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人的衣食住行（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郭旭东）

衣食住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一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在探索殷商时期的这一问题时，人们受到了时代久远，实物资料短缺的限制，历史上不少研究者对此皆一筹莫展，扶案兴叹。春秋末年的孔老夫子，曾有雄心对三代历史做一番整理，但是，当他接触实际后，才发现事情远非他想象的那么容易，首要的困难就是"文献不足征"。老人家失望致极，只好悻悻而罢。

      

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的科学发掘使这一困局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人们通过仔细梳理和认真研究地下出土的殷墟甲骨文材料和考古成果，并紧密结合历史典籍的只言片语，才逐渐使3000年前的殷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清晰起来，长期以来晦暗不明的殷商社会生活图景，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也慢慢地呈现于我们面前。可以说，殷人那丰略各异、斑驳陆离的物质生活方式，辉煌灿烂、缤纷流华的古老殷商文明，不仅为今人留下了一笔丰厚有源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成为了荡荡不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曲精彩乐章。

贵贱有别——殷人的衣饰

作为避寒暑、蔽形体和增美仪的衣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各有特点，不仅表现于质地上，也区别在款式和装饰上。殷人的衣饰，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发展。从衣服质料上看，既有普通的麻葛制品，也有高档的丝织品。服饰款式多种多样，华丽与粗朴并存。殷人的发式和冠帽也是形形色色，真实地反映了殷人爱美、讲美的心态。而从艺术价值方面言，缤纷繁杂的小件饰物不仅满足了殷人的美感，同时也是珍贵的艺术品。总之，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殷人的服饰不但体现了其实用功能，同时还隐含了"明贵贱之别，序等列之分"的礼制内容,并为后世形成的一系列服饰制度奠定了基调。

       

从甲骨文字记载和殷墟考古成果得知，殷商时期人们所穿的衣服的质料大致有三种：丝织品，麻葛布，皮革。

       

殷人种桑养蚕、纺织丝绸在甲骨文中已有反映。甲骨文中的桑、蚕两字均已出现并十分形象，卜辞中也有对蚕神的祭祀记录。而考古中，还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

       

丝织品在殷墟经常有所发现，且上面多有彩绘图案。考古工作者曾在殷墟戚家庄的一座墓中，发现有经纬细密的彩绘帷帐，帐上绘有兽面纹图案，并镶有小圆骨泡纹。兽面纹图案红色打底，间敷黄墨色。在殷墟西区的另一殷墓中，则发现有彩绘画幔。殷墟妇好墓中，所出丝织品种类更是多达6种，编织技巧也十分精细。既有平纹绢，也有双经双纬绢绸，还有由经线显菱形花纹的文绮、纱罗组织的大孔罗等。大孔罗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拈回，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纠经机织罗。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古代文献所说的殷商时期人们"衣文绣"和"锦绣被堂，金玉珍玮"的历史真实性。

       

麻葛织品在殷商时期使用范围很广，它主要出土于中下层平民墓中，是当时平民阶层的主要衣物原料。殷墟西区M1052中的人尸架上，覆有数层彩绘麻布,厚约 3-4毫米,上绘蝉形图案,底为红色、黑线勾勒,又填以白黄颜色。更多的平民墓中所发现的则是质粗色单的麻布织品,其中以黑色或素色麻织品常见。未成品麻线、麻绳也有出土。

       

有专家认为,殷人的衣料还有木棉织物。解放前殷墟第13次科学发掘中,考古学家在整理著名的YH127甲骨坑中龟甲时,在65片无字碎甲上发现有粘附的布纹痕迹，后经电子显微镜反射光观察及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经过生物化学方法验证，确定这些布纹痕迹是棉类织物。更确切的说，这些棉类织物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大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

       

