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
自1981年秋天以来，我研究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已经三十三年了。
沈伯俊先生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多部著作，发表《三国》研究论文100余篇，随笔、札记160余篇，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在这些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它们已被称为“沈本《三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早在《校理本三国演义》问世不久，著名学者陈辽先生就撰写书评，率先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热情洋溢地指出：“这个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陈辽：《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6期）
此后不久，著名《三国》研究专家丘振声先生撰写书评，高度评价道：“沈本是近年来研究《三国演义》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沈先生对《三国》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沈本辨伪匡误，嘉惠读者，功在千秋。”
“沈先生校理出来的错误，为我们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三国演义》所蕴涵的深层意识与艺术价值，了解其成书过程，乃至版本衍变都是很有意义的。”（丘振声：《辨伪匡误，功在千秋——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
著名的《三国》研究专家关四平教授称沈本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充分肯定道：“沈伯俊的校理工作，从学术理论角度考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时间检验。……校理工作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科学性。”
《沈伯俊说三国》，沈伯俊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
“毛本出现后三百多年来，再无人对其版本作过全面、细致的整理，因此说，沈伯俊的校理本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是一种开拓，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给人颇多启迪。”（关四平：《〈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评沈伯俊对〈三国演义〉的校理》，载《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
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郑铁生教授也高度评价了沈本的价值：“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校理最为精详也最为完备的版本，无论是这项浩翰的工程本身，还是对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出现过两次飞跃，那么一个是毛本《三国演义》，另一个就是沈本《三国演义》。这将随着岁月的大浪淘沙不彰自明。”
“沈先生的贡献，不单是对四种主要版本的《三国演义》的校理和点评，而且在于其校理工作带来的学术走向产生的意义。即它为民族文化的大普及、大推动、大解放，为书斋里的学者们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可贵的先导和不懈的努力。……沈先生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开拓出的新路，其里程碑的意义正在于此：功在当代，泽被后世。”（郑铁生：《功在当代，泽被后世——评沈本〈三国演义〉》，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三国志通俗演义》，沈伯俊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表示：沈本《三国》“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日文版《三国演义》。”
日本《三国》研究专家上田望教授也曾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6年第2号上发表《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一文，对我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上田望：《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1996年）。
上田望教授在其论文《三国说唱研究》（载《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言语文学篇》第23号，2003年3月）的注释中还特别说明：“凡引用《三国演义》，均据沈伯俊校理本。”
美国著名学者、《三国演义》英文版翻译者罗慕士（Moss Roberts）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洛）董保中教授，欧洲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等欧美学者，对沈本《三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除了中外学者的肯定和推许，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上下五千年》专题节目，介绍《三国演义》时，画面上的三种《三国》版本，均为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三国演义》评点本。
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联合录制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第104集《三国演义》，片尾展现的四种《三国》版本，有两种是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
此外，还有多种学术著作把我的《三国》整理本列入主要参考书目。
那么，“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呢？
《三国演义》，沈伯俊评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自1981年开始系统研究《三国演义》以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
例如：张飞本字“益德”，《演义》却误为“翼德”；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历史上袁绍曾封邟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曹操的重要谋士刘晔本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曹操大将李典本系山阳巨野人，《演义》却误为“山阳巨鹿人”……
像这些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只能给广大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继续错下去？我感到怀疑，认为应该予以校正。
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对《三国》中的地理错误作了初步归纳，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沈伯俊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986－1987年，我和谭良啸先生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我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
例如：毛本《三国》说董贵妃是董承之妹（第24回），我的按语是：“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董贵人（《三国演义》作“董贵妃”）应为董承之女。”
《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
我还用按语说明，东汉末有两个刘岱：一个是东莱牟平人，曾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被青州黄巾军杀死；一个是沛国人，系曹操部将，曾任司空长史，建安四年（199）奉命与王忠去徐州攻刘备。《演义》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将他们混为一谈，造成错误……
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感到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于是，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学术工程。
《三国演义》，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片面重专著，轻整理的倾向。其实，学术史早就反复证明：整理一个好的版本，特别是整理难度大、方法有创新的版本，其价值绝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
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在若干问题上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对此，我义无反顾。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
沈伯俊先生
