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菌协（1）
菌业作为一个体系，中菌协毫无疑问算是国家机构，这话很老套，套的是目前中国一切向“级”看的事实。
我曾经和一位正县级官员朋友聊天开玩笑说，我的级别比他高，因为我是中菌协一个分会的常务理事，相当于菌业的省部级机构的副职，而当官作为一个专门职业，他才县处级。玩笑虽然不无道理，但世俗的权力上，我连村长都不如，这也就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
今天我要说的事是有关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问题。
1988年，时中山大学副教授何博传就写过一本叫《山坳上的中国》的书，曾经洛阳纸贵，可以说是中国跨入共产主义朝代后的第一本全景式忧思录，它预言了当时基本上没有引起重视的一系列各领域的潜在危机，并且在其后的三十年逐步得以验证。
2015年7月8日，中国政府公布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于菌协会有什么影响，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推测的事情，所以与其说是一篇评论，不如说是我个人对菌协工作的一点希冀。虽然这些不能代表所有菌人的想法，但也肯定或多或少会巧合一些菌友的心声，所以我在新年的第一篇，就写一写对菌协的浅浅看法。
我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或者未来学人士，只是作为菌业从业者的专业见闻下结合对《方案》的思考，写出来抛砖引玉，或者说仅供批判吧！
一、进退之间
菌协的工作，在这种变革时期是相当难以把握的，毋庸置疑，当前的变革并不会多么彻底，但所有的行业协会的问题几乎是共同的，那就是跟着行政政策走惯了，要学会跟着行业自身的规律和趋势走。
据说何博传先生取书名的意思就是形容进退维谷的境地，所以我也仿效一下，以此形容菌协工作的当前境地，至于这种形容恰当与否，并不是一个非要说清楚不可的问题。
在中国，很少行业，尤其是细分行业，会像菌业这样受到政策的关注和影响，因为菌业的基本属性是农业，而中国农业地位之尴尬，对于强调政权稳定和人口收益均衡，强调用经济的发展弥补政治体制缺陷的执政党和政府，是相当鸡肋的一个事情。中国农业的整体落后弱小，又凸显了菌业整体庞大的与略显先进形成的优势地位，如果不受到关注和影响，才是不正常的。
解读《方案》之第一要点，其总体原则，存在严重的不可操作性。现有的所有行业协会，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是由行政部门指定常务工作成员的，过去不仅存在编制和套级等诸多管理现状，也存在行业成员无法对其能力和绩效予以甄选的实际。责权利关系混乱，并不是一句脱钩就能解决的，尤其是会长人选的变动频繁和来源复杂，行业协会的实际运作就成为难点。脱钩之后，能不能有协会成员以某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民主政策来选出会长，以及以某种恰当方式聘请工作人员？我想这个基本上是被含糊否决的，当然写没有这么写，但如果不否决，岂不是意味着现存协会应该分级分批直接解散重组？
我甚至高度反感其中“创新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激发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提升行业服务功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独特优势和应有作用。”这样的官腔，创新什么？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方法问题，与其没完没了的“摸着石头过河”，何不就地取材，选择世界上运作好的例子直接拿来主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比闭门造车的“创新”，我认为不知道要好多少。中国脱离市场化经济时间太久了，重新创新市场规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就算国外制度如何不对口味，但以协调保护行业利益为主旨的东西，不论全盘什么化，择优而从是不能戴任何政治罪名的，何况与国际接轨，也有拿来这种国际惯例的必要。
我还反对“服务”的概念，行业协会是行业内部的联合机构，如果只有服务，那就是外部机构，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看，其内部协调的工作远比服务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进出口配额的分配，我以为中国的政府机构不可能放弃这种带有权力性质的功能，这也是官员寻租空间的重要渠道，如果采取透明模式分配的内部协调机制，就不存在“慢慢来”的过渡，而是必须谈妥即推行了！
能不能如上这么做？并不仅是谈到的方面按这个思路做，就是进退问题！
二、能不能不留余地
最奇葩的还是典型中国模式语气，“个别承担特殊职能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另行制定改革办法。”呵呵，可以努力去争取!
注意，我这一下要谈菌协，会不会，要不要去争取这个另外的地位或待遇？我个人是不希望争取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