皮革也是殷人衣料之一。当时发达的畜牧业和大规模的频繁狩猎，使殷人制作裘皮衣物有用之不竭的动物皮毛。在王陵大墓M1004中,考古工作者就赫然发现了上绘黑、红、白、黄四种颜色图案花纹的皮甲残痕。在甲骨文中，"裘"字写法与"衣"字相近，所不同的是裘字作衣上有毛之形，而这正与《说文解字》中的" 裘，皮衣也，从衣象形"的解释相符合。殷商时期制作裘皮衣服的工艺技术及模式，对后世也深有影响。周代，裘皮制衣更加广泛，以至于国家专设"司裘"一职来管理此业。

       

衣服因年代久远不易保存，故殷墟发掘数十年，尚未得到一件殷代衣服实物。但是殷墟出土的殷代人像雕塑，却为我们了解当时服饰的形制、款式提供了帮助。总的情况看，殷代的服饰以左右交衽形制为主。上层贵族衣装华丽，质地优良，做工讲究。而下层奴隶的服饰则简朴无华，制作粗略。尊卑等级在服饰上已尽有体现。

       

殷代高级权贵的衣着打扮为交领右衽短衣。这种款式是衣领直接连着左右衣襟，在胸前相交，右襟压着左襟，以右襟为前襟，衣长及臀，袖长至腕，袖口较窄，下配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

       

交领右衽素长衣则是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穿服式。这种服式为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后世的"深衣"应即寻此而成。

       

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也为贵族衣装。此种服式衣领从颈后左右绕至胸前平行垂落下来，衣长及臀，长袖，下配花长裤，鞋履，头带 形冠。

       

高级贵妇着装为一种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这一款式，其衣长及足踝，配以宽腰带，上窄下宽形蔽膝，鞋履，头戴 形冠卷。

       

交领右衽素小袍，则是殷代中上层社会阶层孩童衣装，它衣长至膝，长袖，配以宽裤，腰带，软履。

       

圆领细长袖连胯衣为下摆垂地，束腰索，免冠，这是殷代罪犯或下层奴隶的服式。而更简单的奴隶衣装则是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额部戴圆箍形 ，或是戴一扁平圆冠。

       

殷人的发式及冠帽在考古发掘中曾有所揭发。就发型而言，有高耸的，有梳辫的，形制各异，花样颇多，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美的心态与情趣。而冠帽则有圆形帽箍式和高冠式两种。考古中发现的青铜胄则是一种武冠，与战士打仗相关，但并不普遍。束带之风在当时较为流行。

       

殷人在衣着整齐之后，很喜欢照镜修饰打扮，妇好墓中就曾出土有青铜质的镜子。也喜欢配带小饰品，所用饰品质料不拘，种类齐全，样品繁多，从而形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作为簪发盘发之物，笄是殷人常用的饰品，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有着大量发现。既有贵族贵妇们使用的玉笄，也有一般平民奴隶们使用的骨笄。有些笄的造型还十分别致，通常是在顶端雕成各种形状或者雕成动物，以增加美感。有的顶端有突起的榫或凹入的孔眼，可与笄帽套合。为大量供应人们需要，殷代已出现了专门制作骨笄的手工业作坊，其遗址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对笄的使用上，殷人也颇为讲究，有在双髻上双双插笄的，也有多笄的。更为漂亮的则是如同孔雀开屏一样的雀屏冠饰，其缤纷复杂，反映了当时人的爱美心态。

       

出土于西北冈M2099中的一件玉冠饰，则堪称精品，它是在额前附缀一珩形的玉质饰品，内周又附有许多小块绿松石，内周孤度与发际恰好一致。造型奇绝，镂刻华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殷代艺术珍品。

       

殷人佩饰的小件物品特别多，除常见的玉坠、玉环、玉管、海贝之外，玉雕小动物如玉龙、玉凤、玉虎、玉象、玉兔、玉马、玉雁等显然也很受当时人们垂爱。考古中发现的这类小饰品，或栩栩如生，或夸张变形，或笨拙朴实、憨态可掬，或灵捷活泼、玲珑可爱。造型独特，琢制细腻，工艺精湛，常令人叹为观止。

