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一）——天下家国

一、家国天下的矛盾

一个标准的封建主义制度是以贵族统治阶层层层分封、占有土地和农民（或农奴）等财富为主要标志和基础的社会制度。中国的西周时期和中世纪的西欧都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封臣向封主效忠，承担封建义务，享受封建权利。由于土地和农民层层分封，因此封主在事实上并不具备对分封出去的土地和农民的进行直接支配的权力。封主除了是名义上的领袖并接受封臣的效忠之外，实际上只是诸多封建主中最大最有实力的一个，他的地位往往来自于常年形成的威势、文化上的认同和背后强大的实力。一旦失去了威势、认同和实力，封主缺乏有效制约封臣的能力，不免变成诸多封建主中普通的一员。大名鼎鼎的查理曼大帝，为了有效获取封臣的效忠，不得不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走”，不停的在领地范围内巡视，反复宣示封主和封臣间的支配和效忠关系；二是“战”，几乎每年都要集结组织封臣们去打仗、搞事情，既增进了兄弟间的战斗基情，又可以从战争中获取大量财富，赏赐给自己的封臣，博得他们的效忠。而中国的周朝，自周昭王伐楚，尽丧六师之后，周王朝对于其他诸侯的控制力不可避免的下降并开始走上衰落之路（周厉王、周幽王和褒姒表示有话要说）。

因此，一个标准的封建主义国家实际上并不稳定。西欧的王冠在不同家族的贵族头上转来转去，封主和封臣之间征战不断。中国的周王坐得倒是比较稳，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越来越像一个象征，一个因为诸侯之间相互搞不定、谁也无法独大而延续下来的文化认同。但是，封建主义走向集权专制是必然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整合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持续了2000年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西欧也先后进化出西班牙、法国、英国三个较为主要的封建集权专制国家。

从最重要的封建主变身为国家的领袖，中国的皇帝和欧洲的国王们面临着同一个棘手的难题：从家国一体演进为多家一国，那么作为家的家长兼国的领袖，你到底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国家的仆人？是以国为家？还是以家许国？

英国的国王们很想当国家的主人，把国家变成自家的私有财产，很可惜，他们心比天高，力有不逮，有心无力。1066年的诺曼征服为英国带来了先进的封建主义制度。此时的英国国王的身份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他就是英国最大的封建主，其余封建主效忠的对象。英国的国事就是英国国王带领向其效忠的封建主去完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像中国的周王室逐步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一样，英国国王也逐步失去了对贵族封建主的控制能力。中国百炼成钢，终于走出一条比较彻底的打倒到贵族、全民较为平等、建立起全部权力归于皇帝之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道路。而英国国王同样依靠新贵、士绅和城市平民的协助，战胜了贵族力量，向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巅峰疾驰而去。但是英国国王们显然是有心无力，最终还是没有登上封建专制统治的巅峰，始终没有摆脱英国最大的封建主的身份。“国王靠自己生活”是英国古老的传统。也是封建时代的遗存。国家开支——也即王室所需的一切开支应该由王室承担，封建领主只负责承担为国王提供和自己领地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后来演化为盾牌税）。这种古老的传统并没有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没有随着封建集权专制的形成而消失，进而形成新的税赋制度。或者说英国在各方势力的阻挠下，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君主专制的封建集权统治，只是打击了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君主专制，表面上形成了国王对全国的领导。当生产力突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之后，英国王室没有建立起相应管理制度和手段，以至于既不能像以前那样依靠诸侯，也不能确保新崛起的门阀地主和城市商人对自己的效忠，还不能有效利用在政治上逐步平等化的人民，根本不能像中国的皇帝那样为所欲为。英国国王没有全国性的财政权，想要在国家层面上筹钱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能够直接动用的只有自家一亩三分地上的财产。由于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英国国王无法建立庞大的中央政府行政机构，无法事无巨细地直接管理全国的行政事务，控制国家机器；甚至连一支常备军都没有，想依靠暴力进行镇压、恐吓，都绝无可能。当英王查理一世被议会的阻挠和傲慢无礼、漫天要价所激怒，打算给议会一点颜色的时候，他无法包围议会，无法挨家挨户的搜索，更无法实施全城戒严；他只能亲自带着身边的少数侍从，去议会直接抓人，目标也只能小到只有5名议员。就是这样还抓不到，人家藏起来后，他就束手无策。在大英帝国辉煌的外表之下，是英国王室不堪重负的佝偻身影。伟大的伊莉莎白一世女王在即位之后就竭力压缩开支，还不得不变卖了80万镑的王室地产，最后撒手人寰的时候还欠有高达40万镑的债务。最终，英国国王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道路上一败涂地，权力被更类似于中国门阀地主的新贵族所攫取。

