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 Ming Yue Coco Zhao;JZ All-Star Big Band - 明月 Ming Yue
棉 棉
你好啊，Kika姐妹
现在是下午一点
我早上八点才回家，在一个漫长的夜晚之后
没怎么睡，可能睡了四个小时
居然还行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这些日子我没法正常入睡
男人
是个麻烦，当然
我的心跳得很快
所以我决定写信
给你——起码你可以听到，并且知道我的消息
这是一种感觉我们很接近的方式
我的姐妹
这是非常即兴的，我们不
需要解释
我试图把各种碎片拼接完整
但我还是迷失了
非常不幸的是我恋爱了
想到这点都令我痛苦
试图忘记他却更糟糕
别问我为什么
我只在想见的时候才见他
不经常见
所以还行
他太纯粹了
他是百分之一百的能量
我无法
每天见到他
激烈的男人对我来说是危险的
因为我有
一颗经历过所有感觉的八十岁老女人的心
你
明白的
但你比我更明智
A.
这是一封过去年代的读者来信，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这位称我为姐妹的意大利读者Anto，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有段时间偶尔还会接到她在我的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把这封信找出来是因为它是来自过去的，这就像我喜欢看老电影，我喜欢看过去时代的人是怎么交谈的，哪怕只是在电影里，但我仍然着迷于过去时代的角色在过去的电影里交谈时的表情。冰岛音乐家Ólafur Arnalds在欧洲巡演时，他和乐队通常都会乘坐那种有床铺的旅行巴士，这样可以确保演出设备不会丢失，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路上他们可以睡觉。一次去波兰巡演途中，当巴士进入波兰时路面开始颠簸，大家决定坐起来喝酒，酒精和颠簸的路面让胃非常不舒服。那首Ólafur Arnalds创作的名为《波兰》的曲子，结合钢琴、弦乐和电子，梦幻般地再现了夜晚行驶在冬日波兰境内的动荡、重复和因反胃而带来的感伤……《波兰》让我想起我在波兰时的乡愁。我两次去华沙都是冬天，我的酒店离科学文化宫很近，走在科学文化宫周围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时空拼贴感，这种感觉在莫斯科也会有。这座1952年的建筑是当年斯大林送给波兰的。在科学文化宫周围转悠会让我想起北京的外交公寓。华沙火车站附近有硬石餐厅，就像1990年代的北京和上海。1990年代我写的一系列小说都是关于一对年轻情侣的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叫赛宁。赛宁说他做过一个噩梦，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所有的人分别穿着麦当劳、肯德基、星期五餐厅、硬石餐厅的服务员制服。在我逛火车站楼里的商店时，我看见那些年我会在夜晚的场所穿的衣服，那一刻我开始走神，我在想如果我在华沙从此住下来，带着现在的经验再去经历一遍二十多年前上海夜晚的生活会怎样呢？那是一个寻找灵感和火花的年代！老洋房里经常有home party，瑞士人Lorenz Helbling（何浦林）家里经常请客，他家的安徽阿姨做的家常菜很受欢迎。创办香格纳画廊前，他曾在复旦大学学习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我记得那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北京88号俱乐部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在同一个舞池里跳舞；上海的Park97里的女孩们脸上都写着“你看我美吗，你看我多美，我真的太好看了”。而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怪。有一次一位超模代表Chanel V采访我，她问我：你有没有觉得只有老外会觉得你好看？当我在谈论过去时，我并不怀念过去，但我们是有过去的，这一点很重要的。上一世纪末是一个有意思的时间点，有一种世纪末的氛围，巨变前夜，每个人都尽量与别人展开智性而感性的谈话。有那么一两个月，我在棉花俱乐部放音乐，在一个雨天的晚上，一个音乐学院的男孩坐在我的DJ台旁，他的面前放着一杯可乐，我记得他正低头读着苏童的《米》，他就是后来的爵士音乐家赵可。赵可十六岁从湖南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那时他二十岁都没到。回学校晚了他得爬墙回宿舍，雨天爬墙有点滑，所以那晚我请他去我家住。在我家第一次听到他唱爵士，我说：你应该在酒吧唱爵士！他说：我唱得再好也唱不过老外！我说：那可不一定！
