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与乐观幻觉：甜腻的大众文化如何摧毁我们的心智？
批判性思维关注人的乐观幻觉对认知的影响，乐观幻觉的影响常被称为“心灵鸡汤”。与抑郁现实主义一样，心灵鸡汤的乐观主义也是一种逆境思维，一个是在逆境中悲观，另一个是在逆境中乐观，两者正好相反。“心灵鸡汤”在中国一开始就听起来有些调侃、揶揄的意味。从话语形式上来说，心灵鸡汤指的是那些起励志和鼓舞作用的格言、警句、精炼说法或感人小故事或轶事；又是一种形似充满知识与感情的话语，它的温暖和正能量安抚人的心灵。心灵鸡汤以修辞代替说理，诉诸情绪和感情，而非理性和逻辑。从心理特征来说，心灵鸡汤是一种期待和预测美好未来的“积极幻觉”（或“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s）。积极幻觉是指，当一个人在不确定或不佳处境中觉得茫然或沮丧时，用自我期许的理想来夸大对未来的可控性和不现实的乐观， 获得信心和安慰，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希望。“积极幻觉”的概念是由心理学家谢利· 泰勒（Shelley Taylor）等人于1988 年提出的，在此之前，研究者已经关注对未来期待的夸张和夸大现象，将此视为一种偏误（bias） 或错误（error）。用幻觉来代替偏误和错误的说法，是因为偏误或错误可能是一种由失误或其他一时性忽略所导致的短期错误或歪曲，而幻觉意味着一种更一般、更长久的偏向和失误。幻觉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反应方式或定型思维。
心灵鸡汤的“波丽安娜原则”
心灵鸡汤是一种夸张和夸大的预测心理（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是一种“非现实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的心态和思维习惯，这与在具体事情上的非现实乐观又有所不同。人在预测自己行为和计划结果时，会犯非现实乐观的错误，但不一定就会定型为一种心态和思维习惯。例如，研究者发现，至少是在考试过程中，许多学生预估自己的考分都高于实际考分。读MBA 的第二年，学生预估自己的工作机会、工资和多快能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也会超过实际情况。这些只能算是乐观偏误和错误，与心灵鸡汤的乐观幻觉不同。心灵鸡汤经常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情绪冲动的，甚至是浪漫情调的过度乐观，与波丽安娜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相似。波丽安娜原则又称波丽安娜行为（Pollyannaism），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特林（Margaret Matlin）和大卫·斯唐（David Stang）于1978 年根据美国小说家爱莲娜·霍奇曼·波特（Eleanor H. Porter）的《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 ）小说原型所提出。
小说里的波丽安娜是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因为失去双亲，被送到西部的亲戚处寄养。她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临终前嘱咐她要怀抱希望，好好生活，并教了她一个“快乐游戏”。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先想想它好的一面。父亲一死，波丽安娜立即就有了一个玩“快乐游戏”的机会。她想，父亲死了，去天堂与母亲相见了，死得真好，于是她心里充满了快乐，不再觉得悲伤。波丽安娜不管在什么困境中都能见到积极、光明和美好的一面，是一个充满乐观思想， 并且以乐观想法感染着身边其他人的女孩。她能够不考虑现实环境对实现愿望的任何限制，不管有没有理由，始终用内心的力量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困厄和不幸遭遇。她不仅自己这么看待事物，而且还把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作一种人生智慧传授给他人。这也正是心灵鸡汤的主要特征。
万方中在《我为什么憎恶心灵鸡汤》一文中谈到一则关于电视名人、教授于丹的轶事，活脱脱是中国版的波丽安娜。
一个大学生问于丹：“我和我女朋友，我们毕业留在北京，我们俩真没什么钱。我买不起房子，就租一个房子住着，我们的朋友挺多， 老叫我们出去吃饭，后来我们就不好意思去了，老吃人家的饭，我俩没钱请人家吃饭。我在北京的薪水很低，在北京我真是一无所有，你说我现在该如何是好？”
于丹答：“第一，你有多少同学想要留京没有留下，可是你留下了，你在北京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第二，你有了一个能与你相濡以沫的女朋友。第三，那么多人请你吃饭，说明你人缘挺好，有着一堆朋友，你拥有这么多，凭什么说你一无所有呢？”
大学生：“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还觉得自己挺高兴的。”说完，于丹似乎对她的回答挺满意，露出会心一笑。
对此，万方中评论道，“我们如果不加以思考，便会像这位大学生一样，满心欢喜地全盘接受于丹的答案，因为她的答案看起来似乎有理有据。但如果你仔细思考，便会发现问题所在：大学生阐述自己的问题，诸如买不起房、没钱请人吃饭、薪水低，实际上问的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他寻求的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而于丹巧妙地绕过了他这个问题，采取诡辩的方式答别人的问题，答的全部都是精神上的东西。这个大学生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答案，居然还觉得她回答得很好，这说明，当一个人情绪失落之时，往往更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而忘记了自己最初要的东西”。
