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大裁军，很多部队不服气！主刀人何正文：先裁掉自己4个儿女
百万大裁军，很多部队不服气！主刀人何正文：先裁掉自己4个儿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国内外关于解放军建设的话题层出不穷，所谓“质量建军”与解放军的大裁军不无关系。谈及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那就不得提到亲历此事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将军。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途经四川通江，刚十五六岁的何正文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山乡孩子。
一天，一个打着绑腿的高个子红军走到他面前问：“小弟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百万大裁军“操刀人”：何正文少将
何正文真不知道，摇了摇头。但当他听完那位红军所讲的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道理后，他又点头。然后就回家拿上行装，当了红军。
当红军后才知道，问他话的人就是后来的大将王树声。他参加的部队是红军七十三师。在这个能征善战的英雄师里，他接受了一个基层士兵最初的锻炼和培养。
何正文在红军创建和发展时期参军入伍。当时，与他前后一同参加红军的有数十万工农子弟。1955年，何正文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待他成为这支光荣军队的将军时，他负责的工作竟是裁军！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归入刘邓大军，从在三五八旅当团参谋长开始，当过太行分区参谋长、太行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九纵参谋长、解放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师长、川东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3年，受尽迫害的何正文出来重新工作。不久，他被点将到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据说，他和张廷发等4人，是刘邓手下有名的军事参谋，很受刘邓的赏识。他起初管过一段军训和外面的事，在邓小平再度出山时，他便主管军务，动员和装备工作，开始协助军委解决“肿、散、骄、奢、惰”等问题。
说起大裁军，何正文将军说，所谓“消肿”的战略，早在建国初就开始实施了。抗美援朝胜利之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军队进行过大规模的精简，以后还进行了多次减员。真正的膨胀是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在“大打，早打打人民战争“思想的支配下，军队总数陡然增加起来了。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提出的是一个“和平建军”的思想。
邓小平
在1975年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肿、散、骄，奢，惰”的状况，提出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
许多年后，何正文对那次历史性的会议记忆犹新。他说："小平同志那时刚解放出来，与叶帅一起抓军队工作，他们把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召集在一起，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防止野心家篡夺军队领导权力，不让他们插手军队；第二就是要解决，肿、散、骄、奢、惰，“肿”放在第一位。给部队'消肿’，是小平同志思考的一个战略问题。”
“消肿”思想在当时如一缕阳光，大大鼓舞了全军官兵的士气。
可惜，在当时并没有执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军队“消肿”的指导方针才重新提上了建军的议事日程。
邓小平在1977年的军委会上旧话重提：“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一个就是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
1980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得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有人粗略统计了一下，有关军队“消肿”的问题，从1975年到1984年，邓小平大会讲，小会谈，多达数十次。也正是在这10年里，在邓小平”消肿”精神的指示下，全军上下行动，才为后来的百万大裁军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环境氛围和工作经验。
何正文
何正文透露：许多人只知道百万大裁军，殊不知从1975年到1984年间，军队先后搞过4次精简，在编制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只不过动作太小，而没有过多地去考虑”撤庙”。然而，话说回来，没有这4次精简，就没有后来大裁军比较顺利地进行。
大约就在这4次精简期间，何正文接手了全军编制体制调整的组织工作。那是在邓小平第二次出来工作不久之后。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第一个是'肿’字”的半年后，何正文就由主管训练和外事转人主管全军军务，动员和装备工作。在主管的这三项工作中，军务是一项大工作，在军务工作中，“消肿”成了头等大的事。
