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居家“四本”说
1982年，福建尤溪县发现了一幅朱熹手迹板联，内容为“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落款“晦翁”。“四本”说在明清著述中屡被引用，明代张永明（1499年—1566年）在《张庄僖文集》之《端家范》中明确提到：“朱晦翁居家四本：读书起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循礼保家之本。”清代朱潮远在《四本堂座右编》序中所引“四本”则以“循理”取代了“循礼”，后者应更符合朱熹的思想和习惯用法，明清学者有“以礼代理”的倾向，但在朱熹的著述中，“循理”的表述远多于“循礼”，除解释与礼有关的经文用“循礼”外，其余均为“循理”。尤溪发现板联中的“四本”次序虽与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但其对现实社会的启发性并无二致。朱熹的居家“四本”说是以格言的形式对其治家思想和理念的高度凝练。
读书起家之本
读书是朱门家风，朱熹的爷爷朱森告诉朱松：“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厉谨饬，以无堕先世之业。”朱松写诗给五岁的朱熹说：“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朱熹十一岁时，朱松再次勉励他：“努力诵书史，从人笑翁夸。”朱松去世后，朱熹跟随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老师刻苦读书，自言：“熹自十六七时下功夫读书，彼时四畔皆无津涯，恁地着力去做，至今虽不足道，但当时也吃了多少辛苦，读了多少书。”朱熹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从此开始自由读书、著书的生涯。朱熹关于读书的言论被后人总结为《朱子读书法》流传至今。
朱熹把读书看作格物穷理的重要方式，所谓“读书是格物一事”，又所谓“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也重视著书，《年谱》曰：“古今著述之富，无有过于朱文公者。”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朱子全书》统计，朱熹著述约1436万字。朱熹著述领域广泛，《宋元学案》称：“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正是这些著述展现了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思想。
古代社会，士作为四民之首，入仕为官是本职工作，正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于耕也”。在科举制度普遍化的宋元明清时期，读书是入仕的主要途径。即便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读书起家之本”仍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循理保家之本
循理即遵循天理，是一个家族长久稳定的根本。朱熹认为，天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通俗地说，天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社会规律。朱熹认为，遵循天理方能保身保家乃至保国，所谓“顺之者为君子而吉，背之者为小人则凶。吉之大者，则能保四海而可以为法。凶之甚者，则不能保其身”。
朱熹要求家族子弟行事要循理，既有遵守国法的考虑，也有维护祖先的原因。朱熹从不用自己的名望谋私利，他在给弟子吴宜之的信中说：“熹身在闲远，岂能为人宛转求馆求试？若能如此，则亲戚间如黄直卿辈当先为图得矣。”黄直卿即黄干，既是朱熹的得意弟子，也是女婿，朱熹明知黄干有才华，但并没有为他谋求职位，更遑论他人！朱熹公私分明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与循理相对的就是私意，朱熹说：“私意谓矫饰作为之意，循理则顺乎自然尽乎当然。”朱熹认为，治家要靠公理，而不是私法，朱熹《家训》曰：“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天理是公义，但并不抽象，就在日用常行之中。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又说：“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兄弟、为夫妇、为朋友，以致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其理。”所以在家庭生活中如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就是循理。家族内部如何做到循理？那就是和顺。
和顺齐家之本
何谓齐家？卢玉溪在《四书大全》中说：“‘齐’字有整然肃然之意，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无一不正之谓也。”父子兄弟夫妇做到“无一不正”，也即和顺。朱熹认为，和顺能促进仁性的生发，他说：“‘其为人也孝弟’，此说资质好底人，其心和顺柔逊，必不好犯上，仁便从此生。”和顺表面上看是顺从别人，其实质在于“心和顺柔逊”，这样才能培养自己的仁性、仁德。
“和”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朱门家风，朱森告诫朱松要“谆谆以忠孝和友为本”。朱熹《家训》具体阐发为：“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在《家政》中，朱熹把宗族和睦看作治家目标，他说：“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恭。夫妇欲其敬顺，宗族欲其和睦。”“顺”广泛适用于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具体道德。
朱熹在朝堂上多以批判者姿态出现，但他在家中的形象则完全不同，《行状》说他“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朱熹给儿子的大量书信被后人整理为《训子帖》，编入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广为流传，其中朱熹的形象则是慈爱又不失威严的父亲。
勤俭治家之本
朱熹五岁时，朱松要求他：“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朱熹晚年回忆说：“某自卯起读《四书》，甚辛苦。”朱熹把“懒”看成读书大忌，他把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处读书，给吕祖谦写信说：“在家百计提督，但无奈其懒何。今得严师畏友，先与击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反复叮嘱：“汝……能奋然有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犹有望。”又说：“塾子更望时赐诲饬，令不至怠惰放逸为幸。”朱熹又有《不自弃文》曰：“为子孙者，当思祖德之勤劳；为人子者，当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业业，以立其志。”朱熹丰富的著述和深邃的理学思想都离不开勤奋。
朱熹倡俭，固然有生活贫穷的缘故，他在外为官仅有九年，其余时间大都请祠居家，以讲学和著书为主，所以生活并不宽裕。据《宋史》载，朱熹“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但朱熹面对贫穷泰然处之，《行状》说：“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即便吃着简单的葱汤麦饭，朱熹也很满足，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以俭治家，首先是节约财物，朱熹在《家礼》中说：“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裁省冗费，禁止奢华。”朱熹在《家政》中主张“用度欲其俭节”“服饰欲其无侈”“器用欲其无华”，都表明了以俭治家的精神。其次，俭能养德，节俭能培养一种节制、克制的品德。朱熹晚年给儿子朱埜写信说：“晚食尤须减少，不肉更佳。一则宽胃养气，一则节用省财，庶几全生尽年，俭德避难之方一。”
朱熹的居家“四本”说继承了朱森、朱松的家风传统，与其《家训》《家政》等治家思想完全一致，也是他一生践行治家思想的写照。朱熹一生读书育人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财富，他的居家“四本”说文字简洁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又切实可行，流传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