心灵鸡汤是一种“说服”，有一种特殊的说服效果，那就是劝解、开导或宽解——把难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事情转化为可以接受，甚至值得欢迎。一般的宽解可以是一种实用性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 就像问候、寒暄、道喜、安慰等其他话语行为一样，经常有口无心， 不能以真实去要求它的言语内容。真实不真实，言语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心灵鸡汤不仅仅是言语行为的宽解（或自我宽解），它还是一种面对社会性焦虑的自助策略（Self-Help Strategies for Social Anxiety），要起到的是减轻焦虑和压力的心理治疗作用，而制造幻觉并不可能有长期和真实的治疗效果。
心灵鸡汤的开导和宽解经常借助反常态思维或逆向思维，给人一种“大智”的感觉。加拿大畅销书作者丹妮尔·拉波特（Danielle LaPorte）也是一位著名的励志演说家和博客作者，2012 年她的博客被福布斯评选为100 个最受欢迎的博客之一，她也被称为“逆向自助导师” （a contrarian self-help guru）。这是她的一则人生建言：“你死不了。这是火热的真理。就算你破产，你还是OK。就算你事与愿违，失去爱人、流落街头，你还是OK。就算你荒腔走调、竞争失败、心灰意冷、被开除解雇……你也死不了。不信你就去问问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这话听起来挺牛气，其实是个诡辩，你能问到的当然都是还没有被折磨死的活人，你能到哪里去问死人呢？像这样的鸡汤建言，充其量不过是善意的谎言，但却能特别有人气。
不可靠的乐观幻觉
“心灵鸡汤”在中国听起来像是本土说法，其实是舶来品，是从英语的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来的，在美国，心灵鸡汤是个正面的，至少是不坏的说法。一个以此为名的网站介绍说，“心灵鸡汤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最被赏识的故事书系列。20 年前，创始者们编纂了一本励志和鼓励人的故事，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在这之后，我们出版了250 种不同的心灵鸡汤书，有40 种语言，仅在美国的销售就达一亿册”。今天，心灵鸡汤的销售商不仅经营励志读物，还销售狗粮和音像故事或电影，经营口号是“改变世界，从每一个故事开始”。
心灵鸡汤丛书的成功经历本身就可以当作一个励志故事。美国的第一本心灵鸡汤书是由杰克·坎菲尔德（Jack Canfield）和 马克·汉森（Mark V. Hansen）编纂的，两人都以“励志演讲人”（motivational speakers）为业。励志演讲在美国是个相对不错的正规职业，2013 年的平均年薪约为9 万美元。坎菲尔德他们把从听众那里收集来的一些真人真事的感人故事（有的就是听众们自己的故事）编成了一本书。他们在纽约向一家家出版社投稿，都没有成功，最后被佛罗里达州一家专门出版自助书的HCI 出版社出版，据说第一年就卖出800 万册，名利双收。心灵鸡汤成功故事的励志教谕可以是“有志者事竟成”或者“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人们需要这样的励志教谕，哪怕坎菲尔德他们的成功只是因为运气好，人们也愿意相信那是可复制的经验。心理学称此为“乐观幻觉” （optimistic illusion）。买彩票的人只看到个别发了财的幸运儿，一次次碰运气，一次次失败，但能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同样是因为受到这种“乐观幻觉”的驱使。
心灵鸡汤的乐观精神大多是通过故事和轶事来传递的，几乎从来不运用分析思辨论述。它有很强的情绪感染力，但不能提供论证支持。故事或轶事所起的是一种“类比”的提示作用，在认知上是有缺陷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得不到帮助的头脑很容易被谬误和幻觉支配，因为它依赖于记忆和生动的轶事故事”。平克所说的幻觉中也包括乐观幻觉。心理学家梅拉妮·格林（Melanie C. Green）在“叙述转移理论”（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heory）中提出，“熟悉的情境有助于产生叙事转移，对角色的认同也有助于转移产生”。心灵鸡汤故事都有读者熟悉的情境，很容易就能让他们发生“叙述转移”，进入故事的情景。这是一种移情作用，真实不真实无关紧要，也是乐观的心灵鸡汤故事很容易造成的一种幻觉。
乐观幻觉是一种对现实有错误判断的不真实想法，因此是一种自我欺骗。但是，这种幻觉或错觉有时候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因此被称为“必要的谎言”（vital lies）。奥地利心理学家和作家奥托·兰克（Otto Rank）在《真实与现实》（Truth and Reality ）一书里说，“与真实为伴，人活不了。要想活下去，就需要有幻觉。……有效的自我欺骗过程，假装相信又不断犯错，这不是一种精神病理学机制，而是现实的本质”。心灵鸡汤也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确实可能有一些营养成分，激励人们不消沉、不懈惰、不自甘堕落、不自暴自弃。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即便“美国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现实的梦想， 心灵鸡汤丛书还颇有市场的原因。
