2亿英镑的黄金仅仅是满足了法律规定的要求，但就其他目的而言，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二、关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英镑价格上涨的说明
人们通常认为，金本位的恢复是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有鉴于此，我列举了自去年6月以来各主要金本位国家的英镑价格的变化情况（见下页表）：
自1924年6月以来英镑价格上涨的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印度和阿根廷国内的英镑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这种与总体趋势相反的价格运动能够提高这两个国家作为消费者的购买力，但从根本上说，并无多大的帮助，因为它们都不是世界工业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上表还表明，去年的汇率变动使我们的工业竞争地位进一步恶化，与主要对手相比，竞争力下降了12％，甚至更多。由此可见，我在本文中列举的10％，还是对目前情况的一个低估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