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纪念鲁迅，跟我周树人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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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纪念鲁迅提炼出的往往是一个无害的鲁迅、一个全民喜闻乐见的鲁迅，而全民纪念鲁迅的热潮下，却久久不见新的鲁迅，这是使我在铺天盖地的纪念中感到悲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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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现在是被全民纪念的，在鲁迅死了以后纪念，不算本事，若是鲁迅还活着，有人还敢站在鲁迅这一边，我敬他是一条好汉，否则再多的纪念固然好看，也只是让我们确信了，鲁迅先生已经死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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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机器大师决定把鲁迅从阴间捡回来，重置在21世纪。最开始，鲁迅的生活一切顺利。他生在浙江书香门第，高考世家，考试、出国留学、公务员考试，都难不倒他。但后来，一个叫钱玄同的人怂恿鲁迅发了篇小说，言辞比较激烈，被领导看到。领导委婉地告诉鲁迅，写可以写，但要写纯文学，写正能量，不能总是写黑暗的东西，对单位影响不好。鲁迅这人头铁，不听。一来二去，领导也保不住他了。正好，鲁迅觉得在公家说话太多顾忌，他就辞职做了自由撰稿人，给媒体和杂志写稿。结果，纸媒倒了，《新青年》办不下去了，陈独秀劝鲁迅搞自媒体，跟热点，被封了。鲁迅名气太大，成为重点关照对象。评论不写了，写小说总行了吧。网文他身体耗不住，纯文学他又觉得太乖巧。鲁迅想写的文学，只好发在外网。这下落了口实。鲁迅想辩解，发现自己号已经没了。那就搞翻译吧！研究中国文学，搞搞翻译，总可以吧。结果，因为鲁迅已经不在学院，缺乏关系，又因为跟学阀笔战，得罪人太多，发C刊，比小说还难。翻译倒是可以，可千字80，怎么养家糊口。鲁迅一日跟钱玄同喝酒，说，你这是把我逼上梁山啊！钱玄同也过意不去，说，树人哥儿，你别着急啊，不如，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什么路！钱玄同扶了扶黑色眼镜框说，现在教育市场火热，你去做课外辅导吧。教语文，教写作，你名气那么大，肯定不缺学生。鲁迅摇摇头，本不欲做此事，但经济负担大，也别无他法。于是，鲁迅成为一名光荣的编制外老师。
不久后，他被人暴揍了一顿。
《觉醒年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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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后期的一个困惑，就是新青年一定比旧人好吗，启蒙后的一代人，是否就比旧人更进步，更能担得起社会革新的责任。他曾经是进化论的拥护者，认为“一代新人胜旧人”。在《狂人日记》里，他呼吁“救救孩子”，对已经被吃人的历史束缚乃至同化的旧人，其实已不抱希望。但是到1927年，尤其是四一二事件、四一五广州大屠杀等事件以后，当鲁迅看到“五四”后的青年，把玩着血的游戏，看到他曾寄希望的新人，有那么一部分却流露出和旧人一样的残酷、恶意和麻木，他其实对自己过去的信念有巨大的动摇，《答有恒先生》里，他说: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但鲁迅并非全然对青年死心，他后来加入左联，声援革命青年，帮助萧红、萧君、柔石这样的青年写作者，仍流露出他对青年、对理想主义的爱护。只能说，国民革命、清党运动、南方社会的现状，让鲁迅对“新与旧”有个更复杂的认识，对进化论和启蒙进一步去魅。鲁迅相信没有历史包袱的青年更可能肩负起社会变革的可能，但他同时意识到，此地的青年若无正义之心，很快会变成老人，此地的青年若无弱者之同情，会酝酿出比保守者更血腥的残酷。所以，重要的不再是“对青年的崇拜”，而是去思索，许多青年为何过早衰老，为何会在看似进步的光晕后，表现出更守旧、慕强、崇拜权力的一面。为什么那些看似激进的青年其实更保守。这是困扰着晚年鲁迅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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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
见如下两段文字:
1925年11月3日，鲁迅《热风·题记》：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1926年11月11日，鲁迅《写在<坟>后面》：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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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个人对鲁迅说:“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
后来，鲁迅真的做公务员了，但领导不给他提意见，不给他说真话。赶巧，有个叫陈独秀的人办杂志，托人请鲁迅写东西。
鲁迅交出了中国第一篇成熟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愤怒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小说被读者看了，读者说:“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她有缺点，我们一起修正，而不是一昧的谩骂，抱怨，逃离。”
《觉醒年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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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这是鲁迅真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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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鲁迅死了，死去的鲁迅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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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最开心的事，是见到了以前在人文社实习认识的朋友，得到这套鲁迅的丛书。长大以后，愈发佩服鲁迅了，因为在中国，说真话总是很考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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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信很讲究，写给不同人，落款也不一样。比如寄给母亲，是“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致沈雁冰，是“树，顿首”；和报刊上的论敌对话，是“鲁迅”，加上“鲁迅”印鉴；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是“后学周树人启上”。有时候，落款也很可爱，比如写信给妻子许广平，曾自称“你的小白象”，而许广平被称作“小刺猬”。鲁迅常给人冷峻感，其实，他也有情意绵绵的一面，他曾对许广平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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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盛唐，是国都长安，是万邦来朝，是杜甫的诗文，是万民骨肉堆起的宫殿，但在这种对盛世的想象中，真正的庶民被忽略了，长安之外的国境，也很少人去深究。人说武周浊世，开元盛世，安史之后，天下衰微，奈何在这几个时期里，百姓的生活其实没太大区别，一样的兼并严重，一样的流离失所，所谓盛世，更多是地主和士大夫的盛世。用鲁迅的话说，封建王朝，不过是做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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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过后，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字，似乎要庆幸自己，没有活在那个痛苦的人世间。在鲁迅的笔下，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不是雕栏玉砌、光彩照人，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是大部分国人仍没有摆脱贫困、饥寒和痛苦的境地。今天对于平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但是我们仍要追问，在今天，孔乙己和祥林嫂真的远去了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故事，是否就不再发生？太阳升起，仍有它照不到的暗影。对失败者的嘲笑，并没有从这片大地彻底远去。这是我们今天依旧读鲁迅的原因。如果只是把鲁迅的文字当作历史来读，那是读鲁迅莫大的遗憾。鲁迅的意义不在于故纸堆，鲁迅的意义，是在于每一次阅读他依旧感到恒常如新的时刻。
好的小说会随着时间生长，在一次次时间的共振中，发出回响的余音。某种意义上，鲁迅的文字是被现实增值的，历经百年，他的小说没有因为时间而速锈，反而一次次让人获得新的体验。他捕捉到了极为真挚的东西，这种真不只是社会层面的真，也是人性不会随时间而改变的部分。他的文字之所以持久，就在于他总能震动趋于麻木的心灵。因此，鲁迅不会被遗忘，因为阅读鲁迅的人，就活在他所写的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