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阳“诗乡之名”，始于《贵州日报》

1971年至1981年，我在绥阳县委通讯组当了10年的组长。通讯组的任务，是给《贵州日报》等媒体写新闻通讯。抚今思昔，难忘《贵州日报》对绥阳诗歌创作的鼎力宣传。

绥阳是一方风雅兴盛的热土。明清时期，全县就涌现了90余位有声誉的诗人，其中18位著有21部诗集和诗论集传世。成书于康熙年间的《遵义军民府志》，立言绥阳“崇尚诗礼”。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绥阳崇尚诗歌的乡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绥阳创作了近万首民歌，上世纪7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为绥阳出版了《喷泉集》和《娄山新花》两本新诗集。

1975年7月上旬，我写了篇绥阳县《繁荣业余文艺创作，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稿子，同时收集整理了吴勃、黄庆祝等6位作者的8首诗歌寄往《贵州日报》。7月20日，《贵州日报》刊载了这篇报道和诗歌作品，《宣传通讯》作了转载。1976年春天，《贵州日报》在一版发表我采写的长篇通讯《革命文化红烂漫》，该文记述了绥阳雅泉公社千工大队兴办图书室，组建文艺创作队伍，自编诗集，成立文艺宣传队，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事迹。同时配发了我组稿的《绥阳农民诗选》，绥阳农民刘永华、赵治萍、李发杰的诗歌，第一次上了《贵州日报》。

1976年5月27日，《贵州日报》副刊编辑张克给绥阳县委宣传部汪部长来信说：“你们诗歌编选组的崔笛扬等同志提出，“娄山关”副刊能不能为绥阳搞一个专版。回来后，我们商量了这件事，初步定下来是可以的……”不久，我将长篇文艺通讯《诗乡行》和黄定才的《战地重来》、李发模的《满山新绿》、郭远庆的《小大炮》、我的《笑》组成的绥阳诗选，寄给了编辑部，《诗选》是以《笑》中的诗句“十年春风荡山乡”命名的。1976年8月3日，《贵州日报》用第三版的整个版面，推出《诗乡行》和绥阳诗歌选。标题“诗乡行”三字，还是用的手写体。8月4日，张克给我来信：“你们组织的专版，已见报……这次你出了很大力，谢谢你对报纸的支持。仍盼继续创作和组织一些新的优秀作品寄来。”这是绥阳“诗乡”之名，首次在党报上出现。《诗乡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作家石永言说：“读了《诗乡行》，对绥阳的诗歌创作，当刮目相看。”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劲来绥阳考察后说：“《贵州日报》推出'诗乡’之名，这是绥阳的荣耀，是作者的智慧，也是编者的卓识远见。”

1976年冬天，根据宣传的需要，张克编辑迎着寒风，来绥阳组稿写一首长篇朗诵诗。由于时间紧，我请来赵宋永、吴仲华，在我家里一起“闭门造车”。那些天，绥阳下起桐油凌，车辆停开，张克住在招待所，不时到我家来过问写作进展。4天后，桐油凌解冻，他才拿着诗稿，乘车回的贵阳。1983年4月17日，绥阳县郑场镇金竹村青年农民李永国，为抢救落水儿童献出了宝贵生命。生前，他为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好事，被定位为“我省农民的先进代表”，为配合对李永国英雄事迹的宣传，副刊编辑林钟美，约绥阳诗歌作者写的《金竹村的思念（组诗）》，在1983年9月11日的《贵州日报》发表。

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绥阳的诗歌创作越来越成熟，全县既有众多的诗歌作者，又冒出了在省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部分诗人，发表、出版的诗歌作品数量可观，艺术水平较高。1993年，绥阳被省文化厅正式命名为“诗乡”，2008年，文化部授予绥阳县“中国诗歌艺术之乡”称号。“诗乡”，从此成了绥阳的名片，也成了多彩贵州文化名苑中的一朵奇葩。

《贵州日报》对绥阳诗歌的宣传是一如既往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既通过自然来稿和约稿，刊载了绥阳历代作者的诗歌；又多次开辟专栏专版，隆重推出绥阳诗歌，这些作品，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绥阳诗歌一脉相承、纵贯历史的权威记载。

报纸的力量是无形的，更是强大的。绥阳诗歌通过《贵州日报》的鼎力宣传，绥阳县因此增光添彩，干部群众看了，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增进了尊诗崇文的意识；对诗歌作者而言，则是鞭策和激励，更加下功夫写好诗歌。这种领导、群众、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了绥阳诗歌创作的持续发展。

绥阳诗花，香馨贵州高原；绥阳诗乡，在唐诗宋词的国度绽放异彩。

感谢《贵州日报》副刊的历届编辑！感谢《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