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崩坏：天子篇（2）|为何纣王偏能容忍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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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篇

第二节：文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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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讲，商朝六百载的兴与衰应是一次“礼崩乐坏”的预演。

在商早期，商帝派遣殷商贵族镇守四方，当时中央和地方之间还处于良性运转当中。

到了商中期，商帝的权威开始下降，地方逐渐有失控的趋势。在当时，商廷一方面对殷商的反对势力进行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则攻打外族方国并逼迫其降服以增强自身实力。

最后到商晚期，商帝的统治已在外忧内患中趋于失控。这一点我们在下图中能够较直观地看到：

图为商晚期的形势图。

上图所示，红圈是与周国有联系的方国，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能并非完全夸张；紫箭头为周国向东方可控制到的孟津，已经紧邻商王畿；蓝圈所示为商朝一直在攻击的东夷，双方的战事接连不断。

相比于“外患”而言，商王朝的“内忧”或许更为严重。

据周武王控诉帝辛的罪行来看，帝辛甚至和宗室及母系外戚重臣的关系都不是很融洽，更多要依赖妻系的力量，可谓“众叛亲离”。

具体来说，据《殷本纪》的记载，帝辛与其叔比干之间存在有较大矛盾，最终导致了帝辛下令杀死比干，还挖出他的心脏以证实其并非“圣人”，又一并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帝辛的这些行为导致了一批殷商贵族及重臣的变节，就包括微子启、祖伊、大师、少师等。

另补充一点，在帝辛与比干的矛盾彻底爆发之前，商廷的三个最高职位（三公）曾一度被周伯（周文王）、九侯（鬼侯）、鄂侯这三位方国之君把控，此举似乎可能是帝辛想要依靠方国势力牵制殷商贵族。不过，这一政治斡旋的结果并不太成功——九侯在嫁女给帝辛后因某种原因而被残忍地处死，鄂侯受牵连也被诛杀，周伯虽然逃过一劫，但长子伯邑考被帝辛处死，而后帝辛还逼迫周伯吃掉其子的肉。上述内容不排除有后世夸张的因素，可在其中我们依旧能就商廷内部的乱象窥视一二。

图为比干菹醢事件的演绎。古代史观中，比干之死在于他对帝辛的劝谏及帝辛的“不识好歹”。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

在当时，商帝本人是否意识到了他的王朝正走向崩溃的边缘？

毫无疑问，帝辛正身处于矛盾的漩涡最中心，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不可能没意识到。

接下来，我们又要面对这个崭新的问题：

既然如此，帝辛为什么还要一系列那些疯狂之举，难道他不知道进一步的离心离德会加速商王朝的覆灭吗？

在这里，我们固然不能排除非理性因素，比如他就是生性残暴又贪图享乐，再比如帝辛的心智就是不大正常，等等。

如果以上因素是商朝覆灭的唯一因素，那么后世王朝似乎只要保证王位上的那个人没有神经系统疾病，就能保证江山永固。

但事实又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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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之道：间谍活动的泛滥与土壤

前文已述，在周文王时，周伯昌本人身居商朝三公之高位，且与天下三分之二的方国有联系，还有相当一部分殷商贵族对周文王的态度暧昧。

从这一点上看，周文王按道理应当是商帝权力的最大威胁。

但是，为什么帝辛却偏偏没有杀死周文王呢？

图为周文王在后世想象中的形象，后世更注重其在神秘领域的研究，而忽视了权谋水准。

《殷本纪》有这样的记载：

帝辛在杀敌九侯、鄂侯之后，当时官列三公的周文王表示出了遗憾的态度。崇侯虎在知道周文王的态度以后，告发给帝辛，帝辛听后就把周文王囚禁在了今安阳市一带。期间，帝辛还杀死了为自己驾车的伯邑考，将其尸体烹饪后给周文王食用。再之后，周国的重臣们收罗了一批美女、宝物和好马献给帝辛，帝辛才把周文王放了出来。不过这时帝辛并没有让周文王回到三公之位，只是把他放回了国。

在回国后，周文王把洛水以西的领土献给了帝辛，并建议帝辛取消炮烙之刑。这一举动让帝辛很满意，于是赐给了周文王一批兵器，并授予其征伐之权，是为“西伯”。

再之后，周文王在西部开始逐渐坐大，有很多臣服于商朝的方国都转向依附周国，一些殷商贵族倒向周国也大抵在这段时期。然而，帝辛却并不太在意，其间王叔比干有过进谏，重臣祖伊则趁着周国大肆扩张之机直接向帝辛指出了商朝的统治会出现松动。但即使如此，帝辛依旧没有产生明显的警惕心理。等到周文王逝世以后，周武王第一次带兵到津盟，当时已经有八百个方国参加了这场行动。

然而，此时的帝辛仍然没有对周国产生出明显的敌意。

在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个细节：

帝辛杀死比干是发生在周文王逝世之后，囚禁箕子也是在这段时间，之后微子、大师、少师的叛逃也是在这段时期——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周文王死后，商朝君臣的矛盾应当是进一步加剧的。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说，帝辛和殷商贵族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那他是如何实现自身的统治的？