心灵鸡汤的“文学性”和“哲理”都是它的吸引力所在，它长于文学表现方式，有修辞和审美感染力。不过在它那里，动情和抒情经常没有节度，因而流于滥情。过度诉诸情感和情绪的手段降低了接受者的思考和判决能力。心灵鸡汤的感染力经常不是来自它的思想营养，而是来自它富有变化的表述和呈现方式（有不同的“稀释” 效果）。同一个意思总会有别的“变体”表述，如“与其抨击丑恶，不如发现美好”（变体：发挥正能量）；“留一片空白，随时浓墨重彩”（变体：“一张白纸，还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羡慕别人，你的劣势可能是你最大的优势”（变体：变坏事为好事）；“倔强的人走得最远，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只怕到不了终点”（变体：“路在脚下，从零开始”）；“有些状态，一生中大概就一次，不如把它发挥到极致”（变体：人生能有几回搏）。
人为自己制造或保留一些希望的幻觉（或将这种幻觉感染别人）如果不损害他人，这种乐观幻觉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此变成一种思维定式，并用来诱使或引导他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安贫乐贱、接受不公正的命运摆布，甚至自动承担别人的过失责任，导致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那就会成为一种有道德过错的行为。例如，面对重度雾霾，有人说，“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 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用主观臆想来重新解释生活中的坏事或灾祸，在精神疾病心理治疗中称为“认知行为主义”（cognitive behaviorism），那就是，通过认知重建，让病人增强信心，对那些引起他们焦虑和不安的事情，建立起自己能加以控制的信念。这已经不是一汤勺一汤勺地给病人喂饲鸡汤， 而是教他们如何为自己制作鸡汤。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这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法。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来对神志健康、头脑正常的人进行诱导或教化，那就有愚民和不当洗脑之嫌。社会不应该成为放大版的精神病诊疗室。在诊疗过程中，幻觉可能有利于病人恢复精神健康，但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幻觉则可能让正常人罹患心灵疾病。
心灵鸡汤的情感与认知
对心灵鸡汤利弊的评估，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特定的权力和责任关系中，让老百姓接受“认知行为主义”的心灵鸡汤治疗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心灵鸡汤之所以被诟病，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健康。说实在的，在当众多种类的“精神食品”（宣传、教育、指导、熏陶）中，心灵鸡汤即使算不上是百分之百的健康食品，至少还不是有害或有毒的。人们诟病心灵鸡汤，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容易让人在不容乐观的现实中对真实产生乐观误觉，并在不知不觉中对“乐观幻觉”上瘾。
心灵鸡汤经常被误以为就是励志，这是不对的。许多励志的作品很有智慧，也得到大众喜爱，但并不是软性、温柔、肤浅、自以为是的东西，它发人深思，却不以真理自居，甚至告诉人们，问题没有答案。在它那里，励志与其说是意图，不如说是一种可能的效果（副产品）。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飘零在风中》（Blowing in the Wind ）就是一个例子：
一个人要经历多长的旅途
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鸽子要飞跃几重大海
才能在沙滩上安眠
要多少炮火
才能换来和平
那答案，我的朋友，飘零在风中
答案随风飘逝
山峰要屹立多久
才是沧海桑田
人们要等待多久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
才能得到自由
一个人要几度回首
才能视而不见
那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零
答案随风而逝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
才能见苍穹
一个人要多么善听
才能听见他人的呐喊
多少生命要陨落
才知道那已故的众生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零
答案随风而逝
心灵鸡汤的制作者很多都有良好的动机，励志往往是他们的意图。但是，他们的言说方式却在制造一个假象：好像他们参悟了人世间的真理，有了指导别人的资格和能力。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温馨、柔美的词句由于太言之凿凿而成为虚妄不实的“善意谎言”，有一首题为《你站在哪里，世界就在哪里》的诗是这样的：
任何一丝一缕的美好都是捕捉不到的
她只能从你的心底滋长蔓延开来
一切美好的梦都在安静的熟睡之中268 第十二章 心灵鸡汤与乐观幻觉269
她的绚烂在每一片绽放着的花瓣儿之上
已不必再三追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因你已知晓没有什么高过一刻一刻心的流动
一切明亮终将都会被点燃
包括一切晨明、春天和心中蕴藏的甜与美
世界多么安详而美好
从此再也没有大过延续的事件了
