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文化资源在历史街区更新中的作用研究 ——以上海市音乐谷为例

摘要

郭谌达, 周俭.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文化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0, 000(001):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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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村落；“城市人”理论；空间特征；文化基因；遗产保护

0 引言

2012年，我国通过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2019年6月已公布五批，表明了国家层面对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视。2017年《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指出，传统村落记录了民族起伏兴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空的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承载了珍贵的历史记忆、民族和地域文化信息。传统村落价值的丰富性和保护的必要性已成为时代共识，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是对此比较集中的体现，保护传统村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保护它的空间特征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中国近半个世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正不断使一些传统聚落面临着诸多风险，如聚落消亡、传统社会文化和传统邻里关系解体等；一些不恰当的保护如统一整修、装饰，直接抹杀了传统村落空间的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和民间创造的多样性，加剧了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的丧失。

当前，我国传统村落研究处于快速前进阶段，研究视角多元，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传统村落价值、文化景观、公共空间、空间形态、保护与开发等，空间与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挖掘传统村落空间的内在联系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经过实地调查，本文选取空间特征鲜明、目前物质空间保存较为完整、仍主要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湖南岳阳张谷英村为案例。张谷英村于2012年被列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一座以单一姓氏为主的汉族村落。现存仍较为完整的村落空间依次是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又称“大屋”，总占地约5万多平方米，共1 732个房间和206个天井。借鉴以往基于观察空间形态进行空间特征归纳的方法，基于“城市人”理论②，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对空间进行多维度分析，重新发掘和梳理空间特征，以期为从更深层次做好传统村落空间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1 “ 城市人”理论

“城市人”理论是加拿大规划学者梁鹤年提出的规划理论，提供了一套从哲学层面推演、解释人居现象的逻辑方法。“城市人”的定义是“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因此聚居于村落的人（村民）也是“城市人”的一类。“城市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自存—共存平衡”。自存是自我保存，共存是与人共存。自存的逻辑是个体利益最大化。共存的逻辑是两个或多个不同个体（可以是具体的或抽象的）换位思考对方的“合理”利益需求，然后把自身的追求从最大化的“理想”水平调整到稍低的某一“合理”水平，从而双方从自存与自存的对抗，调整到共存与共存的协调。“自存—共存平衡”的目标是创造个人和整体的空间接触的最优化，即“自存—共存平衡”的最高共识，也即融合了各项发展目标的最高水平的平衡。因此，“城市人”“理性选择聚居”是指“城市人”会按照“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对聚居进行选择，他们的目标是“最大空间接触机会”，也就是追求达到空间上的“自存—共存最高水平的平衡”。“城市人”理论认为，人居环境是由人、事、时、空4个要素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共同决定的，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空”（处境）和特定的“时”（时刻）会关注或追求特定的“事”（空间接触）。特定的“人”即某类“典型城市人”，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其特定的空间接触的追求，也就是提升正面接触、降低负面接触，达到最理想的空间接触，也就是最理想的人居。“最理想的人居”是指与该类“典型城市人”最为匹配的人居，即“典型人居”。当“典型城市人”（年龄、性别、生命阶段）和“典型人居”（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实现匹配，就达到了空间上的“自存—共存平衡”。

村民作为一类“城市人”，可以被分解为一对“典型城市人”，在特定的“时”“空”，按照“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在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过程中不断对空间进行选择和塑造，不断匹配空间与所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结果是形成了满足所需的空间接触的村落空间。也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典型城市人”的自存与共存平衡“反映在人居的空间部署之上”，即形成了一定的村落空间，即是能够匹配“典型城市人”自存、共存需求的“典型人居”，表现出一系列空间特征。

2 特定的“时”“空”：择取文化基因

2.1 特定的“时”“空”

特定的“时”为村落空间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本文聚焦于张谷英村从建村到稳定的明清时期。明洪武年间，张谷英选择渭洞石桥冲作为族人的第一个聚居点（今已不存在）。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张氏七世祖张公泰选择在渭溪河西岸兴建新的住屋，基本位于今天张谷英村的位置。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张氏八世祖张伏层在渭溪河西岸新建住屋，也就是今天的当大屋。《张氏族谱》记载这段历史为“思南志在恢宏先业，出谷得迁上首屋场正居一所，后人之基始于此”，留存至今天的张谷英村的风貌即始于此。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张氏十六世祖张续栋新建第二座大屋，即今天的王家瑕。嘉庆八年至嘉庆十年之间（公元1803—1805年），另一位张氏十六世祖张续彬新建第三座大屋，即今天的上新屋。至此，张谷英村的村落空间基本形成。

