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3）：搬运小学
一
搬运小学之所以以“搬运”命名，想来大马路上应该有一家搬运公司，不然怎么叫搬运小学呢？不然，对面的礼堂为啥叫搬运礼堂呢？搬运小学后来改名为东站小学，搬运礼堂也改作他用了，这是后话。
搬运礼堂在当年可是很有些名气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更是出尽了风头。先是各类演出在这里举行，我所看到的“忠字舞”，所听到的“远飞的大雁”等“文革”中的文艺节目，地点都在这里。每有演出，搬运礼堂内外便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里面的座椅是木制的“连椅”，一个“连椅”可以坐四五个人。那时候这种“连椅”随处可见。由于礼堂较为简易，观众席也没有坡度，因此演出的时候前排的容易挡住后排的视线，后面的往往要站起来观看，再后面的就要站在“连椅”上了。礼堂里常常为了这个现象而吵架、打架。
红卫兵开始“革命大串联”后，搬运礼堂摇身一变，成了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接待站。那时候我们这么大的孩子都在收集毛主席像章，还收集烟盒、糖纸等。由搬运礼堂改建的红卫兵接待站，就成为收集、交换毛主席像章的最佳地点——因为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
插上搬运礼堂这一段，实在是因为印象深刻。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搬运小学的主题上来。
（徐州老火车站）
二
搬运小学面积很小，四面房子围成一个院子，院子的中间是篮球场，体育课就在院子里上。大约除了篮球场外，其他体育设施基本空缺的缘故，我们学校的篮球运动倒是开展得不错。毕业多年后，常常听到东站小学（即搬运小学）篮球队屡屡荣获佳绩。
很奇怪的是，对搬运小学印象最深的不是上课下课以及同学关系等，而是传达室。传达室有个老头，印象中我们都叫他王大爷。小学生叫他大爷，可见他的年龄也不是很老。王大爷个头不高，光着头，黑红脸膛，身子很壮实。王大爷不仅看门，还负责敲钟。我们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王大爷掌握。有时快下课的时候，我们就纷纷向教室外面张望，盼着王大爷拿着小锤子出来。王大爷一出来，钟声就要响了，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说是敲钟，实际上没有钟，是一个长条形的大铁块在树上吊着，不过王大爷敲的“钟声”的确可以传得很远。
我1963年入学，小学上了三年，“文革”就开始了，我们也就“停课闹革命”了。七十年代初复课时，先后进入中学学习的几批学生分别被称为66届、67届、68届、69届、70届等，我们属于69届，即69年小学毕业生的意思。
在小学的几年里，我是默默无闻、丝毫不引人注意的，对班级和学校毫无贡献可言。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我做人很低调。这一切源于我腼腆的个性。老师对我的评价始终是“这孩子话太少”，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那时候时兴“家访”，即老师定期到学生家中与家长沟通。小学时家访的情况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初中家访时老师和父母亲的对话倒是记忆犹新。老师多次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哪方面都好，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就是太老实了，不和别人沟通，像个女孩一样。”我自己倒不觉得什么，但不了解我的同学都说我“阴”（徐州话，指不吭声，心中有数的人），不理人。多年后同学聚会时，女同学都说，现在的刘景忠和当年的刘景忠简直就是两个人。有的还一再追问我：“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话多嘴贫不饶人！”
由于性格上的缺陷，我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加入共青团等都比别人晚了一步或几步。
学习成绩优异，成了我小学到初中唯一可圈可点的“事迹”。而且从小学到初中，我在学习上从来没有感觉到“费劲”过，都是很轻松地就拿到了全班以及全年级的高分。
小孩子没有不贪玩的。那时候每天放学后没有作业，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字：“玩”；寒暑假有点作业，不多，老师不管，家长不催，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字：“疯玩”！一直玩到快开学时，才匆匆忙忙地把作业完成。
（八十年代的东站广场）
三
小学的老师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班主任是季老师（也许是纪老师）。季老师应该是很年轻的老师，因为给我们上课时她还在哺乳期。我那时当然不懂得什么是哺乳期，但我清晰地记得，季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胸前常常被溢出的乳汁弄湿一片。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心里总是盼望着早一点下课，好让老师回家喂孩子。季老师生孩子后，我记得班干部还领着几个同学去过季老师家。季老师家离学校不远，就在淮海路南侧的挂面厂附近的民房里。我相信，季老师一定不会记住一个叫“刘景忠”的腼腆的男生去看过她。
人人都说我老实得像个女孩，没想到我居然还打了一次架。在我后排的一个女生，个子高大，总是欺负我，我基本上是逆来顺受，不同她一般见识。有一次大约是把我惹急了，我拿起书包照她的头部砸去，立马鲜血直流。现在的孩子肯定不能理解，书包怎么会砸破她的头呢？我小学时家里困难买不起铅笔盒，我的铅笔盒是家人用木头做的，沉甸甸的。如此一个木家伙砸在头上，岂有不破之理？砸破了她的头，等待着学校的处理，但我丝毫不害怕。后来老师找谈话，把家长叫来等环节，我也始终没有承认错误。我坚持认为是她先欺负我，我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的做事风格一直延续至今，秉性一旦形成便很难再改变。
“文化大革命”以后，突然间不上课了，感觉无所适从。天天去学校，无事可做，不知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小兵”，每天只能看着别人轰轰烈烈地参与“文化大革命”，我成了边缘人物。
我一向以为，自己对儿时的生活已经完全忘却，记忆里也常常是一片空白。然而就在不经意间，一些生活场景又像胶片在显影粉里浸泡了一样，慢慢地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清晰。“文革”初期“地富反坏右”被抄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看抄家的，多半是在我上学的路上：“革命群众”确定了抄家对象后，就冲进去，把自认为属于“四旧”的东西扔在院子中，然后点把火，付之一炬。看着那些渐渐化为灰烬的绸缎、书籍等，没有“革命立场”的我内心充满了恐惧，对那些“地富反坏右”充满了同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不再需要去学校了，大人们也不再需要上班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七十年代末的徐州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