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阎云翔老师讲新家庭主义

6月18日，清华熊知行楼，阎云翔老师，《新家庭主义的崛起——从“家庭”变迁中审视转型社会下的个体生活》。受教之机，略叙管见。

1 代际关系中的亲密性变革

“新家庭主义”（new-familism）是基于西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而纠正极端个体主义，描述的社会成员向家庭（纽带与意义等）的回归。针对中国本土，阎云翔老师提出了“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的判断。

在这种“改头换面的、新瓶装旧酒的”新家庭主义模式中，个人的幸福变得重要、个体不会放弃满足欲望，但这些却仍然不能被堂而皇之地追求，小我的牺牲依旧被称赞和需求。体现在实用层面，就是家庭联系的加强，家庭作为战斗单元的延续。城市出现的父母包办的离婚、乡村父辈对“孝道”的理解不再期待“顺”等事实，都是对这一新家庭主义的表达。

生活中，夫妻关系这一横轴的地位上升已是家庭核心化的不争之题，那从祖荫下脱嵌出来的纵轴——代际关系呢？面对拥有不同生活际遇（与特定世代的社会性有关）和认同取向（与生命历程的阶段性相系）的两三代家庭成员的互动，老师们提出了一系列概括：“父母权威的回归”（阎云翔）、“无限捆绑的代际关系”（吴小英）、“严母慈祖”（肖索未）、“多干事少说话”的“第二个保姆”（沈奕斐）、“协商式亲密关系”（钟晓慧、何式凝）……对此，我们或许可尝试从“亲密关系的变革”背景出发。

吉登斯说，“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在人际间平等的语境中与别人、与自己交流情感”。汪民安将这一变革的表现归纳为两性平等、个人自治、生活政治民主化、激情的私有化、快感要求和反常爱恋形式的涌现等等。在代际关系的亲密变革中，民主、平等、尊重、关爱、和睦，都成了值得向往、受到鼓励的想象。

这不是说代际关系真正实现了、（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些）可以真正实现理想型的亲密关系变革，但我们能在现实中看到、听到和感受到这样一种趋向，即使它更多是在外显的、表层的、不充分的形式上。因为代际间在情感、服务和物质上的彼此需求与依赖，也同样有迹可循。

这种代际（形式）亲密关系变革发生的要素林林总总，如国家对家长/家族权威的消解、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身份、消费主义以消费能力定义个人的“平等”态度、生活世界里心理学话语的拓延渗透，等等。

如果说传统的代际关系是密而不亲（“密”是由经济、伦理、血统等被捆绑出来的），那么现代的代际关系就是又密又亲（“密”指种种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的依赖或干预），或许一个可期许的代际关系是亲而不密，感情互惠、精神独立。

2 家庭与家庭中的个人

新家庭主义的崛起也引发着阎云翔老师对“个人主义”的反身思索：“西方那种经典的个体主义可能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大环境，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达到那种状态”。与西方建立在超验预设上的个人主义相对，在差序格局的“文化底蕴”中，以关系网定位自己的、实用性的文化和现实倾向，可能使纯粹原型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很难很难出现。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以借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参与到对这一议题的体察中来。其一，“伦理有宗教之用”和“以道德代宗教”的内涵，“意谓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安慰和勖勉情志、涵养并超外知识，无不孕育乎人伦。可见不像宗教的超越性面向，伦理把人拴在一根根的连结上、纳入一圈圈的网路里、也烙在一层层的现实中。所谓关系自我、情境主义、特殊取向和日常权威等概括，莫不与此有关。

再就是梁先生说的，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不论是经济合作社、生产战斗单位、情感港湾还是风险共同体的定义，家庭的重心即使从祖先转移到孙辈（下一代），依然在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意义建构中占有很大分量。由此来看西方话语下的集体-个人二分、家庭-公民社会-国家三分，想想家庭的位置如何安放与认识，具有真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吧。

此外，面对西方新家庭主义的出现和中国家庭主义的弹性，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的判断中去汲取滋养。

但是将中国式个体主义等同于置个体为手段而非目的的轻浅狭促，因而便缺乏了意义感的断言，合适与否？在关系中建构自我，特别是在家庭中认同己身，就必然意味着工具性取向（事实判断是否如是）的不高大上（价值判断是否正当）么？

阎云翔老师认为过去对祖先的崇敬有助于公共性的延续承袭，概是祖先能无限扩大，“群体的成员可以通过过去那个祖先联在一起，这样就建立了一个领域叫做公德”；转到孩子则不然，乃因后代不能永远扩大，“超不过三代”。所以“向下走的家庭主义”是对公共空间、社会组织的挑战。

触摸到脚下的历时性土壤，能够更好地去认知共时性话语。我们不妨想想在家本位的语境中，伴随中产话语的主流化，以子代幸福和成长来着眼立足的家庭观，会不会也有推动公共空间长出来的可能？比如因教育、雾霾、消费和亲子互动等而引发的讨论与行动。

3 一点矫情的反思

在交流环节，对无意义感、道德滑坡、父母皆祸害小组等的提出，起初总觉得是学者们由于年龄代差等聚焦出的问题化：真的是那样吗？我觉得现在人们生活挺有意义的，现实是忙是累，可人们都挺开心吧？老年人养老那么悲情和冲突么？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要娃，是普遍地被焦虑着的“大龄未婚女青年”之困境么？和师姐、师兄、室友聊了聊，才意识到可能是把自己（无论个性还是历程）泛化而以之为常了。

再如课上说过80后90后们成家育儿的过程，也同时在更深地感受父母、与父母和解。曾经的叛逆和“无公德”，在“人到中年”后也渐渐从对主流、“正常”的离散转向了聚敛。问妈妈，说姐姐们确实如此。

由此想到，现在学界对种种变革之爆发与影响的理解，无论是对其先前社会肌体内部的探微（这内里为爆发奠定了更多的基础），还是对那以后日常现实做出返拨的描绘（这应对弱化了变革凌空蹈虚的强大刺激），都映证出“生活”“日子”的力道与筋道。

平地炸响一声雷是硬币的一个面向，另一面的生活世界这个“至尊现实”，往往不声不响、不疾不徐、不抗不争，走着自己的轨迹与故事。所谓“静水流深”，大抵洵不虚呢。