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殿堂】一场由城墙高度引发的战争......

大诗人李白有一首《送友人》，其中有两句：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这两句诗中的“城”和“郭”，算得上是同义词；当然，词义肯定略有差异。在古代，二者之间界限明显：“城”，代表的是内部；“郭”，代表的是城外。比如诗圣杜甫的那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讲的就是战乱之后的都城荒草遍野一片衰败景象。再比如孟浩然的那句：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青山”自然在“城池”之外了。

有城池，自然离不开城墙；城墙有啥作用呢？

见证历史兴亡，吊古怀今，这是文人诗词中的城墙。现实版城墙没这么风花雪月，它的主要功能是防御——防御外敌，也防范自己人。城墙高度更有严格要求，真是一言不合就开打......

“烽火戏诸侯”之后，伴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此时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如齐鲁这样的老牌诸侯国，而是新兴的郑国：郑一代姬友，是周平王的亲叔叔，追随他的父亲周幽王被害；郑二代姬掘突，是周平王的堂兄弟，势力不断壮大。此刻郑二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传位给谁

春秋时期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悬念：嫡长子继承制天经地义。但偏偏“枕边风”的夫人喜欢幼子，事情就有了变数。好在姬掘突顶住压力，传位给了长子姬寤生，史称郑庄公。——你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太天真了！

郑庄公继位后，母上大人亡他之心不死，心心念念的是小儿子继位。于是乎前后奔走想给小儿子找块儿好地方：最初想要兵家必争之地制邑，郑庄公婉言拒绝；随后又申请京邑，郑庄公同意了。

京邑，严格说起来根本不是国君弟弟可以居住的地方。为啥？

在古代，城池城墙的高度有着严格限制，京邑城墙之高大威猛堪比都城，隶属于国君还差不多；隶属于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问题就很严重了......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

城墙达到一定高度的共叔段，内心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属下城墙被达到一定高度的郑庄公，内心的愤懑也不能平息。终于在十几年后，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最终共叔段功败垂成，无奈出逃；随后更是引发了宋卫两国与郑国的战争，以及郑国与鲁国、齐国的结盟，以及宋、鲁、齐政局的变动......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

试想啊，若共叔段循规蹈矩的申请一块符合高度要求的城池，恐怕就没有后面的一系列战事连绵了......这大概也是我们常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或是统治阶级的自相残杀，或是官逼民反的百姓觉醒；外敌入侵，往往来势并不汹汹。

沿着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城池建筑，都是无一例外的四边形：正方形或长方形。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不等边形出现，但不会是主流趋势。正方形也好，长方形也罢，在古人看来，是一种稳定的存在。“稳定压倒一切”，至今我们都这样认为；稳定才能长治久安，没有人会否认。其实历朝历代的城池建筑，尤其是都城，都严格遵循着历史悠久的《周礼》中关于城池建制的要求：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都城建制的原则：

九里见方，都城四边，每边三门

都城中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

每条大道可容纳九辆马车并行

王宫之外

左边宗庙，右边社稷坛

前面议事的朝堂，后面交易的集市

朝堂与集市百亩见方

现存古都城谁最符合这一建制？长安，或许就是我们众望所归的城市。作为中国古代史上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长安城在唐朝发展至顶峰。莫说在我国历史上，即便是放眼世界，长安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今天当我们漫步在长安城时，古风古意或许还要寻觅才能发掘，但规整的建制却令很多人都有不约而同的感慨：这是个让你分得清东西南北的城。——若是在重庆，你能分得出东西南北，算你赢......

中国最早的古都志《长安志》中清楚地记录着长安城的规模：

外郭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

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

周围六十七里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长安城是一个类似正方形的城池。想当年，长安城东西南三面都是坊间与集市，热闹非凡；坐落在长安城中轴线上的是朱雀门与承天门，他们分别是皇城的正门与宫城的正门。沿着中轴线不断推进，我们会发现建筑形制的规模越来越大，工艺也越发复杂，装饰也更加华丽，最关键的是城墙的高度也在不断的升高。最终，在帝王所在的宫城处达到顶峰。如今，虽然我们已无法捕捉曾经的辉煌气象，但古朴的城墙却依旧雄伟壮丽。

长安城之外，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城。这座在金元时期就已是国家中心的“元大都”，在明清两朝理所当然的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丝毫没有影响新主人对这座城池的倚重。

北京城的城门很多，明清时期仅内城就有九座，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正阳门是天子之门，其通道是往来的御道；宣武门是秋后问斩之门，往来的多是囚犯囚徒；西直门是水源来往，水车来来回回从此经过......至于最讨喜的，当然是德胜门，将士出征非此门不走，期待着得胜班师回朝......

城门之上往往都有城楼，作为防御屏障，其作用在于侦察敌情，狙击敌人。在北京城，最有名且保存完好的城楼，大概就是正阳门，也就是前门之上的城楼了。作为一座三层高的建筑，虽然人迹不能至，但远远望去，遥想当年繁华盛景，也不免心生赞叹了。

无论是长安城还是北京城，以及其他城池，似乎还有两座建筑必不可少，这就是钟楼与鼓楼。

在西安，钟鼓楼已经成为外地人的必游之地；靠近钟楼的回民巷，更是众多美食节目的出没地。明月沉沉之时，喧嚣的人群与静默的钟楼，让人恍惚生出今夕何夕之感。虽然矗立在繁华街头，可总还是那么静谧安宁。或许，是历史的沉淀为它增添了沉稳的气度。

在北京，钟楼与鼓楼也不再是报警传信的所在了。旅游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旅人。说起钟楼的大钟，还有一段凄婉的传说。

据说，明朝时期，皇帝为了铸造出一口满意的大钟，特意从全国征调能工巧匠。但因为皇帝想要的钟实在太大了，工匠们束手无策。残暴的统治者心生不满，就下令一天杀一名工匠，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无奈的匠人们群策群力，终于想到了好的方法。但是，当他们在铸造大钟时，意外情况出现了：尽管预备了许多柴火，但到最后依然火势不够凶猛！

此时，一直在旁边帮忙的老匠人的女儿，为了挽救父亲和其他叔伯工匠们的生命，纵身跳入火海，成为最后一根柴......终于，大钟铸造成功。

这自然是一种奉献与牺牲，但何尝不是一种爱的责任？除了贫穷可以“不劳而获”之外，哪一种获得不需要付出呢？

《论语》里记载：冉有、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也是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有一次季孙氏打算攻打已经归附鲁国的颛臾，两位弟子将这件事禀告了老师。弟子们极力描补，想证明季孙氏攻打颛臾的合理合法性；但孔子却一针见血地看出了问题所在：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

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也是成语“祸起萧墙”的出处。城池建筑固然是邦国防御的重要堡垒，是人们心理安慰的重要屏障。但历数王朝盛衰，家族兴亡，我们不得不承认：打败我们自己的力量，更多时候来自内部。任何物理屏障都不能万无一失，但心灵防线却能够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