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乐把金针度与人——张国光先生的遗产
张国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在他的周年忌日，我曾写过《论“双两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一文，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收入《争鸣与创新：张国光教授纪念文集》。我在文中肯定张先生创立“双两说”将版本研究与小说主题和人物研究及作品价值评判结合，开阔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创新了研究方法，是张先生留给后人的重要学术遗产，值得大家珍惜。
张国光先生
其实，张先生留下的值得珍惜的遗产远不只此。他视学术为生命、学术之外不计其他，具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求索精神，勇于质疑、敢于批评、绝不隐瞒观点的坦荡胸襟，奖掖后进、滋兰九畹、甘为人梯的博大情怀，体现了一位高校教师和传统学者的正直品德和人格风范，同样令人景仰和怀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即人们所称道的改革开放初期“黄金十年”，以张先生为代表的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曾经成功组织过许多全国性学术会议，创办了《水浒争鸣》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成为国内学术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高校院系之一，并以此带动了湖北周边地区尤其是湖北地市一级的学术发展，这是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能否定也难以忘怀的。我本人就是沐浴着这股学术新风并在张先生等湖北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的教育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感受尤其深切。
《水浒争鸣》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78年2月，我以青年教师的身份被荆州师范专科学校派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有幸成为了张先生的学生。张先生当时在为本系青年教师进修班作专题讲座，我作为进修生被允许参加听课。
我听张先生的第一讲是《庄子》解读，便立刻受到了震撼。张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反而常常把教材作为批判的靶子，但又能够视野开阔、议论风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让你产生想自己去体会去理解去解读的冲动。
第一讲听完后，我的思想的确被激活了，于是写了一篇《读〈庄子·逍遥游〉》，呈张先生请教，主要是想让张先生看看我的理解是否可以成立，如果有问题指出是出在什么地方，以便提高我自己的学术素养。未曾想到的是，张先生下次上课把我的读书心得还给我时，除了对文章作了批改外，还在后面写了很长一段批语，充分肯定了我的理解，并约我星期天陪他到湖北省图书馆去看书。
省图古籍部当时只对高校讲师以上的教师开放，借阅书目和册数没有限制，只是不准带出阅览室外，而实际在那儿借阅的人很少。那时张先生是讲师，两个月后才晋升副教授，我们以他的名义借出一大摞书，放在一个长条型阅览桌上阅览，中午轮流到外面找小面馆充饥，以节省还书再借的时间。
王齐洲《论“双两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就这样，我们几乎每周都到省图古籍部看书，一直到我1979年7月离开武师。当时是中文系76级学生的张三夕也和我们一起去省图看过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张老师借的都是古籍线装书，有的还是善本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线装古书，阅读多了，又有张先生随时可以请教，我慢慢知道了有关古书的一些知识，明白了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这样的经历让我难忘，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张老师对一个小学校来的青年教师给予的深情关怀和细心指导。我的专业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张先生帮我打下的，至今思之，仍不能不为之感动。
在向张先生请教的过程中，张先生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解他对《水浒》和金圣叹的看法，同样也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产生了研究《水浒》和金圣叹的冲动。就在这一年，刚复刊不久的《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了王俊年、裴效维、金宁芬合写的《〈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肯定宋江是投降派，但认为《水浒传》批判了投降，所以是一部好书。我看后颇不满意，以为《水浒传》并非讽刺小说，作品塑造的主要人物不能被肯定，又如何能够肯定这部作品呢？于是向张先生请教可不可以撰文商榷，张先生毫不犹豫地给予了鼓励，要我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意见。
我很快便写出了商榷文章初稿，请张先生指教，根据张先生意见修改定稿后投《文学评论》。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复函（后来知道复函者是侯敏泽先生），认为文章有自己的看法，也能言之成理，但因为讨论的问题多，故难以深入，建议我就某一问题展开正面论述，再投给他们。于是我将对宋江形象的看法写成《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再投《文学评论》，被收入1980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当时学术刊物很少，《文学评论丛刊》所收多是大家的文章，小文能够公开发表，离不开张先生的鼓励和指导。
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讨论，我另写成《〈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一文，呈张先生指导，张先生将其收入《水浒争鸣》第一辑，放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于198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写了《〈水浒传〉结构“不是有机的”吗？》，对茅盾的观点提出置疑，被张先生收入《水浒争鸣》第四辑，并在全国《水浒》学会成立大会上获优秀论文奖。完全可以说，是张先生引导我走上了学术之路，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何为学术论文，怎样写作学术文章。
我对于金圣叹的研究，也是在张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开展的。张先生研究金圣叹几十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所得结论也与众不同。例如，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家都认为金圣叹是反动文人，张先生却说他是有进步思想的封建文人；张先生关于金圣叹评点《水浒》有“保护色”、对宋江是“小骂大帮忙”等观点，振聋发聩，言人所不能言和不敢言。
《古典小说新探》，王齐洲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我关于金圣叹研究的第一篇文章——《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其初稿便是在武师进修期间写成的，得到过张老师的指导，后来回荆州后再作修改，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上，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发表的关于金圣叹小说理论的论文。后来接着发表的《论“动心说”——金圣叹小说理论再探》以及《金圣叹论小说结构》，也都是以此文为基础往前推进的。因此同样可以说，我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关注和探讨，也得益于张先生。
