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初阳 | 云南边疆治理史话——鄂尔泰与云南改土归流

《鄂尔泰奏稿》中雍正四年为治理土司事所上奏折

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年谱丛刊”中的《鄂尔泰年谱》

鄂尔泰《滇中回宿易隆诗示送行者》

《云南通志》修辑职名鄂尔泰名列总裁之首 （云大图书馆高国强供图）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进步，是祖国多民族和谐大家庭的缩影，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繁荣，对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清雍正时期（1723年至1735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在中国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大规模废除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管理，实行和内陆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统一国家行政。云南是此次改革的重点区域，改土归流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交往，巩固边防，开发边疆，都有积极影响。改土归流之后，云南各族人民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云南历史上的土司制度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内陆存在较大差异，中央王朝因地制宜，在不改变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建立起对地方的统治，在汉唐宋时期主要采取宽松的“羁縻”政策，元明以后进一步形成特殊的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制度，就是王朝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颁发印信号纸，让他们充任一级地方政权的世袭长官，土司受内陆经济文化的吸引，同时自知不足以对抗中央政权，故能奉正朔，进贡赋。
    元代至清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几百年里，当中央集权统治稳固、土司管理体系健全之时，土司制度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推动边疆与内陆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及安定内域和抵御外侮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土司制度也有其局限性，土司的世袭地位及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农奴社会制度，土司对辖区内民众行使至高无上的统治特权，自订法令，拥有自己的统治机构及武装力量，对中央统治则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当中央集权统治削弱时，土司的割据性便日益明显，明代晚期统治腐朽，国力日衰，西南地区土司势力迅速膨胀，普名声和沙定洲先后发动叛乱，成为加速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系列土司叛乱，直到清初才被平定。

鄂尔泰对土司制度的调查和对策建议

鄂尔泰对雍正时期云南土司地区的社会情况，进行过深入调查。他在给清廷的《敬陈东川事宜疏》和《改土归流疏》两道奏折中，详述地方土司的种种不法行为及其危害：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滇东北的乌蒙（今昭通地区）、东川及相邻的黔、桂土司间常年争战，致使地方经济凋敝，族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尖锐。在土地肥饶、资源丰厚的乌蒙地区，由于一些土司专事劫掠，致使“川民不肯赴远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许多地方“致为荒芜不治之区”。在澜沧江中下游的边境地区，一些土司“无事近患心腹，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且一些土司与流官等勾结，控制地方政权，横行不法，“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就土司统治地区而言，土酋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十数倍”。

根据鄂尔泰的调查，云南一些地方土司拥兵自重及横行不法，已严重影响到中央政权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稳定；而土司对辖区百姓的残暴统治，使地方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清雍正时期，国力日渐强盛，而西南土司地区相对松散独立的社会结构，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清廷针对是否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展开讨论，鄂尔泰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认为必须进行改土归流，并提出具体方案：“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

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

清廷接受鄂尔泰的主张，于雍正三年（1725年）任命其为广西巡抚，后又授以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总督等要职，全权处理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在云南的改土归流行动，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夏。他首先设计擒拿镇沅土知府刁澣、沾益土知州安于藩，将二人及家属安置到江南地区，其属地改派流官治理。同年九月，者乐甸（治今镇沅县东）土司刀联斗主动投诚献地，鄂尔泰请授以职衔顶戴，目的是树立一个榜样，使土司强不如安于藩、势不如刀联斗者，能够主动遵法投诚，目的是在改流过程中尽少使用武力。

改土归流初期，鄂尔泰的改流重点为滇东北地区。雍正四年（1726年）冬，乌蒙土司禄万钟作乱，扰及东川，鄂尔泰奏请将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便于改流。迫于压力，长期横行于乌蒙、东川的土目禄鼎坤“愿求内附”，朝廷授予其土守备之职。禄鼎坤侄子禄万钟拒不就抚，鄂尔泰命总兵刘起元率兵征讨。禄万钟逃到镇雄土司陇庆侯处，又于雍正五年（1727年）逃往四川，向总督岳钟琪投诚，陇庆侯亦请岳钟琪改土归流，四川方面将二人转交鄂尔泰处置，于是乌蒙、镇雄得以改流。此事对云南及周边地区土司震动很大，广西泗城土府岑映宸主动缴印献土，接受改流。

鄂尔泰在云南前期的改土归流工作，剿抚并济，以抚为主，未大动干戈就成功在部分土司地区改流。然而随着改革深入，尤其是触动土地制度这一土司的根本利益时，土司及地方守旧势力开始激烈反抗；一些流官贪污腐化及改革措施不当，也使得一些地区矛盾进一步激化。雍正五年（1727年），镇沅土目刀如珍带领民众武装反抗，威远札铁匠、新平李百叠等起兵响应；雍正六年（1728年），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米贴土目禄永孝、广西八达颜光色等，先后起兵反抗，被鄂尔泰派军队一一镇压。
    雍正八年（1730年），因乌蒙总兵刘起元残暴贪虐，大肆搜刮地方，引发民众不满。已接受改流的禄鼎坤乘机纠合族人鼎新、万福等，率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民众数万人起事，将总兵刘起元、游击江仁、知县赛枝大等人及家人尽皆杀害。面对严峻的形势，鄂尔泰认为，“欲规划全省边疆，必将此数处永远宁谧，斯为长策”，遂以魏翥国、哈元生、韩勋兵分三路，进攻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彻底铲除反对改土归流的土司势力。经此一役，反对改流的土司势力遭到致命打击，云南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推进。

 改土归流与云南地方社会发展

鄂尔泰在云南的改土改流，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数量多，持续深入。鄂尔泰在任的6年里，云南省内先后改流的大小土司约30家。对于被革职的土司，清政府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政治上，有的严厉惩处，有的迁置内陆，有的予以保留，有的以流官录用；经济上，或没收庄园、财产，或“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保留的部分土司，主要考虑其对朝廷的效忠程度及地方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鄂尔泰在这些土司辖区内大量设置土千总、土把总等小土司，分散其势力，使之无法与朝廷抗衡，减少改革的阻力。经过此次改土归流，云南土知府、宣慰使一类高级别的大土司已为数不多，改流的重点开始转向众多中小土司；改流的范围，则涵盖滇东北至滇南、滇西边境广大地区。

鄂尔泰认为，改土归流并不难，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改流之后鄂尔泰在相关地区设署府、厅、州、县，派遣流官，清查户口，编立保甲，使中央政权的统治深入到地方基层社会，彻底消除土司势力再度割据的可能性。同时还招抚流亡，鼓励移民，奖励垦荒，促进改流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滇东北地区新开垦出上万亩粮田，滇南客籍商民“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呈现一派繁荣的社会景象。

另外，鄂尔泰在滇东北修建东川、乌蒙城，增“额兵四千”；在滇南设普洱镇，“其六茶山地千余里，画界建城，设员弁”，“以扼蒙缅、老挝门户”；在滇黔粤交界地区修广南府城，添兵安笼镇，新设右江镇。这些措施在加强改流地区军事管控的同时，还充实了朝廷在西南边疆的军事防御力量。

在政治稳定、军事保障的前提下，鄂尔泰在云南推行一系列发展经济、开发边疆的政策措施，如交通方面修筑道路、疏通河道；矿冶方面发展盐业、开发铜矿；农业方面兴修水利、改进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方面兴办学校、编修省志等，努力推动边疆与内陆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

鄂尔泰是一位有远见和抱负的官员，作为改土归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施者，他能够准确把握云南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较好地完成了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工作，对促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梁初阳 ，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刊于《云南日报》11月2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