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意外事件：陕西商人在内蒙古建立“独立王国”，存活50年

提示：通岗浪的“化外之地”在历史上存在了近50年，1947年神木解放，国民党神木县政府甚至逃往通岗浪，但不久便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似乎是想要从当年凄风苦雨的走西口中，找到些许可以安慰人心的经历，虽然通岗浪河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当年陕北人民走西口的咸涩眼泪，也曾被那河水冲了淡些许。而通岗浪成为“化外之地”后的富裕，也有力地说明了当年蒙古江湖的险恶或王公社会的腐朽。

这个地方叫通岗浪。今天，人们还能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它的名字——通岗浪沟，但是，这个岗浪沟已经不是当年的通岗浪了。从文字上分析，通岗浪的名字应该来自通岗浪沟，但通岗浪沟应该只是通岗浪的一小部分。

也有一些资料上说，通岗浪还有一条河，叫通岗浪河，这条河应该是黄河渗漏而形成的河，应该是断断续续类似于沼泽的泥泞地，但随着当年走西口的人们对这里的开发，以及清末的放垦活动中，这条河当下也不应该存在了。

在1990版《神木县志》中，我们看到了有关通岗浪的详细记载：通岗浪原为内蒙古乌审旗辖地，距神木县城西北向120公里。清光绪年间，乌审旗蒙古人将神木籍商民驱逐回县，并将房屋烧毁。边商吕万有等人控诉于神木理事厅和榆林府尹，转报督抚派人查实，会同蒙人代表查办。结果将通岗浪南北长100余里、东西宽10里的地域，赔给边商，此后这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便成了边商的“独立王国”。民国初年，边商从长计议，呈请神木县管辖。1949年，人民政府将通岗浪全部划归内蒙伊克昭盟。

文字叙述很简单，但背后的故事很复杂。

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明朝为了守卫边界，到了每年秋冬季节，就让戍卫长城的部队由长城脚下向北50里的地方去烧荒，让前来进攻的蒙古军队的战马在这里没草吃，不战而退。时间一久，这些地方就被烧成了黑色的，被称为“黑界地”，很是肥沃，却不允许蒙古人前来放牧，也不允许汉族人前往开垦种地，成了一条人为的隔离带。

到了清朝康熙时，这条隔离带基本得到了开放，康熙皇帝允许汉人前去隔离带开垦种地，于是，隔离带就有了一个新名字——“禁留地”。长城之内大量的人们前往种地，但当时并不让他们滞留在那里，春天下种、秋天收获，种完了，种地的人就得回到口内的家里，是“禁留”的地方。尽管禁留，但人们还是把那些地给种熟了，所以，“禁留地”也就被称为“旧牌子地”。

为什么会有牌子呢？这是因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出官员来到榆林等地勘察，规定：“五十里以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并在划定的界址上堆土或树木牌。五十里是明朝留下的宽度，有沙即是有沙漠的地方，可以种五十里的三十里，没有沙漠的地方只能种二十里。这是一条界线，人们不可以逾越，其长度大约在今天的乌审旗、准格尔旗至乌兰察布一线，有2000多里。所以，人们也将这条线叫“康熙线”。

然而，由于当时口内人多地少，大量的人口涌入“禁留地”，时间一长，这“禁留地”就不够了，也就对“康熙线”有了突破。到了乾隆年间，“康熙线”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朝廷看着不行，就将“禁留地”的宽度加大了，规定：“于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仍以五十里为界。”就是说，把明朝留下来的那五十里宽度全都给用上了，于是，这条线被称作了“乾隆线”。

“乾隆线”的结局与“康熙线”基本一样，人们边种边越，不断向草原深处进展，基本上把“乾隆线”以北的能种的地方都给种了，时间一久甚至突破了“禁留”的规矩，慢慢地成了“禁留地”上的居民。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三种能够一目了然的现象：一是蒙古的贵族、王爷坐收租金，发了财；二是前去种地的一些口内人，通过一些手段，拥有了大量的土地，成了地主；三是人口的流动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一些人成了富商大贾，这部分人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些因为走西口而发了财的人。

不能一眼看到的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其实就是社会，“禁留地”或“隔离带”上的社会，各种力量在这片土地上的利益争夺。至清末慈禧太后时，“禁留地”得到了官方组织层面的大规模开发，各种势力更是此消彼长，纷繁芜杂。

首先是抗垦派。这是一支以蒙古贵族、王爷为主的力量，他们是当地的地头蛇，不可能好端端地将自己先前用以收租的土地拿出来，贡献给朝廷，让朝廷开发利用，所以明着暗着都在和朝廷较劲儿。这中间出现过在今天被一些人称为“抗垦斗争英雄”的叫丹丕尔的人。

丹丕尔时任准格尔旗东协理，出身贵族，老家就在黑界地边上。早年，他利用职权私自放垦“禁留地”土地，整个家族都沾了光。据说，他有个堂弟叫巴图敖其尔，私刻公章，把“禁留地”上的一片森林卖给了陕西商人，结果被告。旗府派兵来抓巴图敖其尔，巴图敖其尔手下卫队打跑了旗府兵不说，还毁了一些人的五官，发配他们到黑龙江充军。巴图敖其尔横行江湖，仗势欺人，对抗官府，是丹丕尔家庭乃至整个蒙古贵族当时的一个缩影。

清廷派出垦务大臣贻谷放垦后，丹丕尔阳奉阴违，尽力推迟放垦时间，后因动员蒙汉民众拒交压荒银被撤职，公开组织领导武装抗垦斗争，拒绝报地，阻止丈量，并进攻垦务局，驱逐丈放官员，迫使伊盟垦务陷于停顿。最终，清廷派兵镇压这支力量，丹丕尔被捕，并在今呼和浩特被杀害。

