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策第十九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皇帝统治天下，他的话是神圣的。他静坐在御座上，而他的声音却可以传遍四方，就是因为诏书、策书的作用吧！从前轩辕黄帝和唐尧虞舜的时代，作为天子的话都称为“命”。“命”本来的意义，就是古时帝王给有功德的人赐姓。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还兼有了“诰”和“誓”的作用。誓命是用来教训军队的，诰命是用来敷告政事的。命是从天命借用来的，所以用来给有功之人授予官爵和赐福后代。《周易》的《姤卦·象辞》说：“天子用颁布命令来告诫教训四方臣民。”诰命发动臣民的作用，就好像起大风那样，只要风一吹，草就会随风而动。下到战国时代，就都称为“命”，“命”，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了天下，把“命”改叫做“制”。汉代初年制定法制，把命分为四类：一类叫策书，二类叫制书，三类叫诏书，四类叫戒敕或敕书。敕书用来告诫州郡地方长官，诏书用来告示百官，制书用来施行赦免罪行的命令，策书用来封赐王侯。“策”，就是简策；“制”，就是裁断；“诏”，就是告诉；“敕”，就是改正。《诗经》说，“害怕这告急的简书”；《周易》说，“君子节制的来制定礼的等级制度”；《周礼》说，“向北方诏告明察事理之神”，《尚书》说，“敕正奉行上天的命令”。从上述可见，策、制、诏、敕，都是根据经典来确立的名称。在远处的就用诏书，在近处的就用命令，这是习用秦朝的制度。《礼记》说，“如果君王的话像丝一样细，那它传出去就会像钓鱼线一样粗”，所以君王对群臣说话要谨慎。虞舜看重发布帝命的纳言工作，周王因看重纳言官员而把他比作为王的喉舌。因此两汉起草诏书文告，就由尚书省来主管。君王的话影响很大，说了就要写进历史书。如果他说的话只有钓鱼线那么细，那传播出去就会有引棺的大绳那么粗，而且君王的号令一出，就像汗水一样，不能收回。所以淮南王刘安有英才很会做文章，汉武帝每次给他回信或赐书，都要叫司马相如审定草稿，陇右地方隗嚣的门下会作文章的人很多，汉光武帝回答他们的事情时，都特别注意诏书的文辞。岂在当时传为佳话，也使后世谨慎了。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看西汉文帝、景帝以前，诏书的内容浮泛杂乱；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家，诏书选用的语言弘博典奥。他为封三个儿子为王所写的《策封三王文》，文辞跟《尚书》中的训、典相同；它的劝告警诚意义既深刻又温雅，为后代留下了典范。他在给宠臣严助的诏书中，就说他厌倦了在朝值班，让他出外做会稽太守，这是表示他对所宠爱的人才的恩典。汉宣帝写给老朋友陈遂盖有皇帝大印的书信，问起欠他赌债的事，也表现了老朋友的深情厚意。到了东汉光武帝平定世乱，注重文化，然而他写诏策全凭自己的喜怒而定，有时不免偏激失当，滥用文辞。如像他赐给邓禹的诏书，竟然称司徒邓禹是尧；他责备侯霸的敕书，居然说：“我的斧钺一砍下来，在人世间就没有你居住的地方了。”这一类诏书、敕书，实在违反法制。后来东汉明帝和章帝时期，都尊祟儒学，文辞典雅的诏书屡屡出现。到了和帝和安帝时代，政务衰败松弛，起草诏书、敕书的尚书省缺乏人才，每次为皇帝起草诏书、敕书，都要请外人来代笔。东汉建安末年，有文采和理智的诏书、策书兴起，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文辞典雅超群，卫觊代汉献帝起草的《为汉帝禅魏王诏》，称述天命得征验极为显著，不能够再增加了。自从魏晋以来的诏书、策书的职责，归中书省掌管，魏的刘放，西晋的张华都掌管了这个职务。他们为皇帝起草的发号司令的诏书、策书，真算是洋洋大观了。魏文帝曹丕下的诏书，言辞和意义大多都很宏伟的，至于他给夏侯尚下的诏书中要其部下“作威作福”，这种不妥当的话，是他千虑一失吧！东晋元帝中兴以后，只有明帝看重人才，因为温峤的文辞清丽雅正，所以亲自下诏令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以后，中书省的体制有了法度，成为风气流传下去。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

帝王的言语崇高而又神秘，处在上位，大为在下的臣民所重视观望，所以诸侯都来效法，万邦都要信服顺从。因此授命官职，选任贤能，那诏书的含义就要像日月照耀四方的光辉；优待褒扬，策封王侯，那策书散发的恩惠就像和风细雨般的滋润；敕书戒诫，恒常教导，那笔墨中吐出银河的光彩；治理军事，协同讨伐，那文诰就要有重叠霹雳的声威；原谅错误，宽赦罪过，那赦文就要写得有如春天的朝露一样滋润；明确惩罚，以正法纪，那文诰就要写得有如秋天霜冻一样寒烈：这些就是写作诏策敕书的大概要求。用来作为戒正之用的敕书，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切实的诏书，像周穆王命令郊父接受敕书的命令，这就是告戒文。魏武帝曹操说作敕书诫正臣民，应根据事实，说话有所指，不要犹豫不决，不能依违两可，是懂得政治的。到了晋武帝司马炎作敕书，戒诫百官，对各种官吏都有所告诫：《敕都督》告诫都督将领要通晓军事要领，《太康初省州牧诏》告诫州牧地方长官要监督管理政务，《泰始五年戒郡国计吏》警告郡守官员要悯恤百姓的疾苦，《勒牙门》告诫部队将领要抵敌卫国。这些敕书、诏书都具有古代的训诫和典法的意义。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已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也。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戒”，就是谨慎的意思，夏禹说“用美好的话来警诫他”。君王、父亲和老师是最尊严的，这三者给人的恩德是无穷的。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东方朔的《诫子诗》，也都是临终遗嘱的作品。到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以后，许多人都遗留下了家戒。班昭著的《女诫》，完全可以称为辅母和女师了。“教”，就是效法的意思，说出话来让百姓照着去做。舜叫契公布五种教诲，所以后来王侯大臣对百姓的训示便称为“教”。从前郑弘为南阳太守，他发布的一条条教令为后世所称道，这就是因为他治理政事的头绪明白。孔融做北海太守，他的教令写得有文采但是很难推行，这是因为教令违背了政治体制。如诸葛亮的教令，内容详细周到，文辞简明；东晋庾稚恭的教令，明白而决断。他们的教令都是道理得当文辞恰切，是好的教令。在教令这种文体之外，还有“命”这种文体。《诗经》说“有命令从天神那里发出，授命文王取代殷商作天子”，表明命是上对下，是重要的。《周礼》说“教育官师氏诏告天子周王”，这说明“诏”是臣下报告天子的用辞，没有“命”那么重要。可是现今“诏”成为皇帝专用的文体，“诏”变得比“命”重要了。这就是古代和今天文体的变化。

赞曰：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总结：

帝王天子发号施令，

臣民恭敬严肃地接收那诏诰。

天子认为我有轻轻的话，

万民是欢喜的。

光辉的诏诰高高扬起，

宏大的教化向远处传播。

诏策的意义和文辞到处飞扬，

洽于民心涣然发出伟大令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