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是什么组织 三青团始末[第2页]

　　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修正案第5条规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决议案》中又规定：“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13)4月6日至8日，国民党又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陈诚、陈布雷、康泽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六条：(1)为谋求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5条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2)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3)青年团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4)青年团干部由团长指派;(5)青年团为公开团体;(6)青年团团章另行规定(14)。会议之后，蒋介石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以总裁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后，国民党人立即向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提出共同参加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建议。共产党考虑到三青团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张”，以促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并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方面通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共产党试图“改造”国民党，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才导致两党不约而同提出组建“大党”的建议，并为各自的目标不断努力。

　　6月16日，蒋介石以三青团团长名义发布《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蒋宣称：“视本团之组织为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系之惟一大事。”“青年为革命之先锋队，为国家之新生命。”“中国将来之命运，实系于一般青年之身，而所以组织之，训练之，使能尽成为真正中国之青年，真正足以担当抗战建国干部之青年。”“本团之成立，即为欲尽此重大责任而产生，亦即鉴于国家民族当前之迫切需要而组织。”三青团产生的目的：(1)为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为国家民族之复兴筑成坚固之基础;(2)为求国民革命新力量之集中;(3)为求三民主义建设具体实现。三青团的使命为“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与联合优秀分子，充实革命活力”，为最近将来国家社会复兴建设一个干部基地。三青团团员的任务为：(1)积极参加战时动员;(2)实施军事训练;(3)实施政治训练;(4)促进文化建设;(5)推行劳动服务;(6)培养劳动技艺。蒋介石还称：“吾中国青年处此抗战建国之艰苦环境中，断不须效法并世其他国家，任多种不同之政治信仰与行动之存在而发展。中国今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只有示以一个国家主义一个努力方向之要义。”“本团之于青年，必使其有统一之意志，受主义之薰陶，并锻炼其体魄，发挥其智能，领导其思想行动，使其成为继续革命事业之新生命，”“组成国家之新细胞，担任建设新中国之先锋，并为国家社会一般民众之模范，且进而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受严格的组织与训练，发生无限之活力。”从而“为吾全国青年造成一革命的实践的组织。更为适应国家民族当前迫切之需要，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15)同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计15章71条。团章第2条规定三青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第3条规定凡中华民国青年，年满18岁至38岁者，不分性别，由团员两人介绍，填报志愿书，经当地分队通过，并呈由分团部审查，特呈中央团部核准，得为团员;青年团组织干部人员及特许入团人员，不受年龄限制。第4条规定凡团员入团时必须举行宣誓，其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章，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苦，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第7条规定三青团组织系统为中央团部、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中队、分队六级。第9条规定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此外，团章对评议会及各级组织机构、人选组成、权限以及各级干部任期、团员纪律、经费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有关团员纪律一条规定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不得在团内有任何小组织等，否则受到警告、记过、劳役、禁闭、开除、特别裁判处分。(16)蒋介石的讲话和三青团团章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国民党试图全面控制青年运动的意图。

　　7月9日是北伐誓师纪念日，三青团中央团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并设立中央临时干事会，第一届干事由陈诚、陈立夫、朱家骅、梁寒操、张厉生、李任仁、周佛海、陈布雷、谷正纲、曾宝苏、严立三、段锡朋、张道藩、刘健群、郑多华、贺衷寒、黄仁霖、胡宗南、王东原、黄季陆、卢作孚、何廉、陈良、叶溯中、康泽、李相敬、王世杰、谭平山、甘乃光、程沧波、章乃器31人组成，其中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9月后由朱家骅代理)。干事会下设组织处，康泽任处长;宣传处，黄季陆任处长;训练处，王东原任处长;社会服务处，卢作孚任处长;总务处，陈良任处长，另外还设有经济处和书记长办公室等机构。8月1日，三青团举行了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蒋介石为监誓人。宣誓完毕，蒋介石对第一批团员进行训话，其内容后被整理成《团长对团员入团宣誓训誓》，发给各级团部，每逢新团员入团宣誓，即由监誓人照本宣读，以资信守。武汉垂危之时，三青团中央团部由武汉迁往桂林，旋即又迁至重庆，并增设中央临时监察会，王世杰任书记长。1939年9月，三青团临时机关改为长期性的中央干事会及中央监察会，朱家骅任监察会书记长，陈诚任干事会书记长，下设六处一室;总务处长庄明远、组织处长康泽、训练处长王东原、宣传处长叶溯中、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经济处长何廉，书记长办公室主任柳克述。

　　随着三青团的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又日趋紧张，双方谈判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1938年10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尚未结束就急速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两党组织上合作的新建议，即各党各派共组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作为联盟最高领导人，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或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独立性。并向国民党声明，共产党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共同形式，而一旦合作实现，将向国民党提交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17)8日，周恩来又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的建议。蒋立即将周恩来的书面说明分别交给陈立夫、朱家骅、康泽及三青团干事会研究和讨论。14日，蒋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须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他认为三青团可以修改章程允许共产党参加。12月6日，蒋介石再约周恩来谈话，称：跨党的办法经讨论后不能赞成，共产党既信仰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13日，蒋又约周恩来及王明等人会谈，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人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组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一方拒绝跨党，主张合并，一方坚持不放弃独立性，国共两党对于组织合并的谈判至此走入死胡同，蒋介石借三青团“消融”共产党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