特定的“空”指所处的区位。张谷英村位于幕阜山脉尾脉湖南省岳阳县内丘陵—盆地地带的渭洞盆地。盆地东、西、北三面山体较大，南部较缓，盆地内主要有一座近似南北走向的小丘龙形山和渭溪河（见图1）。张谷英村即依山而建，渭溪河支流贯穿全村。明代洪武年间，张氏祖先张谷英率族从江西迁居至此，此后600多年他的后人一直在此聚居。

图1　张谷英村及周边环境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张氏族谱》改绘。

2.2 特定的“时”“空”下的文化基因

2.2.1 文化基因的主要内容

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位于儒家文化的核心影响范围。因此，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可以作为影响张谷英村的主要文化基因，包括中庸思想、宗族观念和纲常思想。“中庸”是儒家文化鼓励人们追求的一种道德状态，“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指“中和、时中”等，“庸”指“用中、平常”等，“中庸”可以理解为“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等含义。宗族观念是儒家文化推崇的一种基于血缘的姓氏和家族的社会组织观念，从周代起就逐步被确立起来，到明清时期仍然有明显的社会影响力。宗族内部以男性成员作为判断血缘关系的基点，纵向上表现为不同的辈分，横向上表现为同一辈分的各兄弟及他们各自组建的家庭。在明清传统社会中，越为相近的血缘关系往往意味着越为紧密的关系、越为强烈的认同感，往往具有相似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并受到更为一致的思想及行为标准的评判、管理和约束。纲常思想则主要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常”指仁、义、礼、智、信，核心可以概括为一种秩序性、层级性。明清时期仍沿用这种观念，既用于国家治理，也用于宗族家族管理。

2.2.2 文化基因的内在特性

（1） 一致性

中庸思想、宗族观念和纲常思想，都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因此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有统治性地位，也影响了人们所追求的村落空间的目标。一致性使三者合力作用于张谷英村空间的形成。

（2） 保育性

张谷英村位于幕阜山脉南脉尾脉的山坳盆地中。这种地形条件在古代往往意味着较好的防御性，也意味着对外交通不便。因此，外来人员、文化等都较难进入，内部文化会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对于保存和延续本地文化具有相当强的促进作用。没有其他文化的有力竞争，当地居民本身所含有的文化基因的影响力就会显得“一枝独秀”，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3） 强化性

在长达600余年的时间里，在相当有限的村落空间中，张谷英村始终处于相当纯粹的聚族而居的状态，若干支族亦同属于单一宗族。因此，他们的血缘关系更为亲近。在包括明清时期在内的我国传统社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也更为紧密，认同感更强，并受到更为一致的价值标准的评判和管束；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更依赖有力的宗族观念和纲常思想等来协调、管理，这些观念和思想的作用也会更加深入和持久。也就是说，张谷英村长期而紧密的聚族而居的状态强化了文化基因对空间的影响。

从分析文化基因内在特性的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基因从思想观念上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相当的准则，同时张谷英村的所处之时和所处之境也为文化基因发挥显著作用提供了较大的可能。这是文化基因能够影响张谷英村“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匹配的关键所在。

3 特定的“人”：确定“典型城市人”

张谷英村的村民是本文中特定的“人”，他们是张谷英的直系后人，同宗同源。随着代际的增加，这里发展出若干支族。在传统社会，人口数量是支族盛衰、势力强弱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因此，可以按支族人口数将村民分为人数较多支族和人数较少支族两类，作为一对“典型城市人”。他们是共同塑造村落空间的实际行动者，既是村落空间的提供方，也是村落空间的使用方。他们提供并追求匹配可以满足“自存—共存平衡”的理想人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追求自存需求和共存需求的平衡满足。

