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未曾去过中国 却写出了一部中国雕塑史名著
【休闲爱好 文艺生活】导语：1915年，一部名为《中国雕塑史》的厚重著作诞生，将中国雕塑推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上千卷典籍文献穷尽心力的遍寻查找，几乎将宋代以前的中国雕塑史料一网打尽。数以百计的照片拓片，将读者引向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中国雕塑时代。雕塑，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工匠末流之技，与绘画书法无法比肩而立。1915年，一部名为《中国雕塑史》的厚重著作诞生，将中国雕塑推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上千卷典籍文献穷尽心力的遍寻查找，几乎将宋代以前的中国雕塑史料一网打尽。数以百计的照片拓片，将读者引向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中国雕塑时代。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中国雕塑史的著作，撰著这部巨作的，正是专题封面（见下图）右下角，那位伫立仰望龙门石窟力士雕像的中年男人。他身着长袍马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20世纪初典型的中国人。但他却是一位日本学者，名叫大村西崖。令人瞠目的是，他在撰写《中国雕塑史》时，尚未来过中国。这一年，大村西崖48岁，尽管他从未踏足斯土，但他早已将中国视为心灵上的故乡。在他成长的明治时代，正是日本高唱“脱亚入欧”声势最高之时，但他却宁可背道而驰，将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认定寻找日本乃至东洋文化的根源，就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之中。
此书撰写的六年后，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带着虔敬之心与那些昔日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雕塑一一会面。发掘它们被湮没已久的过往。1926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赶赴甪直保圣寺考察被认为是唐代名手杨惠之雕塑的十八罗汉像。他的考察笔记《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也成为他的遗著，1927年3月8日，大村西崖病逝。被他研究记录许多的中国雕塑，在20世纪动荡的岁月中，或风霜侵蚀，或横遭劫难，如今已经不复得见。正是他的著作，保存下了这些雕塑被发现时最动人的一瞬。
“中国的书画书籍实在汗牛充栋，然而专门记录雕塑的书籍，或许是我浅见寡闻，还没有发现一本”。
当大村西崖在《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即《中国雕塑史》）的自序开篇写下这句话时，自作谦逊的慨叹之余，心中或许还有某种如释重负的欣然之情。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他已经耗费十数年时光遍览史料，搜求文献。长达两年的撰稿过程更是兀坐萧斋，几乎谢绝尘缘。初稿完成后，他又遍访藏家硕学，请益增删，再度易稿，最终才在1915年4月克成付梓。“时闻流莺之婉转，终了活字之校正”，倏忽之间，顾影自视，自己已然是年将半百了。
大村西崖《中国雕塑史》的资料来源，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史料文献中记载。如图一中的“高辛墓出土珌琫”，来自于元代文人朱德润的《古玉图》，原书介绍了这件玉雕的来历：“夏紫芝得于西京，传是高辛墓中物。珌，玉色白而古，斑黑；琫，玉色微青而古，斑红黑，亦三代前物也。至治中尝观于奉礼郎刘衍祥家。”然而这种出自文人笔记的内容，大村鉴于中国人“信而好古”的崇古风习，对此多有质疑。因此，他虽然将其列入“太古”一章中，但仍写道“然而此珌琫是否为高辛氏之物仍存在很大疑问”。以今人眼光判断，这两枚玉器的式样更像是战国或更晚的时代，也不能排除后世仿古伪造的可能。
声称自己的著作乃是空前开创之作，乍听起来，很像是大村西崖的高自标榜。但是环顾此书初版的1915年，就会发现大村西崖此言并非向壁自夸。其原因，一如他在自序中阐述的那样，“虽然很早绘画就与书法比肩，都被誉为最高尚的艺术，但古往今来，中国人始终将雕塑等同于奇技淫巧，只因彼为平面，此为立体，便不能在艺术上与绘画并驾齐驱。因此对待雕塑作品便不像对待绘画那般尊崇。而且很少有人记载其制作过程和技艺变迁”。即使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Sirén）撰写的中国雕塑史的名作《5-14世纪中国雕塑》，距离他的著作，也已过去了十年时间。而这本后来之作，其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六朝唐宋的佛教造像。在序言中，喜龙仁特别感谢了他的汉学同行魏礼（ArthurWaley），因为他“在阅读大村西崖有关中国雕塑的著作时做了大量笔记，并将它们提供给了我”。而这本书引述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正是来自于大村西崖的前驱之作。
中国自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研究，成为了大村西崖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尽管中国古人对雕塑不甚看重，但出于崇古心态，对古代的金石碑铭颇多看重。山东嘉祥的武氏石祠就是备受关注的汉代石刻代表。1061年，北宋文人，金石学家欧阳修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中首次收录了武斑碑和武荣碑的碑文，1117年，宋代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著录了包括武斑碑、武荣碑、武开明碑、武梁碑、武氏祠石阙、武梁祠画像的铭文。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又在《隶释》中复制了武梁祠画像中“孔子见老子画像”。及至清代，金石学家黄易将因洪水淹没的武氏石祠重新发掘出来，建屋保护，打制拓片，分送同好友人。到19世纪，武氏石祠已经成为举国皆知的著名汉代石刻，1825年，金石学家瞿中溶出版了《武氏祠堂画像考》，对武氏石祠的石刻画像进行了深入考察。大村西崖关于武氏石祠的部分，正得益于中国金石学家的研究。本图正是武氏左石室第四石的拓片，中间部分描绘的正是荆轲刺秦王的情景，下方则是伏羲女娲的画像。
今天，深受西方艺术理论影响的中国学者，或许会更喜欢喜龙仁用专业术语点缀的哲思睿见，而大村西崖的著作，更像是分类整理的文献汇编。从表面上看，诚然如此。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中，绝难找到喜龙仁笔下“韵律是艺术作品的脉搏，虽说它不会随着身体的脉搏规律跳动，却能传递出人内在的律动”这样措辞优雅又精炼准确的语句。他的著作总是大段大段地抄掇史料，不厌其烦地征引文献，即使是观点的总结，也枯燥干涩。在北魏的金玉工造金人的章节里，他干巴巴地总结道：“铸造金人或为拓跋氏自古传下的习俗，其由来不详，也有可能沿袭了汉代匈奴的习俗。”
大村西崖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曾向多名学者同行进行请教，求取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在为《中国雕塑史》撰写的序言中，罗振玉回忆自己与大村西崖初次见面是在1914年冬天，大村西崖“纵谈吾国古雕刻事，则称引群籍，若泻瓶水”，其见闻之广博，让罗振玉大感惊奇，于是尽出自己所藏，供其研究。本图的李夫人墓门石拓片，即出自罗振玉拓本。大村西崖写道：“山东蓬莱县李允勷藏石（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当中有李君夫人墓门前的画像石。雕刻的是一头卧着的鹿。隆起的部分更为突出，显然浮雕技艺日益进步。题铭为：‘汉廿八将命佐功苗，东藩琴亭国李夫人灵第之门’。”大村西崖也考证了铭文中的地点和人物，认为李夫人可能是东汉琴亭侯李纯或李纯之子李广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