贵黍重酒——殷人的饮食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最初先民们追求的目标，只有在保证最基本的饮食的条件下，人类才能够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才能繁衍生殖，创造文明。人类早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寻觅食物、猎取食物、争夺食物、力求生存的历史。殷商时期，虽然年代距今已久，但其饮食特点与饮食观念以及由此而初步形成的饮食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殷人对粮食作物生产极为重视，商王为此经常向他们崇拜的上帝和祖先神"求年"、"求禾"，并经常视察作物种植等事宜，希望农业能获得丰收，王朝能得到一个好的年成。由此可见，农业丰收与否，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国事。

       

从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发掘情况看，殷商时期所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黍、稷（粟）、麦、稻、高梁等，即俗称的"五谷"。其中以黍、稷最为常见，这是与安阳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条件以及殷人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贵黍而贱粟的习俗。黍是统治阶级主要的享用之物，一般平民则难以吃食，加之黍又是酿酒的原料，故受到奴隶主贵族格外的重视，殷墟甲骨文中大量卜问是否"受黍"的卜辞即是证明。稻、高梁的种植不及粟，稷是当时最普通的食物，而麦则是时令食物。

       

对于动物肉食，殷人十分喜爱。殷代畜牧业发达，渔猎也极为频繁，故猪、牛、羊肉、飞禽走兽以及水产动物充足，在殷墟考古中至今还有殷代的动物残肉以及各类动物肢骨出土，考古工作者就曾在郭家庄M160墓中的一个方鼎内，发现有殷人遗留下的猪肉实物。而甲骨文里有殷人动辄成百上千地杀牛杀羊祭祀神祖的记载，而其祭祀之后的牛羊肉自然也都要被活人消化掉。

       

殷人喜欢的酒多为粮食酒，主要是由黍酿造而成，但也不排除果料酒。1983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郭家庄发掘殷代墓葬时，曾意外地于一个铜卣中发现有白色液体，后经有关专家化验，其中含有乙醇成分，据此推断，这个铜卣中装的就是殷商时期的酒。而殷人用酒祭祀神祖，在甲骨文中则是比比可见。

       

殷人对食物的吃法是以火熟食，具体的制作方法，据文献记载有燔、炙、炮、烙、蒸、煮、爆、烧、炖、烩、熬、脯、羹等。殷墟出土的许多器物底部都有烟黛痕迹，显然是火烧的遗留。王陵大墓中发现的牛鼎、鹿鼎，大小参差，恰与牛、鹿体形相配，足可烹牛烹鹿了。而妇好墓中出土的三联甗，则是一件重达138公斤的大型炊蒸器，它由一个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组成，大甑可自由活动，甗架就是一个多眼烧灶，整件器物俨然今日的"火锅"。妇好墓中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汽柱形甑，与常见的甑不同，它的底部有一个中空的透气圆柱，柱顶做成四瓣花朵形，使用时将其放于鬲上，腹内填以食物，然后利用上腾蒸汽把食物蒸熟。此器不但实用性强，而且设计合理，构思巧妙，工艺精湛。

       

殷人使用的饮食器具，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甚巨，也是殷墟多见的文化遗物，但有明显的阶级和等级之分。就一般平民而言，陶器是其日常用具，种类简单、制作也不精。而青铜器物则是殷代贵族主要的生活用具。当时使用的炊器有鬲、甗、甑，食器有豆、簋、盂等，盛贮器为尊、壶、卣、罐、盆、盘等。作为日常用具，陶器在殷代贵族阶层生活中有时也是不可或缺之物，但同平民所用陶器相比，不仅造型繁多，纹样别致，器类齐全，而且许多都是制作精致的仿铜陶器。殷商时期陶器的制作是用轮制、模制和泥条盘筑法制成，质料可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几类。

       