自存需求是仅考虑单方的自存目标而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状态；共存需求是共存意识促使自身也考虑其他方，逻辑是若干个不同利益方互相换位思考对方的“合理”利益，然后把自己的追求从单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水平降低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两类支族的自存考虑都是尽可能保全自身生存及获取自身发展。具体到空间上，他们的“理想”水平是仅考虑自身的空间需求，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单方自存目标。而共存意识使双方都知道，如果失去另一方的支持，自身抵御外界威胁的能力会削弱，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体到空间上，共存考虑即是也考虑对方的空间需求：人口数较少的宗族知道人口数较多的宗族需要更多的空间；人口数较多的宗族也明白不能“欺负”人口数较少的宗族，从而达成一个对双方都合理的方式来组织、分配和使用村落空间。

在本文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两类支族成员都传承了中庸思想、宗族观念、纲常思想的文化基因。这从较为根本的层次上决定了他们之间对“理想”空间需求的“想象”，也就是在空间应体现或符合文化基因的内涵上达成了共识，有利于文化基因发挥作用。这种“想象”可以理解为引导空间形成的“蓝图”。这是文化基因能作为分析“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匹配的视角的基础。

4 特定的“事”：分析“典型人居”

典型人居能满足典型城市人在空间上自存、共存需求的平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张谷英村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村落空间的使用与部署，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由于这种空间稳定持续了近20代人、长达600多年，因此可以认为这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也就是“典型人居”满足了两类支族（即“典型城市人”）的空间接触的需求，即“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4.1 空间组织特征: 可调控的连通性和有序的生长性

张谷英村的空间主要是通过横、纵轴线串联空间细胞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空间细胞具有基本一致的组成，一般以前后布局的堂屋和天井为中心，左右为厢房（见图2），构成一个最基本的起居单元。它们之间通过调整门的开合可以实现彼此间的连通或分隔，体现出可调控的连通性。分隔时，主要满足村民个体的自存需求；连通时，也满足了村民个体与其他村民个体、宗族整体的共存需求。开合的可调控性能够调整不同程度的自存与共存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图2　空间细胞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空间细胞的生长是依托轴线形成的。大屋的轴线包括纵、横向两组，相互垂直，纵轴可分为纵向主轴和纵向次轴，横轴为依托主轴形成的支轴（见图3）。同时，空间细胞在生长时受到使用需求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前者主要是由于后世的不同支系或家庭人口数量的不同，其所需要的空间细胞的数量也不同，人口数量越多，空间细胞数量一般就越多；后者主要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山地坡度条件等）对开发的限制，如遇较大坡度，空间细胞一般就停止生长。形象地说，如王家塅大屋形成了类似“丰”字形的平面结构（见图3），当大屋形成了异形“丰”字形的平面结构（见图4）。汉字中的竖线代表纵向主轴，在3座大屋中都是稳定存在的；横线代表横线支轴，都与竖线基本垂直但位置各不相同。这表示横纵轴之间的内在垂直关系是稳定存在的，但二者不是机械连接，而是在受到使用需求和地形条件等因素影响后产生的有机连接。3座大屋虽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空间形态，但在空间组织上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空间细胞在纵横轴线的控制下生长形成的。

图3　王家塅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当大屋纵向主轴和横向支轴关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2 空间分配特征: 血缘性

空间分配特征主要是依据居住者的血缘身份对物质空间的所属和使用进行分配，也就是空间分配是其使用者血缘关系的物质化体现。纵向主轴上居住的一般是辈分较高者。横轴与纵轴基本垂直相交，两端向外发展，两侧的长短由居住在该部分横轴上的家庭单元的数量决定（见图4）。一般一个家庭单元使用一个空间细胞，家庭单元越多，所需的空间细胞越多，横轴的长度就越长。在同一条横轴上的空间，往往由同一支系的人使用，其中离主轴越近的村民在支系中的年纪或辈分一般越高③。除纵向主轴外，同一横轴上的亲缘关系一般比不同横轴之间的亲缘关系要近。因此，通过这样的空间分配方式，空间和宗族内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之间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

4.3 空间功能特征: 层级性

空间功能以敬祖的空间功能为例，表现出层级清晰有序的特征。敬祖空间表达了后人对先祖的敬意，可被细分为宗祠、支祠和家祠3个层次，分别用来供奉全部张氏子孙共同的宗族祖先、某一支系子孙的直系先人和一个家庭自己的已逝长辈。大屋中最主要的宗祠空间是供奉祖先张谷英牌位的祖先堂，位于始建年代最早的当大屋主纵轴线上最后一进院中的公屋。当打开当大屋的所有屏门，各道屏门和院落由大门自外向内成为层层景框，加上近大远小的作用，将视线集中收束于末点即公屋。这也从空间视觉上强化了祖先堂神圣、隆重的氛围（见图5）。支祠和家祠也位于本支系或家庭范围内主要纵轴或横轴上的空间细胞中。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空间系统来满足对应层级的敬祖功能。

