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建安二十二年——一段被瘟疫改写的文学史
2020年的寒假特别漫长，肆虐横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迫使人们放弃行动自由，以闭门不出的隔离方式进行防范。这场瘟疫对我们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医学范围，意外获得的居家时间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思考与瘟疫相关的许多问题，比如重新审视以往的中国文学史。
《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
过去在探讨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大背景时，往往会特别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乃至改变文学史的进程呢？比如时下被全民热议的瘟疫，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没有影响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瘟疫会直接让作者停止创作乃至夺去他们的生命，还有比失去生命对文学创作影响更大的事情吗？只要看看当下正在发生的疫情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那么，瘟疫对文学创作会影响到何种程度呢？
还是以史为鉴，从建安二十二年（217）说起。
这一年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苦难之年。通过审视这一年发生的大瘟疫与文学创作，也许可以对这一问题会产生更为直观的认识。
即便不说文学，东汉末年的几十年间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是一个特殊时期，数年间多次爆发大瘟疫，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当时的人口锐减。据赵文林、谢淑君在其《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算，公元188年，东汉王朝的总人口为五千九百多万。到公元221年，魏蜀吴三国的总人口为一千一百多万。
《中国人口史》
短短三十多年间，人口一下减少了四千八百万，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震撼的数字。尽管难以区分大量减少的人口哪些是死于战乱，哪些是死于瘟疫，当然其中也会有故意瞒报漏报的现象，但可以想象，三十多年间被瘟疫夺走的生命应该不是几万或几十万级，而是百万级乃至千万级，这一时期人的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
就以建安年间来说，这是汉献帝的第三个年号，有二十四年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发生过七场比较大的瘟疫，可以说是非常频繁。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一书的自序中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瘟疫给他的家族带来的巨大伤害：“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从瘟疫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来看，建安二十二年（217）这一年的大瘟疫要给予特别的关注。据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是岁大疫。”这一年的年初和年末都有瘟疫爆发，到底是一年内爆发两次瘟疫，还是一次瘟疫延续了一年，还有待考实。
《建安七子集》
这一年年初，王粲病死，史书记载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
到了岁末，徐幹、刘桢、陈琳、应玚相继死去，加上此前去世的孔融和阮瑀，一度引领文学潮流的建安七子在这一年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一年的瘟疫，曹植在其《说疫气》一文中有着形象生动的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没有了生命，也就没有了创作。是瘟疫让这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才子过早离世，从后的文学创作因此改变了行程。
这一年的大瘟疫给当时的文学创作究竟带来哪些影响，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一个代表人物说起，那就是魏文帝曹丕。这一年他三十岁，正好处于而立之年，强调他的年龄，对其追求不朽的心态也许更容易理解。
曹丕画像
曹丕虽然平生事业在政治，但他对文学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一般文人。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也许不如同一时期的曹植、王粲，但也是颇有建树的，据史书记载，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后人将其与曹操、曹植并称“三曹”，绝不是为了凑个整数。
这一年对曹丕来说，是其人生中的关键之年，甚至比他三年后废汉献帝而称帝那一年还要重要。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这一年里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悲喜交加。
说喜是因为在这一年，经过明里暗里各种激烈的争夺，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曹植，被曹操立为太子，他与弟弟曹植的命运就此发生巨大改变。
说悲是因为这一年的大瘟疫夺走了他很多好友的生命，上文所说建安七子中的五位，都与他有着颇为密切的往来。
《三曹资料汇编》
曹丕与建安七子的关系不同于父亲曹操，对曹操来说，这些人都是他手下的文人谋士，他们之间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除孔融外，还存在着年龄上的代沟。曹丕则不然，他与他们中的多数人为同龄人，又是有共同爱好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谈文论艺，可以说彼此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融洽，他们的去世给曹丕带来了巨大的悲伤。
在写给吴质的书信中，曹丕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自己虽然贵为太子，但在病魔面前同样束手无策，瘟疫的流行及身边朋友的去世迫使刚入而立之年的曹丕深入思考生死这个异常沉重的话题，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可以从他写给王朗的一封书信里看出来: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曹丕集校注》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在摘录这封书信后，称其“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这封信篇幅虽然很短，但所谈论的问题严肃重大，内容也很丰富，细细体会这封书信，曹丕主要说到了两件事：
一是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瘟疫的盛行和朋友的去世让曹丕深深意识到到生命的脆弱与死亡的迫近，生死问题一下摆在面前，无可回避。在大灾大难面前，每个人离死神的距离都不遥远，太子身份也不是免死符。“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
死亡也许无法避免，但如果堂堂“七尺之形”死后仅仅成为“一棺之土”，显然也是不甘心的，于是曹丕想到了不朽的问题。
不朽这个问题早就有人讲过，比如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明刊本《魏文帝集》
耐人寻味的是，先人所讲的是三不朽，而曹丕只提到了二不朽，一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另一个是“莫如著篇籍”。他何以要单单漏掉“立功”这一选项？按说以他的身份，似乎更容易做到。
按照后人孔颖达的疏解：“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果曹丕也是做如此理解的话，也许他会为此感到羞愧，面对黎民百姓的苦难，面对身边朋友的逝去，自己无能为力，做不到“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的话，功又体现在哪里呢？
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他对立功并没有那么看重，认为它不如另外两个重要。
就两不朽来说，尽管曹丕没有将“著篇籍”放在第一位，还说了“立德扬名”，但他的重点正却在此。那么，曹丕何以单单对“著篇籍”看得如此重要？
《曹丕集校注》
这一方面来自他的文学观念和个人喜好，另一方面当建立他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上。曹丕在其《典论》自叙中曾这样介绍自己的读书情况：“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博览群书的他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千百年来，世间达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数不胜数，但是，“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曹丕《典论·论文》），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他们的著述，即便是能做到“立德”，也得通过立言的方式传之后世。