殷人嗜酒，自古闻名，并因此而亡国，成为千古教训。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重酒组合的铜质酒器和陶器，由此也表明有关殷人上下"率肆于酒"的历史记载显非虚言。在殷墟发现的贵族墓中，多有成套的觚、爵等酒器出土，有的还配有食器鼎、簋、鬲、盘等。在著名的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容器210件，酒器就占到了74%。其中觚有53件，爵为40件，数量之巨，令人瞠目。而成套觚、爵数量的多寡，也是当时显示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从殷墟发掘情况看，贵族墓葬中，觚、爵数量多者可达50套以上，最少的也有1套，且均为青铜制造。相反，平民与奴隶则几乎与青铜酒器无缘，他们所使用的多是粗制滥造的陶质酒器。

       

殷人的进食方式有抓食和使用餐具两种。用手抓食是文明产生之前和文明早期的一种长期使用的进食方式。从甲骨文记载看，当时人们在进食之前，似乎先要洗手讲究卫生，然后进食，饭后还有用牙签剔牙洁齿的良好习惯。

       

采用餐具将食物或饮品送入口中进食的方式在殷代已广泛使用。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很多的殷代餐具。有的制作十分精美，纹饰华丽，俨然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各类餐具又分几种质地，有的铜质，有的玉质，有的骨质，有的木质。当时，贵族们使用铜勺、铜斗、铜箸等青铜餐具进食之风十分流行。

       

殷商时期，商王及奴隶主贵族出于各种目的，经常在不同地点举行各种飨宴活动，不仅要用鼎煮肉，用爵饮酒，而且还要钟鼓齐鸣，以乐侑食，歌舞助兴，以此营造气氛，增进食欲，张扬威仪。考古中发现的石磬、编铙、骨埙等殷代乐器，就是明证。贵族们钟鸣鼎食、豪奢宴饮、"寓礼于食"、"食以体政"的风气对后世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堂穴屋——殷人的居住

居住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之一，自古以来就受到了先民的重视。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渐积累，人们的居住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善与发展。至殷商时期，其建筑水平已达到了其时代应有的高度，并明显地带有了阶级社会那种特有的昭名分、辨贵贱的时代特征。当时既出现了宫墙文画、堂崇三尺的大型宫殿建筑，也有平地挖坑、修饰简略的穴居住房。豪奢与简陋，富贵和贫穷，构成了一幅殷商社会官僚贵族与平民奴隶在居住生活上反差强烈的生活图景。

       

20世纪30 年代，考古工作者于小屯村东北紧邻洹水的70万平方米的高地上，发现了50余座风格不一、形状各异的建筑基址。这些基址有的依坚而建，有的施夯而建，有的先平后建，有的敷灰而建，结构复杂，排列有致，配套齐全，气势恢宏，远非一般平民简单狭小的居址所能比。事实证明，小屯东北地就是殷商时期殷都内的宫殿宗庙区所在，是当时社会政治和宗教中心。

       

这些商王室的宫殿是以殿堂为主的组合建筑群体，主次有别，左右照应。古代文献讲"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而考古实际也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当时的宫殿都有高高的夯土台基，屋顶为两重檐四面坡形式，为茅草覆盖，周围回廊环绕，木柱林立。在空间结构上，既有单层排屋，也出现了双层楼房。50余座建筑基址根据其位置和功用，考古学家们将之分为甲、乙、丙三组。

       

甲组位于宫殿区最北部，有大小15座基址，是商王室的寝殿和享宴之所。虽然基址朝向不一，但整体布局呈现出左右对称的特点。其中甲十一面积最大，达500 平方米。这座建筑建于地基非常坚硬的褐色土之上，基址厚达1-1.5米，显然经过精心夯砸，而承垫木柱的础石却不是常见的卵石，而是贵重的铜础。表明此座建筑的主人尊贵异常，非最高统治者商王莫属。而甲四基址则是一座有台阶的建筑。

       

