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之自由开放

蔡元培长北大期间，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最近看书，读到几则有关北大佚事，觉得很能证明其开放精神，因录述如下。

马非百（1896年生，先秦史专家，曾在河南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华书局等单位工作）初到北大入学时，依照规定，必须找一个京官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他是从乡下来的，没关系可找，便写信给校长，说明这制度与当时的民主运动精神不合；并表示，如一定要照办，“宁愿退学，也不愿低头求人”。结果蔡元培校长给马非百回了一封信，且态度非常，称马（学生）为“元材先生”（马非百原名），末尾自署“弟元培谨启”。信中说，法国各大学并无此制度，不过本校系教授治校，必须经教授会议讨论通过才可决定。最后表示，如愿意，可以找他本人（校长）做担保人，“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秘书长代我签名盖章”云云。蔡元培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两种精神：一是尊重下面（这里是学生）意见，二是不破坏制度。

当时沈士远先生讲《庄子》，一篇《天下篇》几乎能讲一年。马非百反感这种讲课方式，认为这么一篇古文，自己去看半个小时也就够了，而沈先生差不多要拖延整整一年。他就写了一张纸条送给老师，说自己每年花好多钱来京求学，你却把这样一篇人所共知的古文来敷衍，就算此文中每字每句都是宝贝，合起来也不值得花费这许多学费。他说：“从今日起，我正式宣布退课。”看来那时老师有老师的自由，学生也有学生的自由。

此外，马非百先生还讲了一件事。他在北大读书时，不满意当时的考试方法，一次考伦理学，他没有照题作答，但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的题目有什么考试意义？大家都在谈先秦诸子的伦理学，而没有谈老子的，“我现在特把老子伦理学写出一个轮廓，如可用就请采纳”，否则希望另写一篇补充。结果不仅没有被批评，还给了满分。

北大学生为“实行新生活”宗旨，曾组织过“曦园”，据说牵头人为邓康（即邓中夏）。大约1919年秋天，中国文学系邓康发起一张以“实行新生活”为标题的油印传单，准备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由学生集体租用房屋一所，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不用听差，不用厨子，一切有关采购、炊事、清洁、卫生、挑水，直至掏粪事务，全由同学自报认责担任，并尽量订阅进步性的报纸杂志，费用由同学分摊。参加者有很多后来的名人，如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杨东莼及马非百等。据说在“五四”前，邓中夏（邓康）是一个“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的人，到那时，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非新书不读，非白话文不写了。有一次，马非百托人买来一部王先谦注的《庄子》，刚从邮局取回来，被邓康看见了，立即抢过去，毫不留情地把它撕碎了，并且说：“到今天，还在读这样的旧书，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这样看来，是不是也有点“自由”过头呢？你的自由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了。

（资料来源：《马非百自述》，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