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丁晨：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借鉴效果缘何不佳？

前两篇文章对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成功原因，即导师职责和导师制所面临的困境做了梳理和分析。此篇文章在前两篇的基础上对本科生导师制改革在我国“负重”前行的原因和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的实践出路进行反思和探究。

一、硬件条件难保障

（一）师生比1：18劣于1：1.4

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师生比是1：1.4，几乎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一个导师的专门指导，每个导师也只需要负责一到两个学生，工作压力较小，有更充足的时间与学生进行学术等方面的交流。但中国在高等教育扩张后,急剧增加的学生数量使得学校的生师比不断攀升,很多高校的师生比低于1：18的国家合格标准^[1]。从专业教师到专职教学管理人员,都没有时间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或者“个别化”的指导和教育。牛津大学这一卓越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高校内部由一个纯粹的育人制度变成了多功能的学生管理制度,从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上偏离了导师制教学对学生“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培养目标。

（二）人才培养条件普及化不如精英化

想要弄清楚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实践的出路，就要先明确我国本科生导师制是不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并不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两者存在显著差异。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精英教育，也只有像牛津大学等少数顶尖大学才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人力、财力。而我国的本科生导师制蜂拥而上，一下在所有高校都实施，存在着对牛津本导制理解的偏差与歪曲。

二、软件条件待革新

（一）育人观念“尊师重道”不如“崇尚自由”

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以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为哲学基础，高度重视平等自由的学术对话。不轻易屈服于学术权威，崇尚知识和真理的“严谨论证”和“可辩驳性”。但在中国，崇尚“贵和”和“中庸”的传统价值,崇尚师道尊严，重视学术文本权威的维护。中国的学生往往习惯于被引导、习惯于顺从。

文化观念的差异,使我国的本科生导师制在移植开始就受到了发展限制,也使我们不可能在教学方法上真正做到鼓励并激发多元化的学术性自由辩论。并且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师生观念也有较大差异。牛津的学生大多将老师当作平等的对话者，教师也将学生作为平等的伙伴。而中国的学生却把教师作为知识和信息的权威来源,成为教师在课堂上或者研究领域中的忠实卫道士。教师也很少真正把自己视为学生获取知识与能力的平等伙伴,更别提积极主动地帮助学生探索获取知识、养成素养的最佳方案了。

（二）本科生导师制边缘地位劣于中心地位

牛津大学的教学教育方式是以本科生导师制为主导，辅以课堂教学的教育模式，而我国则相反，更多的采取课堂教学，本科生导师制只不过作为补充，处于主导地位的还是课堂教学。所以说，二者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三）活动安排松散简陋劣于严谨完善

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是严谨完善的，尤其它突出的自由教育更是其魅力所在；而我国高校不管是在制度层面抑或是思想共识层次都尚处在建设当中，差距是巨大的。

（四）经验借鉴的刻舟求剑不如本土创新

笔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实践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想要取得成功需要雄厚的财力、人力、物力。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国内高校都适合实施开展本导制，有的只能借鉴其中的一些好的做法进而开展一些富有实效的学生工作；有的可以慢慢先把适合本科生导师制生长的土壤先培养好，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等等。面对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一现实，我国高校普遍师生比偏低，不宜照搬牛津的导师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走不通，而是要基于我国的高等教育的特点，发展创新属于自己的本科生导师制。

总之，我们要在积极借鉴并吸收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同时预防和杜绝肤浅的表面化学习。各级各类高校更应该从自身所属类型和层次出发，密切联系本科教育发展实际，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特色、多形式的本科生导师制。

[1]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育部教发[2004]2号文件）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50/201412/xxgk_180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