像这样的诗句如果只是诗人自己的感受或领悟，那自然没有问题，可以将之视为“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诗歌不按常理说话。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指导，那就有可能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误导。心灵鸡汤的诗句、警句、箴言、小故事可以成为一些人的安抚读物，也能为他们带来虚假不实的快乐。对于寻求快乐的人，快乐可以成为它自身的目的。这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意志主导的理性”（will-centered rationality），美国哲学家迈克·马丁（Mike W. Martin）在《自我欺骗与道德》（Self-Deception and Morality ）一书里对此解释道，“意志主导的理性是信念和行为的标准：一种信念只要最符合信念者的需要和价值观就是理性的；一种行为只要比其他任何行为更能有效达成行为者的目标……就是理性的”。说到底，谁愿意为了真实老是跟自己过不去，老是非把自己弄得不快乐不可呢？因此，意志主导的理性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奉行的。
与意志主导的理性对立的是“证据主导的理性”（evidence-centered rationality），“它把所有的逃避证据……都视为非理性。按照证据主导的理性，理性的人按照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来形成信念，然后，规范自己与信念相一致的行为、情感和态度。理性之人而且还采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达成目标，设计行动方式也应该是按照最佳证据所建立的信念”。证据主导理性的目标和行为都是反对自我欺骗，“自我欺骗是不折不扣的非理性，因为它造成了人们逃避证据或者无视清楚的真实”。
然而，这样的理性要求也许太严格，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一般人接受或实行，而且，自我欺骗也确实并不都负有道德罪过。人在生存逆境中，需要有一些不能用一般道德标准来评判的生存手段或策略，包括自欺、说谎、阳奉阴违、心口不一、假面扮相等等。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一书里对此有详细的讨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哲学教授汉姆林（David W. Hamlyn）在《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一文中指出，“自我欺骗有时候可以成为正确的做法， 是有道理的。它可能是对一个人生死攸关大事的唯一可行方式”。他认为，真实并不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最为重要的价值。如果一味执着于真实或刻意回避自欺，那就可能对维系重要人际关系（如爱和同情） 的自发情感造成伤害。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不愿意承认行将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割舍不了对家人的爱和家人对他的爱。在浪漫的爱情、家人亲情，甚至亲密朋友的友谊中也都多多少少有自欺的因素。
心灵鸡汤的心智迷障
温馨、亲密、偏爱的私人情感包含自欺因素，这种情感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非常容易在政治和社会的权力或利益关系中被操纵和利用，成为不正当的控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欺骗就成为一种“衍生性的罪过”（derivative wrong），使别的严重罪过（强制服从、欺骗性宣传、洗脑、胁迫感恩等等）成为可能。
心灵鸡汤可以诱使人去热爱不值得热爱的人，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也能用它的道德和励志教诲把制度的罪恶转嫁到制度受害者的头上，让他乖乖接受自己的命运。美国蓄奴时代对黑人的道德教诲中就有许多劝导忠心、感恩、本分做人的心灵鸡汤：只要你心中欢喜，世界就充满快乐。宗教也是他们的心灵鸡汤。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
宗教或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可以起到愚民作用，心灵鸡汤的快乐教育同样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心灵鸡汤的快乐教育无须教士或儒者， 是大众化的快乐教育。它运用的经常是一种通俗、简单的口号式警句格言表述：“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只要你光明，世界就不阴暗”“生活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绝不是无味的，我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我决不气馁”“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跌倒最多的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是每次跌倒都能爬起来的人！”
这类警句格言有三个显见作用：指引人生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方式、激励行动、解释行动的合理性——全都集中在个人的努力和素质上。警句格言是在没有语境的情形下强调个人自身努力的，在存在严重制度性不平等、歧视对待、贫富悬殊、身份固化、财富和机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环境里，没有语境的心灵鸡汤实际上起到了为不公正秩序漂白、美化和推卸责任的作用。这是励志警句格言容易被忽视的隐秘作用。你落入贫困，是因为你没有抓住机遇；你觉得世道不公，是因为你心理阴暗；你觉得生活充满了苦涩和憋屈，是因为你自己气馁；你不富有，是因为你跌倒的次数还不够多；你碌碌无为，是因为你自己消极倦怠；你蜗居地下室，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