据一些老同志透露，那时，从何正文工作调整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已下定决心搞编制体制，实施大裁军的战略了。何正文不仅仅是工作上的调整，而且是重用！
何正文和邓小平在工作上交往很多。据他回忆，他担任主管军务部门的副总参谋长后，就负责全军编制体制调整领导小组的工作。当时，邓小平经常过问全军编制体制的情况。一有召唤，何正文便马上去汇报。老参谋长出身，一系列数据都在脑子里，问啥说啥。邓小平很干脆，有话则说，无话不闲扯。到1984年初，邓小平就正式集中精力率领全军“打裁军仗”了。
1984年11月，就在国庆35周年大阅兵之后的北京。一天，京西宾馆里云集了来自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等单位的司令员、政委等，参加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这次军委会上，邓小平旁征博引，高瞻远瞩。邓小平从国家阅兵谈到军队高层领导老龄化；从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分析到军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最终谈到将建军轨道归至和平时期，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
1984年阅兵
在座的每一位将领都深切体会到了邓小平讲话中那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裁军百万，军令如山，全军上下，统一行动。到1985年，中国进入了“裁军年”。
那次从上到下、由里及外的全方位裁员，对于我们这支员额多年居高不下的庞大军队来说，无疑是一场痛苦而艰难的革命！
那时，何正文整天随身带着一个大皮包，包里装着各种涉及到编制的材料、统计和意见，一会在这儿开会，一会在那儿听汇报。不过不管到哪里，他都是个让人又敬又畏的人物。
谁都知道他扛着一把“尚方宝剑”，他现在的工作是作减法，看准了就要砍！所以，他走到哪儿也不轻易表态，只是听，把各方面意见统一之后再定方案。
何正文的确摊上了军队建设的“第一难的事”，不过他清楚军队增长与裁减的辩证关系。当年，他在刘伯承任校长的红军大学工作期间，每次见面，刘伯承总是让他读书，甚至要他在买不起书时，可以找自己要钱。后来邓小平也是如此。一方面是他勤学，一方面是刘、邓的督促，他读了不少史、地、哲方面的书。他认为养兵要区分时间、空间。然而，在具体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少名将乃至统帅，往往不分时空条件，照搬“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是长期裁军难的一个原因。
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
他从多年的部队建设实践中清楚地看到，军队发展在数量上走入了一个误区：在以往的每次精简整编中，都有少数单位和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部队今年减编，明年又扩编，干部转业了一批就再提一批，提了又转。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精简整编中有些单位陷入“精简-整编，再精简——再整编”的恶性循环。
何正文坚决执行小平同志，中央军委的指示，这一次要下大决心，困难再大也要减，而且确立大动作，要“撤庙”减人！
当时全军共有11个军区，也是裁军的重点和难点单位。军区级单位裁员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单位的 工作才能上行下效。
然而，每个军区似乎都有它继续独立存在下去的充分理由：有占尽地利优势，雄居边关，濒临前线 的；有全面建设快速，虽地处内陆，但便于物资集散，屯兵备战的；有历史上屡立战功，现在又正在支援地方工程，不能下马的...这样，就有很多部队领导不服气，不愿意将自己部队裁掉。
据何正文将军透露，起初摸底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以说与军委的要求距离甚大。那时，各方面困难重重，撤不掉、减不下。要撤部队、减人，在领导身上如同剜自己的心头肉，割谁谁心痛，拿谁谁叫唤。
在这个时候，总参召开各大单位领导和业务部门会议，用小平同志的思想来统一大家，给大家把底交代清楚，要从体制上着手！
从体制上着手是邓小平的思想。早在1980年初，他就在军委常委会上吹过风：体制问题，"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他的这个思想越来越清晰。到1980年底，他又指出：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方法，用改良的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邓小平对裁军百万的指示非常明确。他向总参业务部门打招呼时讲得很清楚："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听了邓小平的话，何正文心里越来越清楚。长期作为邓小平的部下，他知道邓小平思考问题有连贯性，这几次讲话和谈话，是一次比一次鲜明。另外，邓小平善于考虑大的事情，具体到细枝末节的事他管得不太多。看来这个方向是铁板上钉钉的，不会变了。当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特别是军队中威信很高。
在召集各单位人员参加的会议上， 他向大家把邓小平的主要精神传达了出去。这一传达马上起了作用。过去一些单位，见了精简整编领导小组的人就跳，现在那种急躁情绪少多了。
那一阵，全军精简整编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反复研究了地方的改革成功经验，提出了一个“撤、并降，交，改，理”的办法。
撤：是指有组织的撤销部队；
并：就是合并军事机构，比如合并军区等等；
降：是削减部分单位的结构级别和规模，如将兵团降为军级别、师级。
交：就是将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部分职能机构移交给地方。
理：理顺各方面关系。