棉棉与赵可
这首《夏日时光》是赵可的经典演唱曲目，我听他唱过很多版本，没有一次是一样的。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女孩Tina Liu（刘婉容）有一次开着她爸爸的凯迪拉克，上延安路高架时，她打开车篷让赵可站在车里唱这首歌。这首歌就像是一种催眠，把我们认识之前的伤心事都给埋葬了。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可我从未感觉自己年轻过，关于这一点，Tina说：是的你确实不年轻，你在认识我们之前，就像已经过了完全不同的“一生”了。赵可二十岁出头就唱遍了市中心夜晚的舞台,进入三十岁时他开始得到国际爵士音乐界的关注和喜爱。他的音乐混合着中国的民歌、美国的爵士和布鲁斯以及老上海1930年代的歌曲，他有着柔和的嗓音和独创的风格。1999年的时候他每晚都在金茂演出，那时陈逸飞、周星驰、梁朝伟、张曼玉、刘嘉玲、张国荣、谭咏麟经常出现在他舞台前，总有人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是……中国人唱爵士吗？我曾有一盘赵可的现场演出录音磁带，我经常睡前会听赵可的《我有一段情》《三年》《花好月圆》《怀念》，磁带的有机细节把他的歌声拉长蔓延在黑暗里，沧桑、年轻、脆弱、优雅、即兴、学院、灵性、纯真，再也不会有人这样演绎这些中国名曲！在我的广州朋友吴捷眼里，当时的上海连“大杨浦的小流氓”都会唱Tears in Heaven，这是他在部落人酒吧的体会。1995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介绍过国定路上的部落人音乐酒吧，也是在那以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当时吧台里面有一位长发青年，他给我放了一首Radiohead的Creap，他是吉他手汪文伟。后来我在复旦附近的“小硬石”认识了卖打口的胖子曹祥晖，我花了六十块在他那里买过一张Bob Dylan，卖打口碟的都懂音乐，好音乐他们会卖得贵，胖子还在我做的一次音乐会里唱过“死亡金属”。当赵可在人声鼎沸各色人种混合的夜晚的舞台唱《夏日时光》时，住在杨浦区的诗人孙孟晋在101.7兆赫的音乐节目里也放了这首歌，他放的是蓝调天后Janis Joplin唱的。那时他把大部分生活费用来买原版唱片。他还写诗，有时会在节目里朗读自己写的诗歌。如果我来拍1990年代的上海，那些日子总是那些夜晚的颜色，是深棕色的木头地板的颜色，有很多漂亮的脸，有镜子、丝绒、鲜花，有烛光，有空旷的十字路口，夜晚的街道很安静。我和赵可那时经常在Tina（刘婉容）茂名南路68弄68号的家玩。Tina是在美国学建筑的台湾女孩。她的设计、她家阿姨做的饭、她的衣服，她的衣食住行都是中西结合的。她的厨房有木质的橱柜、黑色花岗岩、不锈钢表面及装饰艺术的餐桌；她在老公寓里设计了一间复古黑白马赛克浴室；她客厅的沙发是Le Corbusier的经典款“Comfort”，也是不锈钢配黑色，与厨房的设计呼应；搭配着一些古怪的老家具，一件家具常常一半是西式的一半是中式的；她家进门的地方放了一双绣花鞋，当时我们并没有很在意，但其实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见到这样一双鞋是有些奇怪的，她是用来装饰房子的。后来，金茂建好了，Tina去了君悦酒店行销企划部做经理。上班时她穿着有点大的西装制服，下班了她在家里跟赵可一起听Ella Fitzgerald，跟西班牙男朋友Javier跳弗拉明高，杂志上说她是老房子里的卡门。我和Tina是在DD’S通过赵可认识的,我们当时都二十多岁。DD’S在幸福路上，是上海第一家放黑胶唱片的跳舞俱乐部。每次去DD’S，我都喜欢坐在最高的地方看人，看老外男人和上海女孩，这里还有很多好看的日本留学生。所有的人挤在一起跳舞，到处都是镜子和红色丝绒。很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喜欢中西结合，喜欢复古老上海，Tina不是老外，她更像是一种桥梁，她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缪斯。而Tina觉得我和赵可代表着国际化的本地人,尽管那时我们还没出过国。Tina教会我们很多奇妙的知识，我清楚地记得她教我和赵可什么是email，她说：email就是一个大楼里有很多个小房间。