毋庸讳言，心灵鸡汤的消费者往往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自己没有自信或主见的人，他们因为对自己或现实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才彷徨地求助于他们以为比自己聪明和智慧的他人。他们也是最会满足，最容易找到良好自我感觉和幸福感的人。因此，心灵鸡汤的提供者也许更应该问问自己，我真的能对他们的生存困境感同身受吗？我真的是在为他们提供有用的建言吗？我有没有在欺骗他们？从古到今，在现实的逆境面前，无知让人勇往直前，知识使人犹豫不前，幻灭使人一蹶不振。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生活的某一时刻感到沮丧、失望，甚至意气消沉。不接受心灵鸡汤，难的也许不是洞察心灵鸡汤希望中存在的幻觉或错觉，而是如何在幻觉或错觉之外寻找和保持更加清醒的信心和希望。
挪威- 加拿大哲学家赫尔曼·汤勒森说，人必须在真实与快乐之间二选其一。不真实的快乐是一种自我欺骗，但是，真实也并不需要成为一种自动的不快乐。我们更无须因为不愿自欺而把自己弄得不快乐。应该看到，心灵鸡汤提供的是一种未必真实的快乐生活观，对于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选择真实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方便的选择，但是，这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批评者就是敌对势力吗
越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越是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良好的自我感觉会扭曲一个人或群体与他者的关系，阻碍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被人批评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让世人看见的东西故意暴露出来。他们如果觉得被人打了脸，丢了脸面，自然会归咎于批评的“不良动机”，将之视 为“恶意攻击”或“敌意”。
其实，批评的动机和意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是否合理和真实。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评就是好的批评，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虑和欢迎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对于那些试图让他们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见最常见的反应是，要么忽视，要么敌视。忽视是不拿批评当一回事，再怎么说也是白说。敌视是太拿批评当一回事，一点点都容不得往眼里揉沙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话），大多数人就算见到不良现象，也是不批评的。他们对不良现象保持沉默，洁身自好，不愿意被推入“敌对势力”。正因为众人总是在自觉地把不好听的话咽到肚子里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话说出来的人才特别让人不爽， 特别遭人白眼。他们遭痛恨，不仅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众人心里都明白却又都不敢说出来的话，而且更因为他们的公共行为本身就是在提醒别人的自私、胆怯和懦弱。人们憎恨批评者，是因为批评者也挑战了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沉默。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里指出，人们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同谋，“保护的不只是个人的颜面，也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在那些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人士眼里，“敌人”是内外有别的。“敌对势力” 不仅是指来自外部的批评，而且也是指内部提出的批评，内部的批评者会被视为配合外部敌人的“内奸”。外部敌人干的是污蔑、唱衰和抹黑；而内部敌人干的则是家丑外扬和泄密。
日本有一张传统的“三不猴”图：三个猴子一个捂着眼睛，一个捂着耳朵，一个捂着嘴巴——它们不看、不听、不说。虽然不说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后一定要有不看和不听的积极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谋不仅是不说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听者共同加入的集体合作。
任何一个沉默的合谋都可能被某个潜在的发声者打破，在美国， 有人画了一幅描绘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讽刺画，给这“三不猴”图添加了一只猴子。这第四只猴子手拿电话，正在和美国头牌新闻调查记者、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Northman Anderson）通话。泽鲁巴维尔说，“这张漫画恰切地描摹出这样一股会暗中破坏沉默合谋的社会力量，告诫我们，尽管拒绝面对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强烈，但会被同样强烈的揭露真相的愿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样，打破沉默也需要众人的合作。要结束沉默的合谋， 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个不剩统统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够多就可以了。
