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帝辛处罚姬昌，把他的儿子做成肉羹，他真的吃了么？
商王帝辛处罚姬昌，把他的儿子做成肉羹，他真的吃了么？
迎娶了帝乙之妹后，周国与忙于征讨东夷的商王朝维持了十余年的和睦关系。虽然经历此前的诸多风波，两者皆难免心生芥蒂，但随着帝乙恢复了姬氏西方诸侯之长的“西伯”身份后，姬昌似乎也逐渐介入到了商王朝中枢的日常政治事务之中。这一点，在帝乙病逝其幼子帝辛（纣）继位之后，显得尤为突出。
按照《史记·殷本纪》中的说法，帝辛执政初期曾一度册封“西伯”姬昌、鬼方首领九侯以及盂国首领鄂侯为“三公”。虽然《史记》并未明确告知三人的具体职权，但从九侯、鄂侯被以酷刑处死，姬昌被逮捕后囚禁于羑里的过程来看，上述三人应该都曾长期在帝辛所营造的新都“朝歌”（一说朝歌为帝乙晚年所建）逗留。
姬昌被囚禁于羑里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可考，而其是否在押期间完善了上古卜卦系统、进而形成了“周易”，史学家也仍有争论。但从代表大吉的“泰卦”之中有“帝乙归妹，以祉元吉”的爻辞来看，姬昌当时可能是在罗列自己对商王朝而言的政治加分项和减分项，以测算帝辛是否会对自己痛下杀手的可能性。一如《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男主，独自在荒岛上用借贷的方式计算自己的生存概率。
帝辛虽然最终没有处决姬昌，但却以残忍方式杀死了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关于此事，比较常见的说法自然是帝辛以所谓“圣人当不食其子”，而将姬考“烹以为羹”赏赐给了姬昌。至于姬昌是如何“反套路”帝辛，或表现出“吐子”的“行为艺术”，则多为后世演绎。
有趣的是，较早记录这一故事的西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中曾有这样一个细节。伯邑考曾被周国作为质子送往朝歌，并一度成为帝辛的“马车司机”（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诸侯国向中央王朝送交子嗣、以为人质的做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这些人质之中能够成为君王近侍的却是凤毛麟角，其中除了姬昌在被捕入狱前于商王朝拥有超然的政治地位之外，恐怕还与伯邑考本人的血统有关。
虽然《史记·管蔡世家》中称伯邑考与后世的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等人均为同母兄弟。但从姬发诸弟日后皆有封地，甚至连日后勾结武庚叛乱的四弟蔡叔度其子姬胡（蔡仲）仍被封于蔡地，却唯独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来看，其很可能并非姬发之母姒氏所出，而是姬昌与帝乙之妹所生。或许也正因为姬考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是自己的表弟，帝辛才将他留在了身边。
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帝辛在囚禁了姬昌之后，完全可以将伯邑考送回周国充当自己的代理人。然而这位“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自负君王却偏偏要用一条活生生且对自己而言颇有政治价值的生命，去玩一场践踏人性的游戏。当姬昌艰难地吃下眼前的肉羹之时，帝辛自以为看到了愚忠和怯懦，却似乎从来不曾想过一个吞下自己亲生骨肉的男人，其内心是何等的坚忍和决绝。
最终帝辛选择释放了姬昌，由于《史记·殷本纪》之中，只是简单地将这一过程表述为：“西伯（姬昌）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因此后世多理解为帝辛只是贪图蝇头小利，便选择了放虎归山。
但在同书的《周本纪》之中，我们却发现姬昌身边被称为“四友”之一的闳夭，所进献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大有来历：“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
有莘氏，亦作有侁氏、有姺氏，是早于夏王朝建立之前便已存在的古老部族。因治水有功而受舜帝禅让的大禹，其母便出自有莘氏。而协助成汤推翻夏王朝统治的名臣伊尹也曾为有莘氏的媵臣。虽然在夏王朝灭亡之后，有莘氏也被迫西迁，由山东曹县西北迁移至陕西合阳县附近，却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而此时的姬昌已与有莘氏联姻，迎娶了其族之女姒氏为正妻，即后世所称的“太姒”。
骊戎，为戎狄部族中的重要一支，活跃于今山西析城、王屋两山之间。而有熊则为黄帝轩辕的后裔，一般认为其方国位于新郑姬水。闳夭向帝辛进献上述三国的特产，无疑是在表明姬周部族与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同盟关系。如果帝辛继续扣押姬昌，或姬昌如其父季历一般死于狱中，那么商、周之间再度爆发的战争，规模必定是空前。
正是因为读懂了闳夭的弦外之音，帝辛很是谦虚地表示：“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不仅当即赦免了姬昌，更“赐之弓矢斧钺”。以表示授予其肆意征伐的特权。后世对此多不理解，但其实《周本纪》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在释放姬昌的同时，帝辛特意表示自己与对方之间的误会，完全是因为崇侯虎的诬告所导致的。这一句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祸水西引，挑动姬周与崇国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