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被朱元璋逼杀的“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青云诸老尽，白发几人归

这几天都在写明初人物，其中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是自其中主要内容，看见很多功臣被杀，十数万人头落地，很是愤慨，又见许多人在分析这些人被杀的原因，似乎又都有道理。

但是，再怎么为朱皇帝辩解，他的残忍和变态都是不容置疑的，说武人威胁到皇位的承袭，说杀胡惟庸是为了解除相权，但那些手无缚鸡之力，不掌一兵一卒的文人，也被逼杀，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刘基、宋濂和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被逼死，刘基被毒杀，高启被腰斩，无一得善终，这有何原因？只能说明，朱元璋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暴君，一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妄人。

相对于刘伯温生前的睿智，高启死时的惨烈，宋濂在各方面的声名都要小得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修史之人，《元史》便是他主持编撰的，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好，最著名的当然是那篇《送东阳马生序》，那是编入中学教科书中的。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能入教科书，这篇文章的水平当然是相当高的，其实，这篇文章既没有《滕王阁序》的华美，也无《岳阳楼记》的大气高昂，他是用最为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读书的经历和感想，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宋濂抄书”也成为历史上刻苦学习的著名典故。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受朱元璋礼聘，为太子师，主修《元史》，累官到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明初礼仪都出其手。

67岁时告老还乡，后因胡惟庸案被牵连流放，死于途中，年72岁，一直到武宗时方被平反，追谥“文宪”，故后人尊称为“宋文宪”，不过，这已是他逝世百余年之后的事了。。

宋濂抄书

宋濂是个早产儿，自幼多病，且出身贫寒，但他聪敏好学，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

在他那篇著名记述文中，对他学习的艰辛也多有描述，他通过自身的努力，终成一代大师，朱元璋也曾经赞誉其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

少年时的宋濂穷是穷，但还没有穷到谷底，至少他还能读书，还能有基本的温饱，比起要饭的朱元璋那肯定要好出许多，宋濂能借书读，而他守信诺，冒雪还书的故事，也是广为人知。

不幸的是，他遇到了朱元璋，这讨口子皇帝在对待文人的态度，其实很有些性格分裂的意味，他时而很尊重文人，时而又视为草芥，自己也不时的弄个对子，写个打油诗，尽可能的向文人方面靠拢。

聪明心地实无欺，灿灿文章真可梯。

论道经邦谁解及，等闲肯于佞人齐？

这是朱元璋写给宋濂的一首诗，一个讨饭出身的人，能达到这个水平已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宋濂的欣赏。

在对世子的教育中，清朝是做得最好的，有清12帝，除了那个同治是个特例外，只有平庸之君，而无荒唐之帝；这明朝自朱元璋始，其实也做得很不错，他是很注重对世子的培养，宋濂便是他请来给世子朱标当老师的大学者。

如果朱元璋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还是个爱好学习之人，说个尊师重教并不过分，所以，宋濂不仅是世子朱标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帝师，因为，朱元璋也时常会向他请教，这对读书人来说，乃是无比荣光之事。

对古代文人来说，能修国史，那可是梦寐以求的，本朝为前朝修史，这不仅是代表本朝对前朝的总结和批判，也是本朝乃天朝正溯的代言人，对一个王朝来说，实在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而能参与其中，是本朝最高统治者对自己全方位的认可和信任。

而宋濂就是修《元史》的总裁官，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的倚重，但是，身为世子的老师，宋濂对朱标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朱标天生宅心仁厚，在加上宋濂的教导，他的性情显得敦厚儒雅，与乃父大为不同，这在明初大局初定，各种暗流依旧涌动之时，让朱元璋很是担心，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宋濂的不满。

宋濂是个聪明人，他也知道朱元璋对他态度的转变，特别的看见很多开国功臣在朱元璋的屠刀下作了冤鬼，心生去意乃必然之事，所以他借口年迈，申请回乡以自保。

他作为一个文臣，对朱元璋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他甚至连一个谋士也算不上，同刘基还时有荐言不一样，从朱元璋征战的历程来看，也没见他出过什么奇策妙计和定国方针，朱皇帝所看重的，无非是他的名声，而并不是他的治国能力。

