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以人才供给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0月在中国山东第十届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暨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创新大会上的发言）

谢谢胡书记。尊敬的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借这个机会把自己作为研究者定位怎样认识人才供给来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看法，和各位做个交流。

我们在中央认为进入了要完成现代化历史飞跃而“强起来”的这个新时代背景之下，必须寻求高质量发展，那么就非常迫切地需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我知道在山东把新旧动能转换作为动态优化我们行政辖区发展的战略部署，已经做了深入的研讨和通盘的设计。在研讨的过程中我也曾发表过意见——我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新旧动能转换所依靠的就是中央现在强调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提出以后，在讨论中有朋友提出过一个问题：它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有什么不同吗？两者是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最简单地说，认为它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里那个“改革”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但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区，中央现在的决策意图上，很明显的取向是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必须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以这样的意图，现在这个表述是在“改革”前面又另外加了两个前置词：邓小平改革说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自我革命它发生在制度供给这个供给侧，我们必须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所以，直接把它标出来了。另外，制度供给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在这个利益格局里怎么样实现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种攻坚克难、把硬骨头啃下来的问题，于是跟着清楚地表述了“结构性”。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在学术上讲十分严谨的全称概念。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群体，在基础理论层面已经做了多年研讨，试图进一步以基础理论来联系实际，为我们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我们形成的基本认识框架，就是在供给侧以有效制度供给——也就是中国改革深水区的改革攻坚克难，要带出整体的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这样一个认识框架之下，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认清供给侧要素优化组合与打造新动力源的内在关系。

新旧动能的转换，首先大前提就是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供需之间形成的动力体系，要得到创新。需求侧它是不断在变化的，但是它可以说是“永新而无新”，人的需求总是要从低往高走，永无止境，所以，它是永新的。但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却不可能发生在需求侧。需求侧的需求主体，说不清楚他怎么样能得到具象化满意的供给，真正能够满足需求侧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的，一定是供给侧创新带出来的“有效供给”。关于这个有效供给如何形成的认识，在动力源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理论模型上最简单的说它有供给侧5大要素的组合问题，这5大要素流动中组合形成的产出，如果是有效供给，那么它就是回应了需求，这种不断供需互动中间的有效供给如能源源不断地产生，也就是我们经济生活中间最值得看重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供给侧的创新从相关要素来看，我们给出的一个最简明的公式，就是以经济增长代表为整个社会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而相关的要素首先就是L代表的劳动力，后面有R代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有C代表的资本，有T代表的科技创新，还有以I代表的制度与管理。任何经济体供需互动的经济生活，所涉及的供给侧要素千变万化，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现象形态后面，就是这5大要素他们怎么结合、怎么在流动中间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带出供给体系中有效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问题。

从这个原理继续往下说，我们今天要聚焦到5大要素中间的劳动力。这个L，另外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人才，我们现在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中广泛称为人力资本。有当年《天下无贼》这个电影里很生动形象的一句话——那时候是面临世纪之交，借电影中人物的口说出：“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这个“人才”的概念，可以对应就是我们前面理论模型分析里的这个“L”。应该讲所有的可能发挥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主体，都应该放在人才的眼界之内。但是我们又知道人才毕竟有高下之分，我们希望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今年要隆重的纪念，大家都在做进一步的对于改革开放的研讨、回顾和展望。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劳动力潜力释放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很低端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条件可以流动了，从农村流向城市不叫做“盲流”了，它就马上显示出中国的比较优势，支撑着我们一路发展到“世界工厂”，总量的全球老二。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很多走进城镇、走进企业工矿的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被称为“农民工”，这也是中国社会里的一个纠结：人家做的是工人的事情，却称为“农民工”只是因为户籍还在农村而已，但关键是他们能流动了，这一要素流动所显示出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在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国际合作又竞争中间我们的经济迅速成长，是我们过去非常看重的动力源。当然，这几年这个重要的因素上面矛盾凸显，开始出现了“民工荒”，再不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来源了，招工难、用工贵，低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在中国正在迅速撤空。这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正面说就是发展过程使原来低端的劳动者，粗工、壮工、农民工等等，他们现在在市场上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的要价能力，工资待遇不满意，他可以不在你这儿干活了，他可以用脚投票去寻找到更高的薪酬待遇了。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从低端劳动人口开始的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一种表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原来这样一个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中国迅速撤空，又结合着人口红利的即将迅速消失——这就是中国怎么延续原来发展动力的支撑所面对的严峻挑战。

另外一端，较高端人才供给的升级和结构优化，也有非常明显的现实要求。为满足各地更高端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的需要，现在被称为“抢人大战”。这种人才高端供给的升级和结构的优化，也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我们不把整个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供给的优化过程掌握好，我们就不能形成对冲下行压力的新的动力源，这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升级版从人力资本的培育和供给这方面，可以看到的挑战性的形势。当然，还有人力资本这个要素和其他要素组合的问题，后面还会涉及到。