至于何以不强调立德，从他写给吴质的书信中也许可以看到一点端倪：“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当然，相比之下，三不朽中“著篇籍”也最容易做到，至少是力所能及，毕竟曹丕在这很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著述的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能够传下去。
管念慈绘《魏文帝娶亲》
二是如何面对瘟疫。
参透了生死的意义和价值，选择了实现不朽的理想方式，瘟疫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死神固然可以野蛮地夺走鲜活的生命，但它无法阻止文字的传播，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著述获得永生。这既是与死神的对抗，也是对有限生命的一种超越。
明白了这一点，对曹丕在此期间的从容淡定也就容易理解了。他并没有因瘟疫而停下自己的事业，一方面“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另一方面则 “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从曹丕身上可以很直观也很形象的看到他对生命的深刻洞察和体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自觉。这种自觉曹丕有，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有，这对文学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只有达到人的自觉才会有文学上的自觉，文学作品才会有深度，才会有个性。汉魏时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瘟疫的大爆发给曹丕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机会，朋友的相继去世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尽管他在灾难面前表现得从容淡定，但由此也生出一种急迫感，那就是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著篇籍”，让生命不朽。
董其昌书《典论·论文》
大瘟疫过去之后，就文学方面的事情而言，曹丕做了两件事：
一是加快著述的速度。从《三国志》注引《魏书》所云“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这句话来看，他似乎想整理自己以往所作，编为一集。另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此外，他还曾”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遗憾的是，这部《皇览》今已失传，仅有少量佚文留存。
在曹丕的著述中，《典论》堪称代表作，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尽管该书的撰写年代尚有争议，但它写于瘟疫前后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遗憾的是，这部书也失传了，曹丕在谈及“著篇籍”可以不朽时，大概只问写作，没有考虑传之后世的巨大困难。该书原有二十篇，如今只存《自叙》、《论文》和《论方术》三篇，不过与那些至今片纸不存的文人相比，也算是比较幸运了。
在这些残存的著述中，曹丕谈到了文学与生命的关系，他认为文学最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论文》篇中，他对文章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民国龙溪精舍刊本 《典论》
前文已经谈到，曹丕之所以把文章看得这样高，是因为他将其与人生的不朽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实现不朽的最佳方式。当时有类似观点的人应该不止曹丕一个，但他以帝王的身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其意义便不一样，这对前人所讲的三不朽是一个突破，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在为文人张目，更为重要的是，它肯定了个人创作及著书立说的价值，对文人创作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和促进。在中国历史上，对文学有这种认知的帝王凤毛麟角。
有人从文学自觉的角度来肯定《论文》，这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要强调的是，文学的自觉来自人的自觉，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曹丕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正是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促使曹丕进行这一思考，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二是帮逝去的朋友整理作品。在给吴质的书信里，曹丕这样介绍自己所做的工作：“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这封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即大瘟疫的第二年。
朋友的去世让曹丕产生急迫感，他立即行动起来，在撰写自己著述的同时，也帮逝去的朋友整理遗文。他不仅想实现自己的不朽，也想让自己的朋友不朽。他的这一想法实现了，一千多年后，我们还能看到这封书信，还能看到建安七子们的作品。
高毓浵书曹丕《与吴质书》
在与吴质的书信中，曹丕深情地追忆过去大家一起的欢乐时光：“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对这些朋友的创作做出评价，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指出各自的特点。这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学资料。
当然，建安二十二年这场大瘟疫对文学的影响绝不只限于曹丕，只不过在他身上体现得比较典型而已。
这场大瘟疫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涉及各个方面，逝者被死神野蛮地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幸存者大难不死，痛定思痛，形诸笔墨，自然也是完全不同于以往。
就笔者的认知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明刊本《建安七子集》
一是这场大瘟疫改变了当时文学发展演进的格局、进程和方向，它以终结创作个体生命的方式使建安七子成为绝响，走入历史。三年后，曹操去世，人们常说的邺下文人集团核心成员只剩下曹丕和曹植兄弟俩，中国文学由此进入正始文学的时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登上舞台，他们将文学史带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寿命大多在三四十岁，如果不是这场大瘟疫的话，他们至少还能有一二十年乃至更长的创作生命，也许文学史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是作品题材及主题的改变。在瘟疫和苦难面前，先前建功立业雄心壮志的抒发转向对生命无常、人生苦短的感叹以及对人间惨状的描绘、对逝者的怀念。
当然，这种改变并不是到这一年才发生。一场接一场的瘟疫，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人间的种种惨状，这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有体现，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曹操、曹丕，还是建安七子，皆是如此。
三曹塑像
三是作品风格的转变。题材内容及主题的改变必然会在作品风格上体现出来，从雄健有力的建安风骨到哀婉凄楚的孤寂忧伤。一些作家的创作因瘟疫而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三个方面，有人谈到瘟疫对文体的改变，比如题赠唱和之作减少，诔文哀辞发达，这很容易理解。瘟疫流行，生命凋零，人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去欢聚，写哀辞的次数自然会更多一些。
还有人提出这一时期文艺批评有较大发展，瘟疫为曹丕等人提供深入思考文学各方面问题的契机，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不过提出这些观点，还需要更为翔实的资料做支撑，也需要论证得更为充分一些。
其实瘟疫与文学并不是一个冷门话题，不限于建安时期，也不限于中国，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话题。
众所周知，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流行长达四百多年的黑死病不仅给当时的各国民众带来巨大的伤亡，也在各个方面影响到那里的文学创作，人们所熟知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作品也是以此为背景来展开故事。
《瘟疫的文化史》
总的来看，文学史的发展和演进远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瘟疫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不过是当下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彰显了这一话题，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