这个原则一公布，马上引起轩然大波。正如知情人在后来说的那样，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来开会，对精简整编都同意、都支持、都表示赞成，但内心却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最好不要撤、并、降自己单 位。这些半辈子戎马生涯的司令和政委，对部队的感情太深了……
这一僵局是从统帅部那里打开的。何正文心里清楚，打仗必须选择突破口，而精简整编的突破口选在哪里？后来选在统帅部的三总部。这个突破口是邓小平选的。
邓小平在1975年出山后，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在总参时对队伍不精干、人浮于事就不大满意，专门讲过军队人数要减少，总参、总政、总后责任重大。
1980年至1982年，邓小平又在许多场合讲述过这个问题。而在这裁军的关键时刻，他专门给何正文讲述他对统帅部机关臃肿的意见：“总部机关人那么多，如果不精简，将来打仗跑也跑不赢。”
邓小平还说：三总部机关搞那么大干什么？这个部门机关只要一大、又多，就会相互扯皮；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
好多事情都得依靠部门去做嘛！副职多了，就会形成官僚主义。我们的“肿”，主要在高层，第一是三总部！
到1984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怎么个精简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对三总部带头的问题，何正文将军在回忆时讲了这样一件事：1982年搞精简整编，他带领大家拟制了一个三总部人员减少18.2%的方案，并经总参党委审定后，报党中央和军委审批。很快，报 告退了回来，上面有邓小平的一段批示：
“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以后再进一步研究。”
人民解放军
对这个方案，邓小平感到有不足之处，但认为可作为权宜之计。可在这之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讲：“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这个“不是完全令人满意”，主要是指总部精简，这使大家感到压力很大。何正文将军用”令我很不安”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1984年，总参一面征求各大军区意见，一面拟制总部编制方案。这一次，何正文同大家有了“尚方宝剑”，便以三总部为突破口，先“撤庙”，后减人。“撤，并降、交、改、理”等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
首先，在整编方案中，将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一条首要原则列出 来，并以此形成声势，统一行动。
其次，是同三总部共同努力，将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到六分之一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一半。
再次，三总部机关带头，说动就动，说减就减，为部队做出了好榜样。
另外，作为百万大裁军的“主刀人”、何正文少将首先也想到了自己的4个儿女，4个儿女先后参了军，而且在部队里发展得也很好。这次大裁军，在父亲的劝导下，4个儿女都脱下了军装，成了最先被裁员的军人。何正文以身作则，带了一个好头。
这一次，这个突破口找得好。过去很多部队不服气地说：“你叫我们减，你们总部为何不减？”现在这样的话没有了。
各大军区领导看了总部的方案，心里也有了定数，各自开始动大手术。在这方面，何正文感受最深：过去难办的事好办多了，难听的话渐渐少了，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思想觉悟高了…
当然，事物并不是绝对的。全军裁军一百万，革命的“风暴”还未到真的高潮！
杨尚昆
1984年国庆阅兵之后的一天 总参军务部值班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杨副主席想看一下方案，请快点送来！”
来电话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是按杨尚昆副主席的指示打来的。
这一阵，全军精简整编方案一遍一遍在送，一次一次在研究。
何正文仍然穿梭于上下，沟通于左右，会前会后地做工作。他感到越到“定大盘子”时，越是到了风口浪尖上。
经过几上几下，11个大军区初步定下来合并为4个。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和成都四大军区撤销。
在此期间，武汉军区一再强调其战略机动性，作为军委总预备队，机动性强，辐射范围广，建议保留。还有乌鲁木齐军区和福州军区，由于过去担任特殊的战略防御任务，一下子观念上难以彻底转变，认为不撤为宜，再就是成都军区，也有许多让人信服的理由不撤不并…
思想统一与行动统一总是存在着差距。何正文带着业务部门骨干同大家研究、比较、论证、磋商，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和心血。有时工作做到各军区主要负责人那里受阻，他便建议总参主要领导和军委领导直接做工作。
最后，基本形成一个武汉军区并入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并入兰州军区、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的格局。
“大盘子”定下来了，但“小盘子”也并非能轻易落实。
“庙”撤了一部分，但“念经的“仍坚持保留不让精简。这样，又进入了新一轮工作，而这一次工作要难得多。因为这是各大单位领导在坚守最后的一点意见——他们的确太爱自己的官兵了！
人民解放军
有一次开会研究某总部直属部队的兵员问题，总部领导均到会发表意见，最后的焦点落在一支部队的撤销问题上。双方意见都很明确一个认为应该撤，一个认为应该留。争论到极处，该总部的领导坐不住了：“胡搞！这是谁的意见？”
这位领导是有名的将军，话说到这一步已经够重了，但再重也得有人扛，否则一放下来就麻烦了。这时，何正文硬起肩膀说：“大主意是邓主席的，您也是表了态的。小主意是我们出的。我认为撤得必要多些！”他用浓重的川音将理由一条条说了出来，最后气氛便缓和了许多。经过几次争论，这个小盘定了下来：撤销！