我们先看看人力资本供给。如果列出一个粗线条的全景，是不是可以列出一个类似于序列的情况：所谓人才的供给它所应该满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需要可以称为一个梯队。这个梯队怎么样更好地培育，怎么样尽可能提高各个层次的素质、实际的能力，以及更好地鼓励有潜力的这些社会成员向上升级地来贡献它的聪明才智，这又结合着我们相关的改革。从需求序列来看，显然社会继续需要粗工壮工，但这些年更多需要的是技工，农民工的再培训和现在努力发展的职业教育，就是对应这种社会需要。市场当然也会在这方面有调节：有些大学毕业生出去工作以后，他开始拿到的工资不如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技工开始拿到的工资水平。这就是市场上工资所给出的价格信号，也就意味着会吸收更多的人考虑在选择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通过职业教育开始自己的就业。更高一些的我们要提到工程师、教师等等，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可以提供这样的人才。再往上，更高一档的人才需要的是研究生教育、在职教育培训等等，更高端的管理者，有在实际生活中本职岗位长期磨炼的需要，或者说，特殊的强化培育的需要。我们社会上现在高端在职教育培训也已经应运而生。在学历教育后面的博士后、后EMBA等等这些概念，都强调一种高端的在职教育培训，或者结合课题的人才培训。再往上，还要提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带头人，优秀的企业家、专家这个群体，国家在学科和科技创新带头人这种概念之下，需要有大师级的创新人才、领军人才，国家其实应该有这种人才的特殊的培训计划。前些年说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等，其实都是对应的这种高端人才的培育。从这个系列上来说，还必须提到，我们的公职人员的梯队有体制内人事教育培训多年的探索，积累了经验，也还存在着一些我们已感觉到的明显问题。我们应特别强调一下，，要在改革制度机制方面做好框架性的勾画。我们现在培育人才这方面应该说投入是高度重视的，前几年力求提高教育在整个国民收入或者GDP里所占的比重，经过多年努力以后已经上了台阶，各个地方普通对教育高度重视。从硬件来看，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不要说那些名牌的学校，即使是中小城市默默无闻的一些学校，你去看他们的硬件，一般都是相当好的。但是在教育体系的制度改革方面，关系的更多是投入增加以后，在软件、教育质量、培训质量这方面怎么样？应该讲，还存在不少不如人意之处。我们整个国民教育体系跟职业教育体系是分道扬镳的，明显不符合欧洲的经验，就是职业教育和国民教育（这是中国的说法），在人家那里是一个可以打通的体系，一直走到硕士这样层级的学历教育，它都可以是“立交桥式”由教育对象自己选择的，随时可以变轨，转到另外的一轨上去。中国不行，中国的意识里职业教育似乎是国民教育系列里考试失败者不得已的选择，这是需要在中国改变的。中国国民教育里，特别带有人们都感觉，问题明显的应试教育特征，要靠不断的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去争取在考试里得高分。应试教育里，排列起来，一分可以差出一个操场，把分数看作是最关键的因素，而实际上淡化了我们教育真正的追求，是素质和创新能力。在应试教育多年来产生副作用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现在应该讲还一直没有能很好地破解“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作为大师级的科学家，在晚年问国家领导人，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能培养出那种创新型的高端的领军人物？这种人才的培育在中国到底是碰到了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从历史的纵深来看，还要联系到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李约瑟之迷。中国人不缺少聪明才智，古代有那么多李约瑟注意到的值得称道的发明创造，但到了近现代，在现代科学体系这方面，却发现中国人明显落伍了。大师级的人才，现代科学概念之下争取走到前沿状态的这方面发展受到的阻碍，我认为和我们的科技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里的弊病，是肯定有内在关联的。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需要以改革来破解钱学森之问，以改革来走出李约瑟之迷的迷宫。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视角上的重要问题：培育国家的公职人员。这些年来，实际上不仅是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也就是七八百万），“参公”的有更大数量，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合在一起是几千万人，这些人怎样作为人才很好地培育和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公职人员这些我们实际上必须看作精英的人才，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还碰到这些年困扰我们的怎么样防腐反腐，制止不正之风这样严峻的挑战性问题。国际上那些经验，比如区分政务官、事务官，中国人曾探讨过，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等等。这些我们点到为止地摆一下。