再直白一点的话：

如果连宗室重臣都不支持帝辛的话，谁又在一直支持着帝辛呢？

就这问题，前面实际已经提到了，帝辛极有可能是拉拢方国的君主以牵制殷商贵族，由此达到一种政治上的均衡，由此维持自身的权威。

换句话讲：

对帝辛而言，周伯、九侯、鄂侯这类人当然不可靠，但相比之下宗室重臣及其他殷商贵族可能更不值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帝辛确有可能把自己亲自扶持的方国当成“嫡系”，把比干一类宗室贵族当成“政敌”——当然帝辛也知道两者其实都不稳当，所以故意在两者之间搞平衡以维持双方的均势。

不过，这种均势最终在九侯献女一事后终结，九侯、鄂侯被当场铲除，周伯则在一番政治斡旋后被逐出了商廷。从当时的公开信息看，这一政治变动来自于商帝本人的意愿，但在之中殷商贵族究竟有没有做什么并不好说。再之后，帝辛对周文王的扶持变得更加露骨，他直接向其授予军事上的巨大权力，还把去除酷刑的政治声望加给了周文王。也在这一时期，周文王向帝辛提供了焦鬲、吕尚等重臣，两者在当时应当是亲密的政治同盟关系。

图为吕尚在后世想象中的形象，被认为是兵家鼻祖。但现代考古发现，他在间谍领域上也有作为。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基本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周文王死后帝辛和宗室贵族之间的冲突会彻底爆发，又为什么帝辛对周武王尽在支持的军事行动熟视无睹。

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周文王死后，商朝宗室重臣的权势自然会水涨船高，使其与商帝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帝辛本人则需要后继者周武王在王畿边界展示军事实力，从而威慑愈发躁动的殷商贵族。

在这期间，周文王派给帝辛的焦鬲、吕尚等一干重臣免不了进行一系列间谍活动。这些活动至少包括收集信息、分化朝臣、收买变节者，当然也会在帝辛身边营造出一种假象，让他始终坚信殷商贵族是他最大的威胁，而无论周文王、周武王多强大也必须仰仗商帝的天威。

这一假象应当严重影响了帝辛的判断力。即使到了牧野之战前夕，周武王又一次在孟津集结军队，帝辛依旧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却不想，此时周武王率领3,000人的机动部队6天内直抵帝辛统治的心脏地带，一时间有变节意向的殷商贵族马上调转了矛头，帝辛的统治随之覆灭——自此，他的名号也就永远被改作了“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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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之道：接收与反间谍

周武王在消灭帝辛以后，并没有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实质占商王畿，而是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秦灭蜀以后的羁縻政策加以控制。

具体来说，就是让帝辛之子武庚继续统治殷商之国，但在虎牢关以东的交通要道及朝歌一带设立军事要塞，由他的三个兄弟镇守，即“三监”，以保证商国对周朝的顺从。

除此之外，周武王还在商王畿的西部和东部进行了一批分封，比如曹、成、郜、滕、郇等国。他还把朝中最具权势的两个大臣召公奭和太公望封在了最北边的燕国和最东边的齐国。

据《逸周书·世俘解》所载：

在整个灭商战争中，周武王共征服了99个诸侯国，降服了652个诸侯国，并斩首170,000级（约重850吨），俘虏300,230人；

战争结束以后，周武王在原商帝的猎场举行大规模狩猎，共计擒获老虎22口，幼虎2口，獐5,235口，犀牛12口，牦牛721口，黑熊51口，棕熊18口，野猪352口，貉18口，麈16口，麝50口，麋30口，鹿3,508口；

也在同一时期，周武王还派出一支1,000人以上的团队寻找帝辛自焚时流落的玉石，总共收集到了宝玉14,000枚，佩玉180,000枚。

从当时周廷公布的数据看，周武王应当故意夸大了周朝的战果及掠夺到的财富，来给被征服的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举动应当给之后的分封带来了一定的便利，除太公望临封时遇到一些麻烦以外，其他诸侯国在就封时均未见有抵抗的记载。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定一定没有任何抵抗行为，但应该可以肯定周朝的接收和分封整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有关周武王的分封，我们核对商朝地图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图为周武王时期周朝分封情况。

上图所示：

红圈为周国本身占优的土地，即关中平原及洛阳盆地；

紫圈为三监所处的位置，直接控制商王畿；

两个蓝圈是曹、成、滕这类小国，东西包夹商王畿；

两个棕圈分别是燕国和齐国，其目的应当是接收商朝在北方和东方的领土；

三个绿圈分别是孤竹国、鲜牟国、楚国的大致位置，其中鲜牟国和楚国臣属于周朝，至于孤竹国的具体态度不明，燕国分封于该地是否与监视或配合它有关并不好说。

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大约在商末周初这段时期，也就是楚子熊丽在位期间，楚国已经扩张到了荆山一带，而之后周朝在南方分封的随、申、鄀等国则与之保持有一定距离。从这一点上看，楚国在西周初期更像是西周在西南的代理人，而非被诸侯监视的被征服者——至于周成王时期发生的楚子守燎一事及楚人偷牛一事又是怎样一回事，我们会在后面的《诸侯篇》进行讨论。