乙组有21座基址，地上地下情况远比甲组复杂。除基址外，还有灰坑、水沟、葬坑等，仅水沟就有31条之多。21座建筑中有16座坐北朝南，当中最大的一座乙八面积竟达1200平方米，仅卵石柱础就多达153个。用房柱林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而乙二十一则被发掘者根据地下遗留情况，复原设计为带有走廊、有楼梯可攀的两层楼房。

       

丙组位于乙组西南，有17座基址，被认为是祭坛所在，大多数没有础石，少有的几个供人居住的居所也是面积狭小。其它基址附近的人葬坑和有祭祀痕迹的兽葬坑暗示着其性质。

       

近些年发现的洹北商城，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城址内的宫殿区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南段。考古工作者已在其中发现了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号宫殿，面积达16000平方米。作为一座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一号宫殿基址四周有建筑，中间为庭院，呈巨大的"回"字型。主要建筑物由门塾、主殿、廊庑、西配殿、门塾两旁的长廊组成。而尚未发掘的东部基址可能是东配殿。

       

从一号宫殿基址看，其主殿正室多达9间，每间面积大至相等。墙体以双木柱为骨，为土坯墙。每间正室都向南开门，与门对应的则是通向阔大庭院的台阶，台阶有的为木质踏步。在主殿第八、九间之间，有一宽约3米的通道。主殿外围是宽约3米的长廊，与主殿最西端的"回廊"相接的是一条长约30米的双面廊庑。

       

殷商时期尊神重鬼气息极为浓厚，反映在殷王室宫殿建筑上，则是"人神共居"，宫殿、宗庙、祭坑紧密相连，政治、祭祀与生活融于一体。

       

迷信的殷人，在建筑宫室殿堂过程中，为了镇宅安居等目的，常常要举行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祭祀仪式。具体而言，有奠基仪式、置础仪式、安门仪式和落成典礼。所用牺牲包括幼童在内的人牲、牛、羊、犬等兽牲。据统计，仅宫殿宗庙区内的乙组建筑基址，前后挖坑189个，杀641人，用牛40头，马15匹，羊120 只，犬127条以及5辆车。其用牲之多，仪式之繁，无出其右，确实令人怵目惊心。

       

作为最高统治阶级政治活动与生活场所的宫殿，不但宏伟浩大，而且装饰华丽。考古工作者曾在一堵白灰面墙的残墙上发现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组成的对称图案，可知当时已出现壁画装饰。而用石雕形象作为装饰构件，也是殷代宫殿建筑中的惯用手法。在殷墟王陵区发掘到的圆雕石虎，就是一个镶嵌在本质构件上的装饰品。同墓中的虎 面饰，则被认为是嵌于木柱上的"浮柱饰"。另一件圆雕石 背部的竖直宽槽，则明显是为立柱所留，其为建筑之物毫无疑议。

       

殷墟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有名目众多的各式建筑，如宫、宗、家、庭、寝、门、户等，考古中还在北许家桥遗址中发现了整齐的四合院建筑。近些年来，有专家认为宫殿区中的甲组建筑原来应是四合院式建筑。而甲骨文中的"文室"、"丽室"这样的室名，完全可以让今人体味到当时宫殿建筑的奢靡程度。

       

殷商时期中小贵族和一般平民居住的房子多为地面长方平房式建筑，既有单间，也有套间，还出现了较为整齐的四合院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上下。房基选在地势高亢之处，经平整后先挖基槽，再夯打坚硬，然后于槽内筑墙，房基也经夯打，地坪颇为讲究。室内往往保留有柱洞、烧灶，有的在居住面中央还挖有圆坑，用做储藏物品之用。

       

此时，虽然已有地面建筑，甚至是宏伟豪奢的高堂崇殿，但对于大多数下层族众而言，其所居住的则多为半地穴式住宅。建国前后的殷墟考古发掘，就发现了数量不少的这类建筑。

       

半地穴式住宅往往是在地下挖一长方形浅坑，然后在坑壁上加筑版筑矮墙，四壁和室中竖立柱支撑屋顶，室内陆面或用料礓石粉夯筑，有的还用火煅烧。木柱上架有横梁和椽子，顶上铺有柴草，并抹上草拌泥，形成两面坡形状。有些略为讲究的，还分做内外或前后两室。