总参军务部定下来撇并某军种在全国的站点，立即引起该军种主要领导的不同意见。在通气协商后，该领导经过考虑，认为不合理，便向总参打报告。
报告何正文看了，认为没有什么新意，暂时没考虑。第一份报告没考虑，第二份报告又上来了。这份报告是以该领导的名义送来的。何正文看了看，因与这位领导比较熟悉，便当场拿起电话，陈以利弊。电话上讲了半天，终没结果。
紧接着，第三份报告又来了，是以该军种名义打来的。在这节骨眼上，何正文报请军委领导裁定，最后维护了总部的方案。
人民解放军
减兵难，减部队难，减老部队更难。这一点，何正文在1985年的整编中体会最深。
有一天，他开会开到深夜刚回来，就有一个电话追到家里。电话是一位在外地休养的老首长打来的，他想知道有一支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何正文一听，知道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没公布之前，他不能说话，包括对老首长也不便讲。
所以，他仅仅是应付老首长去打听一下。 但毕竟老首长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从他的话中就知道老首长的意思：你是一个负责裁军整编的副总参谋长，不可能不知情。一大早又打来电话，讲述部队的光辉历史，言下之意就是建议保留该部队。
老同志一夜未眠，他也一夜未睡。不过，最令他竭力思考的是“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方案。这就是后来的“成昆之变”。
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处于特殊时期，曾确定撤成都，保昆明，即“并成入昆”。但到1985年，不仅边境形势发生变化，而且一些新的矛盾也凸现出来，一个“并昆入成”的“成昆之变”正在酝酿。
对于这件事，80多岁高龄的何正文还保留着很深的印象：“在成昆军区合并定点上产生了不同意见。扩大会议之前，总参初步方案和与会军以上干部均主张，把合并后的军区领导机关放在昆明。但是，后来考虑的是从国家建设长远利弊和整体战略利害关系出发的。”
邓小平
何正文是这次给“大盘子”做手术的主要人物之一。他透露了一件往事：我为此给杨尚昆副主席和邓小平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赞成军区定点在成都市，并提出了有关理由。
“成昆之变”是当时“大盘子”上的最后一个问题，百万大裁军的大幕拉开了！
1985年5月20日，多架军机先后降落在北京西郊。解放军各军区司令员、各军兵种司令员、政委、和军级以上部队的主官，他们分两批被召集到首都京西宾馆，去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经过一年多的大规模机构改革和精简重组的谋划，11座“大庙”中的4座将被撤销，大家都拭目以待。
在这次会议上，何正文由前台的忙人，变成了坐在会议角落里的闲人：方案已经经军委审定，会务工作也有专门的保障部门。他现在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宁静。会场上遇到许多老熟人，大家打招呼、谈笑和下棋。只是见了某军区领导有点例外，他不搭理，但何正文能理解…
何正文记得真切，到了最后，也没人再打听了。因为谁都知道，一旦形成方案，再不存在更改的事情。军令如山，这个时候体现得最为分明。几乎就在大家的静等与期盼之中，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审批同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百万的方案正式公布了！
于是，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在1985年，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减少了近一半。 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进行了相应的精简重组；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0余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00余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几十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在方案公布后，何正文将军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亲历者，无疑已经看到了那场悲壮的阵痛。
但悲壮是一种美，作为当事人，也有许多自豪和欣慰。他在生前回忆起这段历史，依然心潮澎湃：
"1985年我军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四分之一。尤其是那些有着几十年辉煌历史和卓越军事成就的部队，突然撤回了番号，着实令人遗憾。
但是，我们的部队是好样的。战争年代指到哪打到哪，和平时期叫干啥就干啥。为了党的事业，叫留叫撤，二话不说。有个部队为了最后向军旗告别，干部、战士 含着热泪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何正文将军墓
这不仅表明我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而且表明我们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经得起战争生死的考验，也经得起体制改革的考验。
而且，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裁军，必须改革体制的论断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正确，得到了全军上下的拥戴。
2000年9月29日，何正文将军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