另外一派可称为投降派。这一派仍是以蒙古贵族、王爷为主要力量的，他们见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保住其蒙古贵族的身份和地位，曲意逢迎放垦政策，积极报垦，以表对朝廷的忠心。在这派人的身后，大约还有一个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两派之间的夹缝里得以生存。主要表现为，抗垦派被朝廷罢免甚至杀害，旗府中的职位就会被空缺下来，他们会千方百计弄到空缺职位，进而达到刁钻营私的目的。

在这群人中，有个成功的代表，叫那森达赖，本是准格尔旗府的一个小秘书，最终在放垦活动中依靠身为清廷格格嫁到旗府的“四奶奶”的势力，最终成为了准格尔代理王爷。清末以后，他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聚敛了大量的土地和金钱，成为晋陕蒙毗邻地区最大的地主和财主，甚至还买枪械子弹，有了自己的武装。因为当时“禁留地”行政管理权限不甚明了，在他的经历里，还曾有过这样一故事：1913年，他让自己的堂弟奇文英带领人马到陕西省府谷县的古城，砸了民国政府设在那里的税卡子，收回了准格尔旗的柴炭税征收权。甚至将神木理事通知衙门派出的51人包围在准格尔旗境内的树林里，剥光了他们的衣服，对他们进行侮辱，让他们光着身子跑回神木。

这就是当年的“禁留地”，是一个江湖，也是一个社会，各种道行在这里相互争夺，是一个水很深的地方。我们前文中所说的通岗浪，当然属于“禁留地”，是“禁留地”江湖或者社会的一个缩影。

《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官司是这样的：在“禁留地”的江湖里，受到压迫的仅限于当年走西口去塞外种地的人们，但是，随着清末社会制度的腐朽，蒙古地区的老百姓和其他地方一样，也逃不过蒙古贵族的压榨，随着苛捐杂税不断的增加，世袭的蒙古王公加紧剥削，这便有了人民的反抗。而“独贵龙”因此成了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号。

“独贵龙”亦作“多归轮”等。蒙古语音译。“独贵”意为“圆”，“独贵龙”意为“环形”或“圈子”。蒙古族人民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因参加“独贵龙”的人聚会时坐成圆圈，以表示成员的平等身份。在发表会议决议或上书呈控签名时，也均作环形，使人不知首尾，避免暴露领导者，故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大量征兵筹饷，摊派驼马，加重蒙古族人民经济负担；而蒙古封建王公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利益，积极响应清政府捐输银两、驼马的号召，加紧对蒙古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与压榨。1858年（咸丰八年）丕勒杰在广大牧民的支持下，成立了反抗封建统治的“独贵龙”组织。在通岗浪，“独贵龙”组织将万盛魁等48家边商的房屋捣毁，并将账簿全部焚毁。但事平之后，边商却把全部责任推到乌审旗王公身上，并提出巨额苛刻的赔偿要求。

起初的时候，乌审旗的王公贵族们认为这事儿不是自己干的，也就和自己没关系，不予理睬。但一个叫吕万有的人却站了出来，决定由自己挑头，代表48家边商和乌审旗的王公贵族们打官司。吕万有是神木人，从小在“禁留地”打工，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是万盛魁的管家，在边商有一定的威望。官司最先从神木衙门打起，当时神木有朝廷理藩院派住神木专管伊盟各旗事务的机构，而理藩院即是蒙旗的直接主管单位。因为乌审旗的蒙古王爷还是不予理睬，吕万有就把官司打到了山西巡抚那里，并最终上诉到了朝廷的理藩院。

乌审旗的蒙古王爷害怕吕万有将“独贵龙”的真相在北京闹腾出来，因为这事儿毕竟是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上的，说到底对自己是不利的，就采取了一个自认倒霉的办法——自己认输了，并把将通岗浪一带约五百多平方里的土地赔给边商，承诺由边商自己放垦经营，旗府不再从这里不收“水草”、“靠圈”、“地铺”等捐税。

这样一来，吕万有一下子从一个打官司的人变成了通岗浪的土皇帝，把通岗浪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蒙古王爷管不着他的地界，他呢也可以在这里发号施令，与蒙古王爷平起平坐。因为是神木人，他便动员家乡人民移民这里，共同开发建设；又因为是商人，思路活跃，善于经营，没几年工夫，他便让通岗浪变得富裕了起来。

到了民国时，吕万有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情，于是请来神木县管辖通岗浪，这样可以减少蒙旗对通岗浪的干涉，甚至可以避免蒙旗和通岗浪之间的一些冲突，同时，他又为当时的神木县长送去了不少银两，通岗浪的一切户籍、田赋、牲畜捐税等等，均由他一人说了算。如此，在从清末到民初的十几年里，通岗浪成了名副其实的“化外之地”。能富裕到什么程度呢？据说，1938年前后，曾有一支国军骑兵部队在此驻扎，3000多人的部队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口粮全靠当地供应。

通岗浪的“化外之地”在历史上存在了近50年，1947年神木解放，国民党神木县政府甚至逃往通岗浪，但不久便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似乎是想要从当年凄风苦雨的走西口中，找到些许可以安慰人心的经历，虽然通岗浪河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当年陕北人民走西口的咸涩眼泪，也曾被那河水冲了淡些许。而通岗浪成为“化外之地”后的富裕，也有力地说明了当年蒙古江湖的险恶或王公社会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