二、家国天下的对立统一

中国皇帝们的命运则要好得多，他们则渐渐摆脱了封建主的身份，逐步转变为全国地主阶级的代表及国家的象征。这条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不少有道明君都意图极大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使得他自己——皇帝变成全国唯一的、最大的封建主，使整个国家变成他们自己的家，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曾经和他并肩战斗的平民、特别是从平民中不断涌现的士绅地主们不乐意了，找出各种办法限制皇帝的专制。于是，中国和英国虽然殊途，却是同归，最终都只能向着社会发展的大潮前进的方向奔流而去。

英国的国王没有全国的财政权，而中国的皇帝却是有的。中国的皇帝不但有财政权，而且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常备军，还有高度集权的立法司法权力，以及发达的特务组织。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然而，他们却和英国国王一样，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以国为家？还是以家许国？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皇帝们而言，比起英国的国王更加现实。因为英国国王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家天下，他们一直在努力，却始终没成功。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完成以家成国的事业，家就是家，国就是国。以一家之力，支撑一国之事，虽然不匹配，但是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中国的皇帝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真正做到了家天下，那么家和国的界限在哪里呢？怎么用管家的方式管国呢？

中国的儒生们发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的确是一个好方法，能够兼顾家国。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绝对是圣人，品德高尚，日夜操劳，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不给人民添负担，天天给人民谋福利。这哪里是作威作福的封建主，分明是鞠躬尽瘁的大公仆。历来的贤能之臣，几乎都以这个标准要求皇帝成为“圣君”，却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可以说，真正的以国为家和以家许国其实是对立统一的，一致的。英国国王没有做到家天下，可是他不当皇帝了，还可以去做贵族，去当大封建主。周王失势了，好歹还有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比一个傀儡皇帝要强上不少。可是皇帝却不行，如果失去了“国”这个大“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家天下必须治理好天下这个大家。然而，皇帝毕竟也是普通人，是有私心的，他们在很多时候或多或少的以家为国，害国为家。这其中的分寸，就体现了皇帝在家和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统一对立。也预示着，虽然中国的皇帝做到了家天下，但是最终也要和英国的国王一样，要么家国两分，要么以家许国，走向新的社会形态。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废掉了丞相一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各个领域实现了权力和各种威权的高度统一，将集权专制统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然国是自己家的，又没了丞相这个帮手，朱元璋的勤政程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很可能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据历史学家吴晗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之中，天下各衙门所上奏章达一千一百六十件，所言之事有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计，也要有一百一十六万字，这样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批阅二十余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此外，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见各地来京上告的耆民，处理百姓击登闻鼓直接告状的事，定期接见朝觐的官员，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朱元璋曾说，我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奋努力勉励自己，天没亮即临朝，太阳偏西才回宫；夜里想着天下大事，睡不安稳，就披衣起床，观看天象，看到一颗星星位置不对，就会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应当马上办，立刻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惟恐各项事情的处理有一丝一毫的不当。朱元璋之所以勤政至此，是因为他深明国家兴衰的道理。他曾经说过：“古王者之兴，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尝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侈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这样的家族长，还真是一个大公仆。

开国皇帝深知民间疾苦，以忘我的精神经营大国如小家，勤政犹如大公仆。然而，即使他在位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为国为民。即使他如此勤政，就在他统治期间，专制统治的弊端也已经暴露。朱元璋自己虽然省吃俭用，在生活上几无享乐之机会和要求。但是他还是封自己的孩子为王，提供优厚的待遇。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工作上为自己分忧，因为即使他一个人再三头六臂，不依靠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家也是忙不过来的，他需要真正可信任的“自家人”。于是他给予了皇子们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然而，采用这种形同标准的封建主义的制度、开历史倒车的办法去维系他的家天下，历史只能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