2017 年12 月6 日，美国《时代周刊》2017 年度人物揭晓，这项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前一个星期，美国NBC 电视台“Today”早晨节目王牌主持人麦特·劳尔（Matt Lauer）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 接获投诉后将劳尔解雇。令许多人觉得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是头一次，但是，这位在NBC 供职长达20 年的大牌主持人喜欢“追女人” 的癖好却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东窗事发”呢？
这主要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在美国正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前被认为只是男人的风流小事现在被视为严重的错误， 甚至犯罪行为。沉默可以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一种犯罪共谋。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现在她们不再沉默，是因为对事情的错误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所以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的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会完全不同。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同样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和欺骗的共谋有它的社会作用，那就是在坏事发生时，让人们仍然可以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有时这无伤大雅，有时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却是有着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情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样的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 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职业人士一直用沉默掩盖着的一个公开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William Farley）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十年之久。他不仅饮酒上瘾，而且还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Dalmane）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的时候把病人都吓坏了。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他有一个保护，那就是，“我的医生同事们都一致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
忌讳其实是一种社会性欺骗，忌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划出一个个可能令人糟心、令人不快，或者置人于险境的禁忌圈子，忌讳的圈子有大有小，包纳的人员也多有不同。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 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里唯一说实话的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一位刑事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就算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样便于他办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那么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是，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少些麻烦。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刑事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造成冤案， 那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则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制权力的合理性。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