如果看到有这样的人才梯队培训的需要和人才培训必须结合改革之后，我们再看看实际生活中的要素流动。在制度创新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要素流动中，人才供给有规律性的特点值得总结。比如，我认为对低中端的人力资本，更多考虑的是“为我所有”，看能不能把这些人吸引过来。现在对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抢人大战，是在低中端，并没有涉及到高端，这方面很多城市的决策者或者省级行政区的决策者，在他们中心城市的考虑里，有敏感的意识，重视人才，想通过种种优惠条件形成所谓抢人大战，希望把这些人才留下来，这叫做为我所有。在企业层面，我们注意到像“海底捞”总结的企业文化就是善待员工，要员工以主人翁的意识发挥他们内在的积极性，把这个企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家。海底捞的超常规的发展有人总结过，而且说了一句，“海底捞你学不会”，我看过那本书，要学它，照猫画虎往往不一定行，但是海底捞确实对我们有启发。在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很少讲员工主人翁意识的情况下，海底捞却坚持这样一个企业文化。另外，我们得评价一下：一大批中心城市抢人的机制设计，国民的是物质利益的吸引和激励，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加上其他更丰富的内容？这当然也有待于在各个城市展现自己的发展远景和吸引人才，使人才看到自己未来人生舞台的纵深这方面，有更多的经验积累，各自还要会各自不同比较优势这方面的博弈。

还有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前面所说到人才流动性——他们必然要流动的话，现在体制内张小平这个案例里体现的，其实是讨论了若干年的矛盾凸显。我们体制内像张小平所在的尖端科学的航天科研领域，矛盾问题是实际的待遇不足以吸引人才使他们稳定效力。如看一下国企这方面，也有已议论了好久的国企限薪，限薪很容易形成人才被挖走，也就是人才流失问题。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人才流失，也已被人们议论了若干年。这方面如果简要地说，国企限薪，对于组织部门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任命的带有官员身份的高管，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由企业家市场竞争而出、全国竞争性招聘，最后胜出从而进入这种高管位置的人员，这种限薪并不合适。怎么样把这两个轨道结合在一起，值得探讨。远景上我认为是要越来越多争取以市场竞争机制产生国企高管，而不要再一味地以组织部门直接安插国企高管的方式去形成领导班子，这都是配套改革要逐渐解决的问题。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人才流失值得注意，对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良策，再往前发展，如果看出去5年、10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样的问题不协调好，我们会面对进一步的矛盾凸显而丧失机遇。

另外一个轨道上，是关键的少数人——这是特别稀缺的高端人才，我觉得更多的要考虑“为我所用”。我刚才参加上面一个单元的时候，感受在山东就是眼界一直放到全球，对全球的专家、高端人才，以购买服务的机制为我所用。当然有些人到中国以后，也可能愿意取得类似于现在已经有的中国绿卡，但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聘任合同，在中国服务，一年、两年、三年，这种对专家购买服务的机制，是一个很好的智力支持机制，能够得到高端人才实际的贡献。同时，一定要有通过购买服务形成对于高水平战略规划支撑的意识。地方局部突破的案例，比如固安的连片开发，其高水平规划也是购买智力支持的成果，也正是属于人才“为我所用”。现在固安已经成为全国PPP的示范样板，它于千年之交对那个启动的规划方案，是当时的民营企业华夏幸福基业用三千万人民币（当时可是一笔大钱），购买了美国的高水平专家团队所做出的规划设计。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在高端的战略决策方面，实际也是吸引外脑，利用这种以借用外脑来支持自己把规划水平提高的机制。各地、各行业、各企业集团一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辖区、行业、企业、单位的供给侧方案，一定要定制化设计，而其中在这种高水平智力支持方面购买服务的机制，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看重的机制。

另外一点，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要讲物质，也要讲精神，讲人文关怀。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理想情操的引导，这方面怎么结合好，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其实经验还不足。有的时候走到一个极端，就是强调无私奉献；另外又有时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靠不惜重金。其实两个方面应该结合在一起，处理好合理结合在一起的高水平。我不认为简单地讲无私奉献能解决现在这个时代吸引人才的问题，我也不认为只靠重金就能够合乎意愿、源源不断地形成高水平人才梯队的支持。怎么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好，把科研人才的待遇处理好，特别值得指出：中国实际生活中要警惕和纠正很容易发生的一味按照官本位、行政化的规则对待人才供给的偏差。前几年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问题，中央发文纠正，克强总理批评繁文缛节，批评那些荒唐的规矩——学科带头人，科研负责人，产学研结合一线领军做课题攻关的这些知识分子，被行政级别、官本位的一套去约束他的经费使用，给他们施加违背科研规律的条条框框和压力，这些方面有带着荒唐意味的现象在中国发生，不讲知识分子政策，无视讲相关的科研规律。中央发文非常明确地确立了尊重科研规律，尊重知识价值的方针，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好地领会中央文件精神，争取尽快把它落实到细则上。很遗憾，中央2016年发文的时候，要求年底有关部门出《细则》，但直到现在《细则》仍然没有出来。

在说到上面的观点研讨与勾画以后，我觉得在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里，把人才的支撑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旧动能转换组成部分，非常值得肯定。我认为山东在今后的发展中间积极发挥人才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一定可以支撑在山东今后的区域超常规发展中，表现出它应有的累累硕果。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