1996年11月27日，在李小龙生日这一天，Tina带着我来到南昌路一个有着地下室的俱乐部门口，香港人Kenny从DD’S撤股出来开了这家新店。这个地方就是后来一直出现在我小说里的YY’S(阴阳俱乐部)，开张这一天Kenny在店门口拿着电锯给大家一个一个锯出YY’S的会员牌子，我一直收藏着我的那块牌子。Tina和Kenny曾是男女朋友，Tina参与设计了YY’S并设计了那个著名的logo。Kenny创造了一种“可以谈”的环境，并保持了这种环境的持久性。如果有人说某位外星人或者某位月球上的居民在某一晚曾去过YY’S，我们都会相信，YY’S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故事的地方。有一段时间Kenny经常拿起他的8mm摄像机给每张桌子的人拍摄，机器发出滋滋的声音。据说胶片是要去俄国才定得到的，所以其实他永远只是拿着空机器给人拍。
Kenny的照片，摄影：庄杰
在Tina、Kenny和Park97的老板Tony Zhang看来，1990年代的上海代表着上海的“文艺复兴”。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每一次我们在谈论1990年代的上海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什么呢？那时，好像每个人都精彩而天真。美国人诺曼（Norman Spencer）是一位住在纽约的大学教授。1998年期间，曾有两个周末，他在布鲁克林的家中招待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后来诺曼在北京教书时，这位中国朋友带着诺曼去了很多聚会，诺曼在这些聚会中拍照。因为拍照，他认识了诸多来自电影、音乐、艺术、舞蹈、诗歌界的朋友。有一天诺曼听到他当时的女朋友说到“棉棉”这个名字，后来经吴文光介绍，他在上海茂名南路的Buddha Bar门口见到了我。当时我身边还有赵可。诺曼说后来我们去了一家在花园里的餐厅，他说“那餐厅里的人都穿得很像电影明星，或者像港台电影里的黑帮”。我想“花园里的餐厅”其实应该说的是Park97。我与金宇澄老师、贾平凹老师一起去过Park97。Park97有餐厅的区域和跳舞的区域。它在复兴公园里，隔壁是香格纳画廊。在《Norman A.Spencer,全球化的无名氏》中，作者吕澎这样描述那些年诺曼镜头里的中国文化名人：一种强有力的信仰贯穿着他们的情绪、动态、面部肌肉的每一次颤抖。贾樟柯腕上的皮质表带，他挽起袖子衔住香烟的姿态，他的高领毛衣、蓬松的头发和他有待整理的胡须。这些细节不约而同地透露出他的行色匆匆，向远方投射的目光告诉我们他正沉浸在展开理想的幸福状态。
贾樟柯的照片，摄影：Norman A.Spencer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诺曼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重复叙述那些文化人物最初聚会的场景，细节准确，比如仍然记得跟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十点。他说这些人名和故事时没有什么情绪和形容词，可以长时间地说，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认识的那些人物，都曾经出现在他的镜头里。他的工作并不是摄影师，他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但是中国当代文化人物们最初聚会的场景成了他生命的旋律。那些日子在上海的夜晚认识的朋友们，如今大多散落在各地，当他们谈论上海时，他们可能会谈论他们从上海带回来的宠物，他们可能会谈论上海的某一样小吃，他们可能会谈论上海的某一个夜晚，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谈论一个叫“香海”的地方，香海是一个很方便做梦的地方，你可以在香海找到各种年代，香海是一个梦，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可以是什么。多年以后，我一个人在柏林看午夜场《银翼杀手2049》时，一直在想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一定到过上海吧？是谁接待他们的呢？怎么可能有人把我脑海中的记忆的画面都拍出来了呢？我相信我一秒钟也没有犯困，那晚以后我有四个多月没法正常入睡，直到我搬离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