有关周武王分封，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

周朝似乎有意让周朝的重臣和各个方国保持有一定距离。在当时，周朝并没有派重臣到某个方国直接进行接管，而是命令他们带领一批周人和殷人找一个军事要地永久性驻军，这些新的诸侯国与原有方国始终保持一种平行且独立的状态，具体是震慑者和被震慑的关系。

至于当时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当时在制度上尚难以实现空降官员接收以外，还应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防止殷人的间谍行动。

前文中我们提到过，周文王在西方坐大时使用过一系列间谍活动，包括有向商朝派遣重臣再私下进行间谍行动，也包括拉拢收买殷商贵族及其他的方国。

周武王在剪商以后，自然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

周朝重臣如果被派去成为了方国的长官，那么他是否会被当地人同化并策反？

更严重的在于，周朝重臣本身在周地有采邑，也有宗族，一旦在东方有一批重臣被同化，那么是否有可能反噬周地？

最终的结果，也许就像当年的武王伐纣一般，地方上的叛乱者带着军队向朝廷发难，而朝中的重臣早已被渗透收买，只待临阵倒戈。

图为后人想象中的牧野之战。

我们都知道，周武王本人亲自指挥了牧野之战，他亲眼见到了殷商贵族的军队成编制地临阵倒戈，也亲眼见证和商朝伟大军队的瞬间瓦解，这样的景象不可避免地会给周武王带来巨大的震撼。那么，周武王在接收殷地时考虑到反间谍的因素就再正常不过了。

从客观角度上讲，周武王在当时的接收及反间谍工作还是称得上成功的。

在周武王死后，三监被商王盘庚的间谍活动策反，爆发了“三监之乱”。这一叛乱的规模虽然不小，但还是被周公旦、太公望等重臣快速镇压。由此可以看出，周武王的一系列举措虽然存在有一些隐患，但还是将隐患控制在了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快速接受商王朝的庞大疆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武王更多要考虑的是潜在叛乱因素可控不可控的问题，而非上述因素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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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之世：历史轮回与历史进程

三监之乱平定以后，原商王朝的疆域内恢复了和平，黄河流域重新回到了单一强权的控制之下，农工业的生产在太平盛世中一步步复苏。

在这一阶段，周廷内部进行了一次重要重组，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三位重臣瓜分了周王朝的大权：

周公旦当时应任“假王”，统治着以雒邑为中心的成周地区；

召公奭与周公旦一度为政敌关系，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所和解，召公奭由此掌控了陕以西的宗周地区，其子则镇守燕国，大抵控制着辽西的铜矿；

太公望镇守东方的齐国，并掌握着征伐四方的大权，不过太公望对这一权力的使用比较保守，并未出现类似春秋前期齐国或商末周文王的大肆扩张。

另需要补充一点，这一阶段周公旦与楚国之间可能关系密切。何以见得呢？在周成王亲政以后，与周公旦产生了一些矛盾，于是后者就逃到了楚国，最终还是周成王低头又从楚国迎回了周公旦。还要强调一点，周成王时期楚子熊绎本人在周廷任职，这之中有多少政治斡旋并不好说。

除了朝堂之上，周朝还在地方进行了新一轮的分封，鲁、宋、晋、卫这四个后来地位十分重要的诸侯国正是这次分封的结果。其中，卫国位于朝歌一带，最开始属于诸监，直到周夷王时期才被升格为诸侯。

具体来说，我们结合地图会看得更加清楚：

图为周公旦时期的势力分布。

上图所示：

红圈所示为召公奭统治的区域及其子镇守的燕国，大致控制了西周的西疆和北疆；

蓝圈所示为太公望镇守的齐国，并拥有征伐大权；

白圈所示为周公旦本人统治的雒邑地区及其子镇守的鲁国；

紫圈所示分别是晋、卫、宋三国的位置——特别补充一点，宋君微子启在投降周国时正是与召公奭盟誓，他具体更倾向于周公旦还是召公奭并不好说；

黑圈所示为楚国的位置，它应当是周公旦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从图中可以看到，周王朝的中部及南部由“假王”周公旦掌控，东部由掌握军事大权的太公望掌控，西部和北部由最大的宗室重臣召公奭掌控。

从以上部署来看，其实周早期和商早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军事贵族带领一些民众到征服地进行镇守，从而实现对前朝疆域的掌控。

两者的区别在于，西周在刚刚开始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统治者，它的疆域迅速被重臣瓜分，从一开始就存在有分裂的倾向。

也许，一些读者在这里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秦朝初年，李斯曾这样说过，“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从这里可以看到，西周初期的部署显然存在着地方权力过大的因素，那么当时周朝的统治者真的没有想到其中的政治风险吗？

就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公元前11世纪及10世纪的社会生产力的制约，考虑到当时除了给地方放权以外并没有太好的统治如此庞大疆域的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郡县制是在分封制基础之上发展出的集权版本，那么分封制是否也是之前某种制度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集权版本？

在下节中，我们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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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节预告：

礼乐的崩坏：天子篇（3）礼仪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