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中国在世界航空史上从未缺席
航空帝国之父
他成为第一个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的中国人。毕业不久即凭其才华成为太平洋飞机公司（波音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初出茅庐的他才惊天下，为处于经营困境中的波音公司赚得第一桶金，为日后世界航空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美国功成名就之时，王助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01
愤然回国
查阅西雅图波音博物馆资料，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1917年冬，王助为了报效国家，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他成为最早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
然而随着有关王助的历史资料被不断被发掘，也有史学家认为，王助其实是“愤然”回国的。纵使B&W—C水上飞机的设计、制造均出自王助之手，但在飞行测试时，美国方面却不允许王助进入测试场地，担心他“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
“B&W-C型”水上飞机▼
这种明显针对中国人的歧视让王助倍感愤怒，同时他也更加意识到祖国强大的重要性。
02
破除万难，白手起家
20世纪初中国的航空制造业可谓孱弱不堪。其发展仅靠民间零星有识之士推动，时任北洋政府更不可能加以重视。
王助回国后，强烈呼吁北洋政府紧跟世界潮流，筹款创办飞机制造厂。1918年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王助担任制造处主任、副处长。
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木工厂▼
在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制造飞机的过程中，王助以卓越的才华，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19年王助与麻省同窗好友巴玉藻为海军设计、制造了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1922年他们再度合作共同研究、设计出世界上首座供水上飞机使用的“浮动飞机库”，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此外，在马尾的12年间，王助及其团队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十余架飞机，同时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
1929年国民政府与美国寇帝斯·莱特飞机公司共同组建了中国第一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王助任总工程师。1934年王助担任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总监理。王助在任三年期间，中杭厂共修理、组装、制造飞机两百余架，在此后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助与夫人萨圭申在中国航空公司停机坪合影▼
03
力荐钱学森
作为近代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及奠基人，王助不仅为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为发展航空事业呕心沥血，更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挖掘、培养了大批人才。钱学森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
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
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1929年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被交通大学录取。“一·二八”事变使钱学森认识到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遂树立了“航空救国”的理想并决定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改行飞机设计。
王助注意到钱学森在专业课上的特长，此后不断向他介绍中国航空工业的现状，并对他的实习路线提出了具体建议。1935年，王助以私人名义致函时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的汉萨克，向自己曾经的导师郑重推荐钱学森。
钱学森与王助（右）合影▼
1936年钱学森于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硕士阶段学习。不幸的是，因受种族歧视，他无法进入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实习，也就无法获得飞机设计的实践经验，于是不得不考虑转向航空科学理论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王助致信钱学森，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进一步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王助曾专门向力学大师冯·卡门推荐过钱学森。在征得冯·卡门的同意后，钱学森于同年10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钱学森晚年在研究思维科学时曾亲笔写下一份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老师名单。关于王助，钱学森写道：“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的确，在王助的悉心指导、大力举荐和积极支持下，钱学森先后实现了从铁道工程到航空工程的专业转型，从航空工程到航空理论的学术拓展，继而成长为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探寻航空航天领域两代巨擘的科学交集和师生情谊可以发现，王助对钱学森影响至深，堪称钱学森学术成才的重要领路人。
钱学森写下的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老师名单▼
04
抗战西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不断西迁，在此时期，王助曾奉派前往苏联考察，回国后任中国航空研究所副所长。
1941年研究所扩充为航空研究院，王助任副院长。除主管院务和研究工作外，他还亲自参加飞机设计工作。据当时同仁及学生回忆，在他办公室内一张长长的绘图桌上，每天都铺满图纸。
在研究院期间，王助还亲自做了大量课题研究。仅以王助个人署名发表的研究报告有就有《飞机之V字尾》《高空马力因子》《等值杂项阻力系数》《航空人员的体重与身高》等，极大丰富了中国的航空理论研究。
05
晚年：弃商从儒
1946年，王助写成《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之刍议》一文。文中强烈呼吁组建国防科学研究机构，紧跟时代潮流，培养航空人才。遗憾的是，当时国民党军界高层忙于发动内战，根本无心整合并加强国防科研机构建设。王助关于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建议最终不了了之。
《设立国防科学研究院的刍议》内文▼
王助在失望之余决定放弃担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局下属航空研究院院长的机会，选择返回中国航空公司担任机航组副主任。
1949年羁留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人员驾机起义（又称两航起义），王助奉命接替中航总经理职并迁往台湾。
到台湾后，中航经营业务严重缩水。王助遂投身台南成功大学机械系任教。年逾古稀的王助事业热情依旧不减。他为备课及学术研究常深夜不眠。1965年王助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
06
后 记
“不要让任何航空业的创新机会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是波音公司创始人威廉·波音对公司的期许，更是百年来波音公司坚守不渝的信念。然而在这个百年航空帝国光鲜耀眼的成绩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波音飞机初创阶段，是一个中国工程师助力困境中的公司挖到了第一桶金，奠定了此后航空巨头的根基。
常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他们的祖国。” 王助在功成名就时毅然回国，在极端艰难的岁月里，开创了中国航空的历史。
王助的一生无疑是璀璨的一生，传奇的一生。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王助的名字却被默默湮没在了时间的长河中。直到波音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企业的档案室里，发现了一篇签名为“TWang”的早期创业文件，才寻本溯源“想起”了这名波音公司的奠基人。
如今，在波音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系列关于王助的生平资料。照片里王助的那张面孔，透露出深沉的自信。这个中国人，在那时就已站在了世界航空制造业的前沿，也正是他让中国在世界航空史上从未缺席……
-上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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