前一篇论文，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将其归纳为八种：政区概念错误、大小地名混淆、误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错乱、地名误植、地名混位、地名文字错讹。
后一篇论文，则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了“技术性错误”的概念：
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
它们与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产生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根据这一概念，我将《演义》中的各种“技术性错误”加以综合考察，概括为五个大类：
1．人物错误。包括人名错讹、人物字号错讹、人物身份错误、人物关系错讹等。
2．地理错误。共八种（同上）。
3．职官错误。包括职官混称、随意杜撰、官爵文字错讹等。
4．历法错误。包括引用史书而错写日期、干支错误、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等。
5．其他错误。包括历史人物年龄误差、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这种种错误，总数多达八九百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这两篇论文，特别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报》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文汇报》、《文摘报》、《东方时报》、《工人日报》、《齐鲁晚报》等纷纷予以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又全文转载，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
在重新校理《三国》版本的过程中，我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了积极开拓和艰苦努力：
《三国漫话》，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一）正确的校理原则
1．明确工作的目标和范围。所谓“重新校理”，是说在传统的标点、分段、校勘异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收《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可能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
其目的，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并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2．充分尊重作者的艺术构思。凡作者有意虚构之处，一律不列入校理范围。这一点与第一点结合，严格区分“艺术虚构”与“技术性错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在理论上立于无懈可击之地。
3．《三国》的不同版本应当分别整理。
《三国演义新探》，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二）科学的整理方法
1．如何校正书中大量的“技术性错误”，这是整个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为繁难之处。在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我在不同的整理本中分别采取了这样三种方法：
（1）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
这种方法，丝毫不改变正文的面貌，同时又把书中的错误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称最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也最容易接受。
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非得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术性错误”，显得不太方便。我最早整理的《校理本三国演义》，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对此，学者们评价很高。
（2）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加脚注指出其错误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见。
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学术上自然不存在问题，专家学者也很容易接受。
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着种种错误，必须一一对照脚注方可明白，也比较麻烦。
（3）直接改动原文，并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之处和改动的依据。
这种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使读者直接看到正确的正文，对读者最为方便。同时，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上也是十分严谨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
我后来整理的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以上这几种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
2008年沈伯俊先生在南京大学做学术讲座。
2．在加注释时，注意针对读者的需要，着重注释那些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知。
如《校理本三国演义》第6回注“荥阳”云：“荥阳：县名。属司隶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西迁长安，不应经过荥阳。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战于荥阳，但未追击董卓。《演义》将二事糅合。”
又如第120回写到西晋灭吴，君臣皆贺，骠骑将军孙秀却“向南而哭”，读者可能会不理解，我就在此处注云：“孙秀：孙策幼弟孙匡之孙。曾任吴国前将军、夏口督。建衡二年（270）投奔晋国。”这样读者就明白了：原来孙秀尚有故国之思。
对此，许多同行颇为赞许。丘振声先生评道：“沈本的注释，深入浅出，释中有辨，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注是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糅注释、考证、校理于一体，具有创造性。”
《三国漫谈》，沈伯俊著，巴蜀书社1995年版。
（三）严谨的学风和过细的精神
重新校理《三国演义》，首先要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泛泛的阅读、表层的接触，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一丝不苟，细心检照；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放过许多问题。
例如，《演义》第15回写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这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但仔细翻检史料，却发现这个名字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云：“（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演义》作者漏看“弘”字，加之古书无标点，遂将“杨弘”误为“杨大将”。
从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难道不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吗？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四）勤奋刻苦，勇于拼搏
为了校理几种《三国》版本，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斗。多少年来，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连除夕之夜、大年初一也未遑休息。正是凭着这点苦干精神，才能战胜种种困难，有所前进。
从1981年秋天开始研究《三国演义》，到1992年2月我的第一种《三国》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问世，转眼之间，已是十年多的光阴！
看来，在学术上要真正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十年辛苦”可谓寻常之事！
《你不知道的三国》，沈伯俊著，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众多的知音。这些年来，国内外同行给予“沈本《三国》”的高度评价，远远超过我的估计。
梅新林、韩伟表的《〈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的这段评价颇有代表性：“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穷近十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梅新林、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当然，我清醒地知道，我的《三国》校理本还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我愿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这些整理本，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
2008年4月成稿
2014年5月19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