也许有人会说，张先生这样关心你，大概是你的文章支持了张先生的观点，成为他的羽翼，所以才得到他的青睐。说这话的人，恰恰证明了他并不了解张先生。张先生的确喜欢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不惜和任何人论战，无论你是著名学者，还是现任官员。然而，这是一个学者的执著，一个真情人的坦率，比起那些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毫无定见者，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事实上，张先生对于不同意见，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会给予热情支持，从不打压。我对《水浒传》的意见，与张先生并不相同，譬如我既不赞成《水浒传》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是宣传投降的作品，也不赞成金本《水浒》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因为我从根本上不赞成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更不赞成《水浒传》描写的是一场农民战争，所以就不存在所谓宋江投降与否的问题。张先生从来没有要我改变观点，反而认为我是一家之言，可以成立，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
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古典小说新探》时，我请张先生为文集作序，张先生在序中就谈到：“由于《水浒》研究中分歧的意见较多，就本书各文而论，有与我的看法一致者，也有不尽一致者，甚至还有彼此矛盾者，但这乃是正常现象。我十分欣赏儒家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治学态度。我以为先秦儒家后来分成了八派，正是这个学派有生命力的表现。”他又说：“齐洲同志提出的《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也不是农民起义。这个观点我虽然不赞成，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妨继续争论下去。”这是多么开阔的胸襟，多么坦荡的情怀，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者立为榜样，虚心学习，将其发扬光大。说这种胸襟和情怀也是张先生留给学术界的优秀遗产，一点也不为过。
作者与张国光先生合影
张先生对后学的关心、爱护、奖掖是发自内心的，是自觉自愿的，这既是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天性使然，也是一个学者对学术事业发展壮大的期盼所致，其中有深意存焉。张先生曾在我的文集序言中引用过陆机《文赋》中的“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两句，来谈他的感受。就我的理解，张先生是希望自己作为韫玉的山石和怀珠的川水，来滋养后学使之成才。
就我的学术成长而言，我深深受惠于张先生的教导和指引，有些论文也直接受到张先生文章的启发。但张先生对我的文章，总是给予肯定的正面评价和积极鼓励。甚至包括他自己研究多年、坚守多年、呼吁多年的金圣谈研究，他也不惜用赞扬的口气来肯定我对金圣谈的某一方面的探讨。例如，他在序言里便说：“有的问题经过多年的争论，已经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该为读者接受而不必别生异议。我指的是金圣叹《水浒》评论应居我国小说理论史的高峰的评价问题已基本论定，但应该看到，齐洲同志赞扬圣叹之说早发表于1981年10月，此时为金圣谈翻案之说在我国才冒出地平线，围攻者大有人在，而齐洲同志却能旗帜鲜明地发表这样的文章，这说明他对新事物的敏感性，正体现了一位青年研究家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学术勇气和不拘守陈说的理论特色。”他在序言中还谈到：“今天我重读这些论文时，觉得如睹故人，非常亲切；也为它们能够汇到一起出版感到十分欣慰！”
从这些充满感情的话语里，我能够体会出张先生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者给予了多么深切的爱护与关怀，而“青年研究家”之誉则饱含着对青年学者的期待和鞭策。他还说：“通过这本书可以使读者和老一代的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家由此看出一位青年研究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学术领域脱颖而出的过程，看出他成长的轨迹和发展的前景。还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通过本书看出我国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今后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的的大趋势。这可以说是我乐于写这篇序的原因。”
显然，张先生对于一个青年学者的关心和爱护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则是对我国古典小说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界不断加强和健康发展的热切期盼，因此，他教育、指导青年人走上学术之路，也就不仅是某个人发展进步的问题，更是为了学术事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他关心、爱护、帮助和奖掖年轻人，就是在为我们共同的学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贡献，这其中的学术精神和社会担当是多么崇高和远大。如果说这也是张先生留下的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学术遗产，难道会有学者反对吗？
张先生对后学的关爱和提携，有许多感人的事例，《争鸣与创新：张国光教授纪念文集》中就载有不少。张先生谆谆教导学生时，并非只传授给学生知识，也不是只告诉你关于某一问题的最后结论，而是不厌其烦地教你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思考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如果你能用心地听张先生的教诲，会常常激发起创新的思想，能够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争鸣与创新：张国光教授纪念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我在武师一年多时间里张先生给予的耳提面命，在我回荆州后一直成为我学术研究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著名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有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意谓好诗听凭读者去欣赏，作者是无非将写出好诗的奥妙传授给他人的。后人则多以为元氏是要写出好诗的作者别把作诗的奥妙传授他人，这反映出人们一般不愿将看家本领教给他人的保守心态。事实上，不少学者也确实是这样，他们常常只告诉你关于他的研究结论，而对于他是如何发现问题、怎样搜集材料、为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往往讳莫如深。
然而，张先生却不是这样，对于学界后辈，他常常是“鸳鸯绣出从教看，乐把金针度与人。”他会原原本本把自己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既不怕你借用他的思想，也不怕你采用他的方法。这既缘于他的学术自信，也缘于他对学术界后浪推前浪的期待。
作为老一辈的学者，张先生的学术精神在那一辈学人里是具有代表性的；作为湖北大学的教授、知名专家，张先生的人格风范在湖北大学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我的好友张三夕教授在《永恒的启示——怀念张国光老师》一文中说：“塞缪尔·亨廷顿六十年来的好友、经济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讲话中说：‘萨姆（塞缪尔的昵称）是那种让哈佛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学者。套用这个说法，张国光老师是那种让湖北大学成为一种伟大学校的学者。”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
湖北大学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相对有限，湖大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受到很大制约，正是因为有了张先生这样一批学者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地努力，在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湖北大学中文系才能够引领全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发展，创造出大家公认的令人震撼的学术辉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们今天总结张先生的学术遗产，不只是为了缅怀湖北大学中文系曾经辉煌的过去和那些为这种辉煌作出过贡献的前辈学者，更是为了开创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湖北大学中文系的未来。我们应该有所继承，有所坚守，有所期待。
本文应湖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琴园弦韵》之约而写
2014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