图5　当大屋纵向主轴线上屏门全开聚焦祖先堂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5 文化基因视角下“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从逻辑上说，文化基因作为一种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村民空间需求的形成（“蓝图”的形成）；为满足这些需求，村落空间进一步形成了对应空间的使用和部署的方式，表现为一系列空间特征。这些空间特征既满足了各支族成员对空间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自存需求，同时满足了两类支族在空间上的共存需求，也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典型城市人在空间接触上的“自存—共存平衡”。这应该是“大屋”式空间能在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延续下来、被使用至今的原因之一。

5.1 空间组织特征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首先，空间组织特征与两类支族成员的中庸思想相匹配。单个空间细胞形态中正，“不偏不倚”，满足了各自成员在空间上的自存需求；空间细胞间的屏门开合使大屋内的空间可按需按序分合，可张可弛，动态平衡，满足了两类支族间共存的空间需求。同时，中庸思想影响下的大屋以纵向主轴、横向支轴为基准进行空间组织，使整个村落空间有序有机地向外扩展。这使人口数较多的支族可以按需得到较多的空间（细胞），但是仅在自己的轴线上发展，没有侵占人口数较少的支族的轴线，因而使人口数较少的支族仍有未来使用空间的可能性，这就达成自存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平衡。

其次，空间组织特征与两类支族的宗族观念相匹配，具体表现在空间细胞生长的有序性，它使两类支族成员之间形成了与宗族血缘关系基本一致的空间接触关系。此外，由此形成的“大屋”格局便于两类支族进行内部连结和对外防御，有效地提高了支族生存的安全性，即“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有利于维持“自存—共存平衡”的状态。

5.2 空间分配特征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空间分配特征主要与宗族观念、纲常思想相匹配，既满足了各支族居住等自存需求，又满足了与其他支族交往联系等共存需求，还满足了对不同亲疏远近血缘关系的其他支族的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交往联系的需求，符合宗族制度运行的需求。同时，由于这是一种符合纲常思想的空间安排方式，因而被各支族成员普遍认可，是一种公认的公平合理的方式④，不容易引发支族间的争端，利于和谐。也就是宗族思想和纲常思想使两类支族找到了一种公认合理的空间分配方式，有利于实现两类支族自存共存的平衡。

5.3 空间功能特征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空间功能特征主要与宗族观念和纲常思想相匹配。宗族观念使两类支族都对敬祖空间非常重视，如何协调敬祖空间的使用就成为双方的聚焦点。不同层级的敬祖空间位于相应层级的轴线上，首先既满足了各支族及其成员对敬祖空间的自存需求，也保证了各级、各个敬祖空间之间互不冲突，为满足支族间的共存需求提供了保障；其次这种层级性与纲常思想相符合，易于得到各支族的普遍认可，因而有利于两类支族实现自存需求和共存需求的平衡。

6 结语与展望

6.1 结语

传统村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对其空间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基于“城市人”理论，本文对研究对象从“人”（“典型城市人”）、“时”（历史阶段）、“空”（所处之境）、“事”（“典型人居”）4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典型城市人”即张谷英村两类支族（特定的“人”），在明清时期（特定的“时”）和所处区位（特定的“空”）及其带来的文化基因的影响下，形成了满足“典型城市人”自存、共存需求平衡的村落空间即与之匹配的“典型人居”（特定的“事”），在空间组织、空间分配和空间功能（敬祖空间）方面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具备这些空间特征的张谷英村村落空间实现了“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6.2 展望

研究视角上，本文仅主要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对“典型人居”和“典型城市人”的匹配进行了分析，未来可从更多的视角展开研究。理论应用上，“城市人”理论为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梳理归纳了张谷英村形成的空间特征，尝试探究了文化基因对空间特征形成的影响机制。这种思维方式包含但不仅限于对空间形态的观察和归纳，尝试增加了逻辑性的分析过程，因此为从更深层次把握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挖掘对这一理论的应用，或可考虑加入恰当的定量分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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