　　三青团是在蒋介石寻求变多党为一党和对国民党的腐败、派系丛生、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关于后一点可以从蒋介石在“临全大会”的开幕词得到证明。蒋指出：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予吸收，结果党变得空虚薄弱，消沉腐化，根本无法推进革命事业。党员几乎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党在实际上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领导民众，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漠，甚至产生反感。事实上，在“临全大会”前，蒋介石就指责国民党员：(1)做官不做事;(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佚， 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18)蒋介石组织三青团，为的是使所有党派和国民党内的小组织消除分歧，共同努力，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甚至在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设想基本落空的情况下，仍抱有这种幻想，以至于三青团这一新组织究竟与旧的国民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即三青团的性质就显得有点模糊，而且长期困惑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三青团成立后，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治活动，更加表明这个新组织酝酿和成立所赋予的特殊使命——合并各党派，即使其政治意图落空之后，仍不可避免地涂上政治的色彩。国民党“临全大会”声明：组织三青团是为了“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在统一的组织之下，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19)这说明三青团是隶属于国民党领导，并为国民党服务。但蒋介石在《告全国青年书》中却宣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这一非同寻常的提法，显然又将三青团摆到国民党之上，它不仅是青年的而且也是其他“革命分子”的惟一组织，似乎没有给国民党留有任何余地。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也称：“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青年’的界说，与普通一般对于青年的解释不同，我们团里青年并不一定以普通青年的年龄为准则，凡是有革命热情与向上的朝气者，虽是白发斑斑的人，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反之，如果在年龄上虽然还是青年，而精神上已经暮气沉沉，这是青年的老人。本团所应延纳的团员，决不是单以年龄为标准，而是要有富于生命力名实相符的青年。”凡“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在领袖领导之下，确实为社会服务，并负起抗战建国之责任，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者，都可以说是青年，也就是都可以加入本团，做本团团员”。(20)团章规定团员年龄在18岁至38岁，团干部和特许入团者不受年龄限制，这又意味着三青团要和国民党争夺发展对象，把那些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和昏庸无能的老年人留给国民党，以便最后取代国民党。三青团所具有的“庞杂无度”使命最终导致它同国民党的关系变得矛盾百出。蒋介石希望三青团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于青年党、国社党等党消熔于一炉，铸造出一个以其为惟一领袖，以三民主义为惟一信仰的新组织的动机不仅很快落空，就是首先把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的想法也随之破灭。三青团甫经成立，即开始同国民党争夺权力范围，为吸收新成员勾心斗角，并且公开嘲弄国民党，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对三青团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更加强调国民党的主导地位和对三青团的指导作用，主张三青团员只是国民党的后备军和将会给国民党增加活力的新“细胞”，还于1939年6月对三青团团章作了修正，团员的年龄限制缩小到16岁至25岁。蒋还警告三青团团员必须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团”，不是党以外另立的组织。蒋介石原本希望三青团作为新的统一的“革命”组织能够消除过去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他不仅在筹备三青团和起草三青团团章时选择了复兴社、CC系、改组派和老国民党人以及非国民党人士，而且三青团中央干事会31位干事也是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这些措施不过是往早已潜伏着派系裂痕上铺了一层薄纸”。(21)以黄埔军人为骨干的复兴社和CC系为主干的青白社虽名义上宣布解散，但其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三青团内，由于陈诚的支持，原复兴社势力占了很大优势，康泽把持了极重要的组织处，刘健群于1939年又出任中央团部书记，等等。这些人极力强调三青团的独立性，希望扮演一个政治角色，以弥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空白。CC系则采取种种办法向三青团渗透，尽量安排CC人物占据团的重要位置，还将改组派的谷正纲等人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人更强调三青团是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设立，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团员也即国民党的预备党员。CC系和复兴社的激烈争夺，使得三青团内形成明显的两大派系，即CC系的“党方”团员和复兴社的“团方”成员。1940年9月1日，张治中继陈诚出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团与党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于1939年已改变对三青团的设想，并且从实际上把它从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降至为国民党训练新党员的工具，但党团关系的恶化趋势没有得到丝毫缓减。张治中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党团关系和确定团的工作纲领，先后拟定了《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统一编成《党与团之关系》由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的名义通令各级党团部执行。党团矛盾就是复兴社与CC系旧矛盾的延续，国民党内部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纠纷是党团关系日益复杂的主要原因，而蒋介石为维护个人权位极力培植这两个小组织以对付党内异己和加强对共产党的斗争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1942年，张治中在改进意见中仍然提出：“青年团目前问题，厥为团之组织性质问题。现在不惟党外人士对此点有所误解，即党内同志亦多未能正确体认。有认为团之组织系属政治性者，主张团应以政治活动为主要工作;有认为系教育性者，主张团应以教育青年、训练青年为主要工作;有认为系社会性者，主张团应以领导青年服务社会为主要工作。”“当青年团成立之时，……对于党与团之关系，不但视党与团为并立之组织，甚至对党存轻视之心理，且以团为将来代替党的组织。此种意识影响党与团之关系者甚大。一年以来，职始终秉承钧座之指示，以团为党之新生命与预备军，团之行动， 自应绝对受党之领导，对于团员之此种错误认识，极力予以纠正，并于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中，明白标示此种精神，……然迄今党与团之关系仍未达到完满之理想，甚至不时仍有磨擦情事。”“以现在一般情况而论，倘不改弦更张，另行确定团之动向与工作方针，则团之性质，已非政党，复非行政机关，又非社会团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团之地位与立场，始终在模糊动荡。”(22)三青团成立后，蒋介石始终未予明确定性，一直是政治、教育、社会三性并存，由此导致的内部纷争使其历经数年筹备而无法完成组织程序，拟定召开的“一全大会”不得不以条件“尚未成熟”一再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