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辱母杀人案”，法律的天平将倾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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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略书院（flsy2017）

“辱母杀人案”，法律的天平该倾向何方？这既是一个法律考题，又是一个道德考题。是为这个道德脆弱的社会筑起一道屏障，还是炸开一道缺口？倘若仅以防卫是否得当来定罪量刑，司法的天平将不只是对当事人失衡，也会伤及世道人心，更确切地说，伤害最大的是法律本身——对正义的价值坚守！

连日来，“辱母杀人案”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事人于欢为捍卫母亲尊严刺杀辱母者，是正义之举还是故意杀人、该不该判无期徒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于欢伸张正义几乎成为公众一致的关切和呐喊！

“辱母杀人案”不仅给司法出了一道难题，也在拷问世道良心，拷问社会道德底线。人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黑恶势力作恶的胆量和机会？当今社会怎么能够容忍黑恶势力为虎作伥？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容忍这种恶行恣意妄为吗？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切此案，甚至群情激愤，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当事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涉法问题，还包括要不要坚守人伦底线、要不要捍卫母亲尊严的社会道德问题。尤其是在孝德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使这起并不复杂的案例不得不披上浓重的人伦色彩。是维护良知，还是袒护邪恶？是拯救道德，还是就事论事？既在拷问法律，也在拷问法官；既在拷问当事人，也在拷问世人。

人除了生命底线，还有人伦底线。生命受到威胁可以正当防卫，生母受到凌辱应当怎样防卫？是无动于衷，还是奋起反击？当邪恶的一方已经超越人伦底线，受害的一方怎样做才算是“正当防卫”？判断这种正当防卫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既是一个法律难题，又是一个道德考题；不仅需要法官来回答，也要听听世人怎么回答。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法官不能只是简单“对号”，这个时候更应参考一下公众的答案！

公众的关切和呐喊，不单单是如何从法律上量刑，而是如何从道德上判断是非曲直，如何定义法律的价值标准，如何判定正义与邪恶。有人以抗战时期作类比：遇见日本鬼子凌辱妇女，男子挺身而出，这种见义勇为之举何罪之有，更何况遭受污辱的是亲生母亲。也有人在评论中指出：“这种恶劣行径比起当年的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时代不同，但人们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维护道德良知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律的宗旨应当是维护人的权力和尊严，法律的价值应当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任何法律，从来不是也不可能会支持恶人作恶，而不允许有捍卫个人尊严的行为。法律和法官的尺度除了法条，还应当有道德良知、世道人心，还应该倾听正义的呐喊、公众的呼声。

正气得不到张扬，邪气就会上涨；正义受到挫伤，邪恶就会滋长。法律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人心是法律的天平，人性重于法律，天理高于法理。法律和法官是正义的守护者，从来就不是邪恶的帮凶。惩恶扬善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伸张正义的法官才是好的法官；如果法律和法官不能维护正义、保护弱者，这样的法律和法官是不是也出了问题？

“辱母杀人案”，法律的天平该倾向何方？是为这个道德脆弱的社会筑起一道屏障，还是炸开一道缺口；是维护“法律公平”，还是维护道德正义。这是既是法律与道德的未解之迷，也是公平与正义的难解之惑。在这道复杂的考题面前，倘若仅以防卫是否得当来定罪量刑，司法的天平将不只是对当事人失衡，也会伤及世道人心，更确切地说，伤害最大的是法律本身——对正义的价值坚守！

公众的关切，实际上是在忧虑公平正义的缺位；公众的呐喊，实际上是在呼唤人性、良知的回归。这种关切和呐喊，似黄钟大吕、瓦缶雷鸣，在关切和呐喊的背后，人们最最揪心的是社会道德底线的崩溃。历史并非是一辆陈旧的列车任凭惯性往前行驶。转型期的中国，需要的是打破定势、冲破羁绊、革故鼎新。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变易才是永恒的法则。哪怕是一点细小的改变，也可能开创出一片新的景色。

如何回应公众的关切和呐喊，如何弥补法律对人性的冷漠和对道德的缺陷，是推动法治文明与社会进步亟待回答的现实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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