       

殷代的建筑技术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中，夯筑技术在当时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当中，包括居室、宫殿、城墙甚至墓葬当中。在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时，寻找夯土曾一度成为中心工作。在此之前，地下基址的夯窝曾被误认为是流水的漩涡。在发现的53座宫殿、宗庙建筑基址中，大多数都有厚度不一的夯土台基，有的还有夯土墩，有的则是在建墙体时对墙基槽进行夯打。经过层层夯打的地基或土台，坚硬结实，于其上建房基础牢固。

       

居宅房屋墙体的建筑，则主要采用了版筑技术。商高宗武丁的冢宰傅说开始就是"举于版筑之间"的奴隶。这种建筑方法是将土填入夹板之中，然后进行夯实。如此层层相叠，直至墙成。除此之外，木骨泥墙以及土坯也时有运用。

水陆并行——殷人的交通

殷商时代，由于交往的需要，人们已有了交通地理观念。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靠行去劳作，靠行去建立与社会的联系，靠行去达到自己各种各样的目的。因而，行与衣、食、住一起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

       

殷商时期，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地理交通知识，对地形地貌类型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地理专名，包括山丘、平原、水道、河谷等等。这反映了殷人交通行止方面的广泛性和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了解程度。

       

殷人的交通观念是以自己所在的"王邑"殷都为中心的，并由此形成四方观念。卜辞里多有大邑商与东、南、西、北四方对言，这体现了殷人在以王邑为天下之中的前提下，对广阔地理方面平面展开的历史认识。

       

据研究，殷商时期形成了以殷墟王邑为中心的东西横向、南北纵向、四方辐射的道路交通网络。这些"国道"大至有六条：1、东南行，通向徐淮地区；2、东北行，通向今卢龙及辽宁朝阳地区；3、东行，通往山东益都古蒲姑的陆路，或沿古黄河或济水的水路；4、南行，通往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方国部族；5、西行，通向西方周族等方国部落；6、西北行，通往太行山以西的 方、土方。

       

殷商时期的道路有大道和小路之分。大道由黄土铺就，可并行或对行马车；小路由石子或碎陶片铺成，宽在1米左右。从考古发掘情况看，殷人已能够在水上架桥以便通行。

       

对于殷代平民及奴隶而言，他们出行方式主要靠徒步行走，甲骨文的步字就是两脚接踵之形。而"遴"字更像一人蹭踱行走在四通衢道之间，其足部特别突出。而其它从足、止的字据统计有260多个，从行的字有130余个，说明当时一般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为防虫蛇侵害，殷人出行时手中往往持有木棍，以击蛇探路，并辅助行走。

       

贵族陆上交通方式主要乘坐马车。殷人先祖相土就曾"作乘马"，成汤伐夏时，已有"良车七十乘"，表明殷人早就开始乘坐和利用马车做交通工具了。殷商时期的车出土有70余辆，其中近60%的出土于殷墟王陵区内，有11%的出于小屯宫殿宗庙区中，其余的皆发现于殷代贵族墓地。这一情况说明，马车在当时是奴隶主贵族们出行游乐、狩猎征战的交通工具，是上层社会中显示等级尊卑的奢侈品。

       

殷墟发现的车均为一车二马型，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代表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车的构件一般为：双轮、独辕、一轴、一舆、衡、轭、毂、辖等。车平均轨距约在2.3米左右，轴长在3米上下，轮径在1.2-1.5米之间，轮辐有18-26根不等。车舆为矩形干栏式，有大小之分，大者能容3人乘坐，小者容2人乘坐。车舆有的进行精致装饰,立柱和轼上等髹以红漆, 舆底铺有垫板,上面又铺有茵席。舆箱护栏高度在0.5米以下,由此断定人们乘马的姿式为曲膝跪坐。

       