67岁时，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他并不是留恋家乡的美景，而是布衣蔬食，一如既往的埋首读书著述，他远离了尘世，窗边只有清风明月。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原以为可以在家乡茅屋中安享晚年的宋濂，却因为其子孙牵连到了胡惟庸一案中，这朱元璋便向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举起了屠刀，他扛枷带锁，被押解到南京候死，幸亏有朱标和马大脚力保，方才没有人头落地。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朱元璋并没有放过宋濂，将他从江南发配到茂州，也就是发生大地震的四川汶川和北川一带，这地方属羌人聚集地，即使是现在都还是贫困地区，在当时的苦寒之状是可以想象的。

平生无别念，念念在麟溪，

生者长相思，死当复来归。

麟溪是指他家乡的一条溪水，这是他踏上发配之路时所写的一首名为《别义门》的诗；他知道自己生前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只能寄托于死后能够归葬故里，其凄惨之状，令人唏嘘。

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地贫山瘠的西南，且不说这地方的宜居程度，光这迢迢千里之途，也是这年迈的宋濂难以承受的，果然，刚走到半路的夔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奉节，便连惊带怕的病逝了，不过，史书记载他走得很有些悲壮，他是“正坐敛手而逝。”

宋濂是因子孙卷入那桩子虚的“胡惟庸谋反案”，而受到牵连才招致杀身之祸，作为一名对皇权丝毫也没有威胁的老臣，朱元璋为何要下如此狠手，后世也多有推测，有人说他是因为没有参加朱皇帝的生日宴会，也有人说他写的诗引起了祸端，莫衷一是。

按照正常思维，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足以成为对一个老迈之人痛下杀手的理由，但如果比起同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中的高启，因一句诗中的“龙盘虎踞”四个字，就被残忍的腰斩并诛灭九族来看，宋濂还算是幸运的了，而他的学生方孝孺则更惨，竟被朱棣诛了“十族”！

后人都将朱元璋的那句“开国文臣之首”，看作是对宋濂的器重和褒奖，不过，对朱元璋这类的赞誉，也就那么一听了，其实在他的心中，是很看不起这类文人的，他公开说宋濂是“才不兼文武、迂腐呆气”，所以，杀宋濂同杀胡惟庸家中的一个婢女，没有任何差别。

李善长和刘基等人也都曾得过类似的评价；他成天夸了这个贬那个，随心所欲，何况，以他的水平，能看出个啥好坏来，要说对武将的评价，还能靠点谱。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曾夸奖一位叫桂彦良的儒生，称赞其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这让桂姓文士如何敢当，忙说自己不如刘基和宋濂，而朱元璋却说：“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所以，他那大嘴巴中的话是当不得真的，“余子何堪共酒杯？”这才是朱元璋对待所有文士最准确的评价。

朱元璋是个暴戾邪恶之人，在他的眼中，除了他的亲人，几乎所有人都是妨碍其统治的潜在敌人，所以，他可以不顾早有定制的政治制度，改封其子侄为王，行付分封之策，他可以将几乎所有的功臣诛杀，他可以将所有知识分子的骨头打碎，使他们都成为气节全无的御用文人。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明末清人来袭之时，会出现大批“衣冠跪马前”的无耻文人，也可以看出近现代吃香喝辣的，总是那些依附权势，看风使舵之徒的缘由。

作为一名“文人帝师”，宋濂运气实在是太差，也是很不成功的，他在以他的文人气质想影响朱元璋时，成效几乎为零；他对世子朱标倒是影响很大，却可惜朱标短命，比他老爸走得还早。

宋濂在历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有些尴尬，作为文学大家，他除了那篇送东阳马生序》，似乎也没有什么让人赞叹的文章，在诗词方面更是没一首能脍炙人口的作品，为帝师也近乎失败，算来倒是在史学上，一个《元史》的总编撰而青史留名了。

在政治和军事上，宋濂当然是乏善可陈，但他却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他曾经在住宅的门口贴有这样一幅对联：“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将自己的心迹公示于人，所以，在有明一朝，他的廉洁自律是尽人皆知的。

宋濂还是一位思想家和书法大家，作为一代大儒，如果在太平盛世，定能有更大的作为，不幸的是，他身逢战乱，更悲催的是，他效忠的是一位历史上最残忍暴虐的皇帝，人生如过山车一般，最后是只赢得夕阳晚照，命陨他乡，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