车为木质，但也有少数青铜附件和玉器饰品。一为装饰马车，以增美观华丽，二是牢固车辆，提高可靠性。小屯M40中的舆盘由青铜 饰、踵饰以及18条铜龙、4条玉龙所成。

       

作为贵族的乘具，不仅车子华丽贵重，与之相关的物品也相当讲究，用于驱赶马的马鞭就包括玉质、铜质。显贵们乘车出行，正如古代文献所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甲骨文保留了不少有关车子的内容，为进一步认识殷商时期的车以及了解其用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卜辞中，车字的写法出现了10余种之多，而且许多字形象逼真、惟妙惟肖，能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而记述一次田猎时的车祸卜辞读起来更让人忍俊不禁。

       

除马车之外，殷人使用牛车、羊车运输出行也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其先公王亥曾"作服牛"，开乘牛车先例。由于殷代畜牧业较为发达，故牛车在数量上较为庞大，甲骨文中有"九十牵"、"五十牵"、"百又五十牵"，而"牵"字像缚牛引縻，应特指牛车。牛车与马车一样，也采用一车二牛驾行。考古发掘迹象表明，殷商时期似乎还存着人力推拉的双轮小车，甚至有独轮车。

       

以马代步或骑马作战在殷代也是常事。殷墟小屯宫殿区内曾发现埋有一人一马一犬的墓葬，墓中死者携带有兽头铜刀、弓形器、镞 、玉策等，马匹也配有羁饰。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战马猎犬"。与此相同的是，在殷墟的苗圃北地也有一人一马的埋葬。而其他地方发现的马，头上都有用于羁马的羁饰、辔饰等，表明这些马匹是供骑乘的。卜辞中也有表现商王乘坐马车、官僚武士骑马随行，拥拥簇簇、顺次井然的出行场景。

       

殷人对象这种庞然大物也已驯服使用，让象帮助自己劳作或供自己骑乘。古文献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说大象被运用于战争当中。甲骨文的"为"字，作人手牵象形，则正是象被驯服使用之意。殷墟王陵区曾发现象坑，其中一坑中埋有一个幼象个体，身上尚佩带有一个铜铃，此象为家象不言而喻。此外，肥笨憨拙的玉象雕刻以及精美绝伦的象牙制品，均透露出了3000多年前殷人与象之间的役使关系。

       

在水路方面，殷商时期，境内河流众多，湖泽遍布。因此，渡河涉水也是日常生活内容之一。对此，殷人已采用多种实用方式，解决了出行所遇到的难题。遇到水浅的河道，殷人往往涉水而过，或于水中放置石块，跳跃前行，甚至干脆游泳通过。也有的在水上架设桥梁，在殷墟宫殿区外围的大濠沟西南角，考古工作者曾发现类似桥墩之类的东西，估计这条壕沟上当时架有桥梁。

       

甲骨文记载，殷人还使用了皮橐浮渡过河，类似于现在黄河上游群众乘充气羊皮筏过河的方法。

       

使用舟楫渡河，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懂得"刳木为舟"了。而古时的舟、楫实物也多有发现。至殷商时期，操使舟楫于水道交通更加普遍。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殷人用舟的卜辞记录，反映了舟楫在当时已成为重要交通的工具。

       

殷墟甲骨文中的"舟"是一个象形字，很容易辨认出来。而一些与舟有关的字，也颇会意，都是殷人用舟渡河的真实写照。

       

殷代还建有自己的船队，群舟泛水，形势壮观。有时，商王兴致一来，还亲自率舟行于河水之上。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商王自己拥有专用的"王舟"。甲骨卜辞有专门卜问王舟建造之事。而其他贵族显贵们也各有属于自己的舟船。由于舟船成群，商王还要委派官员前去管理。

       

由于殷人出行频繁，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殷商王朝还建立了初步的交通制度，设立了" "据点，以慎路守，并出现了供贵族们食宿行止的设施"羁"，进而又逐步形成了驿传机制，这一制度对后世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